作者：李新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學界振奮之餘，也面臨一個自己長期爭論、公眾萬分關切、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問題：良渚古城遺址為代表的高級政治—文化體的出現與中國文明的形成是什麼關係？甚至發問：良渚文化是不是中國文明？

 

大一統“怪圈”的錯誤認識

 

這樣的疑惑源於對中國文明形成的錯誤理解，蘇秉琦先生將這種認知稱作大一統“怪圈”。

 

第一個錯誤是：“黃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下，或認為中國史前文化的演進一直是在先進的中原地區的引領下完成的，這樣的引領推動了各地區的一體化，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共同體；或認為中原地區因地處“花心”一樣的核心地理位置，“易於受到周圍文化的激蕩和影響，能夠從各方面吸收有利於本身發展的先進因素，因而有條件最早進入文明社會”，率先形成達到“早期國家”級別的政治—文化體，被“花瓣”一樣的周邊地區尊奉、也尊稱為“中國”。此“最早的中國”呼聲最高的競爭者包括夏王朝對應的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二里頭文化，以及與古史記載的堯的統治中心相符的晉南臨汾盆地的陶寺文化。良渚文化處於被引領的地位，未得花心之正位，屬於周邊花瓣之一，不能作為中國文明的代表。

 

更有學者將二里頭文化的出現解讀成與以前各地區文化發展沒有密切關係，是“斷裂”式地橫空出世，是“西風”勁吹、“青銅文明”傳入的結果，中國文明形成因此呈現出“無邊落木蕭蕭下”“我花開後百花殺”和“月明星稀”的畫面。也就是説，距今約3800年的二里頭文化定鼎中原之前，很難説中國文明已經形成，良渚文化的地位更是可以忽略。

 

第二個錯誤認知是中國早期文明重王權和軍權而排斥神權。

 

依據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的西坡遺址和墓地的重要發現，有學者總結出“仰韶古國”的發展模式是“軍權、王權結合的基礎上突出王權”，具有“穩定內斂、重貴輕富、井然有禮、樸實執中”等“令人仰慕”和“足以服人”優良品質。這樣的社會發展道路更加務實，通過祖先崇拜維繫的社會群體也更加穩定，持續發展，成為三代文明之開端，此後數千年綿延不斷。

 

與此相反，紅山社會獨重神權，良渚社會雖然王權、軍權和神權並重但仍以神權為主，兩者均屬於“神權高於一切”的模式，“無所節制地將社會財富大量揮霍于非生産性的宗教祭祀設施的建設和活動上，掏空了社會機體正常運轉和持續發展的基礎，使社會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同時“掌握神權的巫師，不是靠自己的軍事才能和行政才能管理國家，而是靠向神致祭、同神對話秉承神的意志和個人想像來實現領導”，這導致此模式的必然失敗。

 

 

良渚遺址公園一隅 杭慶龍攝/光明圖片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神人頭像 資料圖片

 

 

紅山文化的玉勾雲形器 李韻攝/光明圖片

 

 

良渚遺址出土玉器上的神面 資料圖片

 

 

良渚遺址出土的神人獸面紋玉琮李韻攝/光明圖片

 

 

石峁遺址大臺基南護墻出土的石雕細部 資料圖片

 

“最初的中國”的新視角

 

20世紀80年代，蘇秉琦提出的“區係類型”和張光直提出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跳出了“中原中心”模式的“怪圈”，正確指出中國史前文化的演進並無強勢中心的主導，距今6000年至5300年期間，各地區獨立奮進，在自身傳統基礎上發生“裂變”，都達到過相當高的發展程度，出現蘇秉琦形容為“滿天星斗”的眾多“古國”；在獨立發展的同時，各地區也因密切交流和“撞擊”，形成了一個與早期歷史時期中國的核心範圍契合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範圍的認知，催生了蘇秉琦所説的“共識的中國”或張光直所説的“最初的中國”。這個“中國”並非佔據“天下之中”的某個高級文明體，而是相當於周人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的“天下”，是覆蓋《禹貢》“九州”範圍的文化共同體。

 

在這一模式中，“古國”的出現和“最初的中國”的誕生可以被認為是中國文明形成的標誌，“中華文明五千年”並非虛言。在此之後，“最初的中國”內各地區發生了跌宕起伏的文化興衰和動蕩整合，包括約距今5300之後紅山文化、淩家灘遺存和廟底溝類型等“原生型”的古國衰落、大汶口文化之西進和屈家嶺文化的北進；約距今5300年至4300年良渚的興起和衰落；約距今4300至3800年陶寺文化的興起、石峁的興起、石家河文化的興起、河南和山東龍山文化諸城林立局面的形成、龍山文化勢力之南下和後石家河文化的衰落；以及距今3800年二里頭文化的勃興。所有這些重大事件都應該以“最初的中國”的視角去解讀，即每一個事件都不是獨立的，都源於各地區的互動，也會對各地區産生深刻影響。正是在這樣的互動中，各地區彼此吸收著經驗和教訓，開展著適合本地區文化傳統的政治實踐，各地區的一體化也因此日益加強，一些成功的王者開始産生天下一體、協和萬邦的政治理想，構思蘇秉琦所説的“理想的中國”，直至距今3100年前後，周人終於第一次以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建立起“現實的中國”。

 

良渚文化和中國文明的關係正需在此“最初的中國”視角下認識。

 

“熔合”的碩果

 

良渚文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發展高度，其開創性成果至少包括以下幾項。

 

一是興建中國史前時代第一個都邑。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分為三重，內城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外有郭城，總面積達800萬平方米。內城中心為人工堆築的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35處大型建築基址。

 

二是首次完成大規模水利系統的建設。古城周邊水利設施包括阻擋山洪的土築水壩和引水渠道，水利調節面積達100平方千米以上。

 

三是對大量農産品的控制。古城內倉儲區發現稻穀遺存近200噸，附近的茅山遺址發現5.5萬平方米稻田，被稱作“國營”農場。

 

四是社會上層對大規模手工業生産的管理。古城內及周圍區域發現玉器、石器等作坊。

 

五是完成薩滿式宗教的系統化，使之成為凝聚和管理社會的重要手段。高等級墓葬以儀式用玉器為最重要的隨葬品，琮和璧等玉器上有達到微雕水準的神人獸面和神鳥等精細刻畫圖像，蘊涵宇宙觀和宗教信仰，表明神權的突出地位。

 

六是制度化的王權和軍權的形成。主要證據是高等級墓大量隨葬玉鉞和石鉞。

 

良渚文化分佈的環太湖地區，聚落等級清晰，以玉器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禮制系統具有廣泛的一致性。因此，學界普遍認為良渚社會基本符合中國考古學對於“文明”社會的定義，形成了比一般“古國”更加成熟、可以稱作“早期國家”的高級政體。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正表明世界學界對其文明發展水準的認可。

 

從由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和分佈地域看，良渚文化的主體人群應來自崧澤文化，但東山村崧澤文化大墓中以陶器為主要隨葬品，未見具有宗教內涵的玉器。良渚和宗教氣氛濃厚的淩家灘的聯繫久已引人注目，淩家灘的突然衰落和良渚遺址群的勃然興起應該不是偶然的巧合。紅山文化對良渚的影響也日益明確。牛河梁儀式中心表明紅山社會上層以宗教權力構建了龐大的政治組織，這樣的前無古人的實踐很可能被傳遞給良渚，成為其構建同樣以宗教為核心的高級政體的範本。

 

總之，良渚早期國家是熔合“最初的中國”內各地區政治實踐經驗出創造的輝煌成果。

 

宗教傳統的傳承

 

良渚文化的衰落是距今4300年前後“最初的中國”內的重大事件，並非誤入歧途的反面典型黯然離場，而是産生了深刻影響，其中良渚整合過的薩滿宗教傳統的傳播力尤其引人注目。良渚最重要的玉器琮和璧在各地廣泛流行，源自良渚宗教的獠牙神面、龍形動物、神鳥和代表昆蟲蛻變和羽化法力的蟬的形象在龍山文化、後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被突出表現，玉器成為這些文化表達權力和等級的重要載體。

 

這些現象讓人聯想起中美洲地區在特奧提瓦坎文明衰落後，瑪雅文明各城邦對這一聖地的爭相模倣；以及瑪雅文明衰落後新的羽蛇神信仰的廣泛流行。這些薩滿式宗教元素其實也被二里頭文化繼承，並一直沿襲到商代晚期。中國文明和世界範圍內的其他原生文明都一樣重視宗教神權。

 

良渚文化的影響應該不僅限于宗教傳統，石峁遺址和龍山文化堯王城遺址同樣具有兩重城墻環護高臺的都邑佈局，堯王城遺址發現與良渚類似的底部鋪墊石塊的築城技術。我們相信，隨著考古資料的豐富和研究的深入，上述良渚在六個方面的創造性實踐的影響都會越來越清晰，良渚在中國文明形成進程中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也會越來越明確。

 

簡而言之，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良渚早期國家的出現是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重要實證，是“最初的中國”第一個燦爛結晶；良渚文化對龍山時代和夏商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産生了深刻影響。良渚申遺的成功再次提醒我們，應以“最初的中國”內各地區多元互動、“撞擊”“熔合”的視角分析中國文明起源的宏大進程，跳出“大一統”的怪圈和古史的窠臼，建立真正的“中國學派”的文明起源理論體系，領悟中國文明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