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下午，與紀錄片《藏家》總導演車愛琳約定見面。剛一坐下，她率先發問，“我要先問一個問題，你最喜歡哪一集？”

 

“第四集。關於徽派歙州硯臺傳承第一人周小林的內容。”我回答。

 

她頓了頓，微微笑著，又説：“果然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我反問了她同樣的問題。經過很久的沉默，她回道：“你是第一個問我這個問題的人，我最喜歡的是……第五集沒有播出的版本。”

 

車愛琳最喜歡的第五集《明心見賢》，講述了台北收藏家何國慶收藏明代先賢書法墨寶的故事。未播出版本長達50分鐘，遠遠超過了《藏家》單集時長25分鐘的設定。於是，她只能割愛，再次剪掉25分鐘，才與觀眾見面。

 

 

紀錄片《藏家》，到底講了什麼？

 

《藏家》分為六集，每集講述一位中國收藏家的故事。這些“藏家”都是老先生，與新中國基本同齡，平均年紀在70歲左右，包括收藏戲服的陳申、收藏瓦當的任虎成父子、內畫大師王習三父子、收藏歙州硯臺的周小林和收藏明代書法的何國慶，以及珍藏早已被淘汰的國産收音機的邱健球。他們窮其一生，投入無數的時間和金錢，用一己之力搜尋著他們熱愛的瑰寶，成為了“藏家”。

 

車愛琳和團隊從2018年7月開始策劃，歷時兩年製作完成，于2020年12月8日-12月13日在央視紀錄頻道CCTV9播出，2021年元旦復播。製作團隊用攝像機走進六位收藏家的生活，“尋找藏的初心，家的根源”。

 

“你知道我看完《藏家》之後，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嗎？”我終於要開始提問了。

 

“你先不要説哦，讓我猜一下！”……

 

 

小眾藏家

 

收藏門類各異 內容多元

 

2018年7月，車愛琳接到了《藏家》的項目文案。那時，陳申先生和王習三先生已經確定參與拍攝。之後兩個月的時間，依靠著車愛琳和團隊中不同的記者早年採訪所積累的人脈關係，團隊不斷增加拍攝人選，最終有十余位收藏家進入備選範圍。

 

兩個月的時間，車愛琳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確定最終要拍攝的收藏家。當時，他們還曾計劃拍攝收藏家馬未都，但經過反復考慮，認為觀眾對他的熟悉度比較高。最終決定只拍攝較為小眾的收藏家。

 

最早被確定下來的收藏家有五位：陳申，攝影史學者和中國戲曲服裝的收藏大家，三十年間走訪各地，搜尋不同種類的中國戲曲服裝，如今收藏量達五百餘件；71歲的任虎成是中國瓦當收藏大家，收藏瓦當的數量高達八千余件，涵蓋了瓦當的全部類別；王習三先生，當代最傑出的內畫藝術大師，在河北衡水創辦了“冀派內畫”；周小林，“歙硯第一人”，他收藏的三百餘方歙硯，承載著徽州的文脈；台北收藏家何國慶，被稱為“中國萬曆文化復興的引領者”，他收藏的明代先賢的書法墨寶，涉及明代思想、政治、軍事、教育、藝術等十余個領域，人數高達一千兩百位。

 

儘管五位收藏家門類各異，他們的藏品都是中國燦爛文明的一種凝練，但是車愛琳導演希望紀錄片的內容能夠更加多元，“我希望種類上可以搭配一下，能夠再找到一位藏家可以和現代接軌，這樣的脈絡會更加完整。”

 

車愛琳在微博上看到了“中國第一家收音機博物館”。 她經過了解後認為，“收音機承載的是我們從無到有的過程，當時的科學發展不如西方這麼快，我們的無線電是在他們有工業革命之後，在裹挾下不得不進入工業革命。我們的無線電就是在這樣的歷程中出現的，我們先模倣、山寨抄襲，最後自主創新。”

 

於是，他們找到了邱健球。邱健球用“不同品牌的國産收音機，為中國撰寫了一部電子工業發展史”，他將個人收藏的2000多臺國産收音機，捐贈給中山博物館。因此，中國第一家收音機博物館在廣東中山市落成。

 

六位藏家應邀拍攝，車愛琳的團隊自此開啟了長達兩年的製作。

 

 

無旁白解説

 

不吹噓、不誇張、不宣揚所謂的偉大

 

“我們不做什麼？”在拍攝之前，車愛琳這樣問自己。

 

最開始，團隊更傾向於常規的科教類紀錄片，著重講述收藏家個人是如何找到藏品以及藏品本身的故事。而車愛琳根本不想做常規的命題紀錄片，更不想把重點只放在藏品上。“如果片子用那麼多解説去介紹藏品，那就不需要拍攝這六位收藏家了。我們完全可以直接去故宮拍藏品，那裏有拍不完的珍寶。所以，在我們的片子裏，藏品只是幫助我們理解藏家的媒介。”

 

車愛琳回答了自己的問題。最終，這次的紀錄片“不做説明文”“不吹噓、不誇張、不宣揚所謂的偉大”“不做分不清主次的故事線索，要在人物和藏品中游離”。

 

因此，《藏家》成為了車愛琳導演生涯中製作的第一部無解説的紀錄片。

 

使用解説詞的方式，某種程度會讓觀眾感覺距離他們有些遠，而《藏家》則是讓藏家去訴説自己的一生，“聽到他們的聲音，就像聽我父親的聲音一樣。我覺得紀錄本身更重要，而不是去描述他的功績。我也希望觀眾可以自主地去共情，去感受。”

 

無解説，意味著畫面要更加豐富，拍攝素材要更加全面。團隊原定的單機拍攝計劃不能滿足無解説的要求。車愛琳堅持再加一個機位，變為雙機拍攝。“雙機拍攝是為了保證畫面的靈活度和豐富度。當他們坐在鏡頭前講述時，單機的畫面會過於單調，我們需要讓畫面有變化，不然觀眾在觀看時會覺得無聊。現在大家的時間太寶貴了，別人為什麼要花25分鐘的時間看這個故事？我們一定要對觀眾負責，不能讓他們看完一無所獲。”

 

多一個機位，意味著多一件器材，多一位攝影師，更意味著項目預算超支。更讓車愛琳沒有預想到的是，原定一年的拍攝週期遠遠不夠。他們做拍攝計劃時，沒有考慮到老先生們需要很長時間的休息。老先生們中午要午睡，睡到下午兩三點才能繼續拍攝。所以，每天的拍攝時間只有六個小時。

 

何國慶先生也習慣每天午休，但拍攝時他主動表示要放棄午休時間。何國慶的兒子跟車愛琳説：“他總是會説沒關係，但他每天都要午睡的。”此後，團隊便尊重老先生們的午休時間，就算誰打算堅持拍攝，團隊也會要求關機暫停，讓他們去午睡。

 

“何先生只要一來北京，我們就要去拍攝。還有周小林先生，我們每一個季節都去拍攝，你可以在片子裏看到春夏秋冬不同的場景。”寒來暑往，拍攝週期整整延長了一年。

 

車愛琳把項目預算全部花完又自掏腰包，才順利完成了《藏家》的拍攝。

 

 

拆解重建

 

接近他，超越他，還原最真實的他

 

“我們要做什麼？”是車愛琳的又一問題。

 

《藏家》不想以常規的視角講述，要把看到的藏家真實地展現給觀眾。現在許多人對收藏家有著很深的刻板印象，以為他們只是一群有錢有閒的人，收藏只是他們的興趣愛好而已。

 

車愛琳要打破這樣的形象。什麼是藏家？經過觀察，她梳理出了藏家不同的階段：收藏家最初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滿足虛榮心。之後，藏品達到一定的量，又有一些事情促使他們的人生有了變化。像何先生最開始有了王陽明的真跡，挂在家中讓友人來欣賞誇讚。但是，直到他的父親去世後，他才開始回望這件事，認為要再買些藏品，並且不斷地學習……漸漸地，他們把收藏當作愛好，成了一種社會責任，也成為了他們個人的使命。

 

除此之外，因為收藏，他們又找到了自我。“一個人從熱愛到著迷到癡迷，這是一個人昇華的過程。他去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他們最初並沒有想過自己對社會或者歷史産生怎樣的價值。因此，我們在看他們時，不用受制于這些藏品，不論是硯臺也好，還是戲服也罷，都不重要了。他們只是用一生精力，找到了自己。”車愛琳講道。

 

老先生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終日埋頭鑽研，直到車愛琳的出現，讓他們看到了自己作為藏家的“高度”。在台北拍攝何國慶先生期間，車愛琳將自己以上的感悟講給了他。

 

 

“何先生，你不覺得你的人生已經到了一個高度嗎？”車愛琳説。

 

“什麼高度啊？”何先生問道。他聽完車愛琳的感悟，又講，“哇！真的嗎？那我好棒啊！”

 

過了會兒，他又問：“愛琳，我真的有這麼好嗎？”

 

“我覺得挺好的，我很羨慕你們。”她回答。

 

“我從沒覺得，但是聽你説完，我好喜歡你説的這個人哦。”何先生笑道。

 

車愛琳形容自己是“拆鬧鐘的人”，“我需要把鬧鐘拆開放在桌子上，就能看到一個個細小的零件，我再將這些零件按照我的方式重建它們。”

 

周小林先生是被“拆開”又“重建”最徹底的藏家，他的故事也是最純粹的。這一集開篇便是周小林先生拿著一塊黑石，他感慨道：“這樣的黑石，我看了一生，怎麼都看不夠。”這一集紀錄片要表述的就是，周小林所做的事情是中國古徽州文明裏重要的載體。

 

那麼，面對這樣的藏家，要如何拆解重建呢？他們不停地拍攝，此為拆。拍攝周小林吃飯、回答問題、工作……打破著原有預設的想像。剪輯就是重建，立場要保持公正、公平和客觀。

 

“我要重建的立場是，他首先是普通人，之後才是他的收藏對整個文明體系有什麼價值。因此，不能憑個人喜好去重建，個人的喜好太淺薄。我們的重建就是盡可能接近他，還要盡可能超越他，還原最真實的他。同時，我還要點醒他，告訴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是這樣。這就是我的工作。”車愛琳分析道。

 

 

赤子之心

 

學習，是老先生們每天的功課

 

其實，車愛琳在明白到底要做什麼之前，經歷了漫長的迷茫期。

 

從2018年7月開始，一直到2019年12月，她都找不到需要告訴觀眾最關鍵的點到底是什麼。“剛開始太苦惱了，就像是明明知道觀眾特別喜歡的‘甜點’在屋子的正中央，可是它的外面是一層一層的門。我們必須要不斷打開門，才能得到觀眾最關鍵的點。而在這之前，所有的人都像是無頭蒼蠅一樣在拍攝。不過，我們團隊每個人都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沁潤。我們就記著，要讓觀眾受益。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感動，怎麼讓觀眾感動呢？”車愛琳講道。

 

而2019年12月，車愛琳一下子得到了“甜點”，是因為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楊儒賓講的一句話。

 

“我一直試圖去理解何國慶先生做的事情。以何先生的經濟能力，去收集流散在全球的明代先賢的墨寶，然後把它們保存下來，這件事真正的價值在哪呢？”車愛琳回憶自己的提問。

 

楊教授反問了一個問題，“愛琳，我請問你，你要是把這些先賢全部從中國歷史上去掉，我們做中國人還有意思嗎？我們該拿什麼去教我們的孩子呢？”

 

她聽完之後，明白了何國慶先生——他更像一位“使者”，專門和明代人打交道，幫助我們連接古代，傳達他們的精神。儘管楊教授的話“對於整個六集的內容可能不是最要害的”，但是他點醒了車愛琳。她思考著，當觀眾看完六位老先生的故事之後，能夠明白我們的民族文化是特別的，是能夠讓我們驕傲的。但是驕傲完了之後呢？

 

“驕傲之後，請回到人間”，這是《藏家》給出的答案，不是讓觀眾看完之後驕傲，是要讓觀眾明白自己需要做什麼。“驕傲只是很短暫的，我們要行動，至少從學習和了解開始。”

 

 

《藏家》中，瓦當收藏大家任虎成和內畫藝術大師王習三，都將一生所學傳承給自己的兒子。

 

任虎成先生曾是修了一輩子古代建築的泥瓦匠，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任虎成與兒子任軍宜將個人積蓄幾乎全部用於收藏瓦當。據他的兒子任軍宜説，任虎成身上的病實在太多了，心臟病、膽結石、高血壓、冠心病……“我們能想像到的病，他基本都有”，但是任虎成先生“一修復瓦當，有時就能修到淩晨一兩點”。

 

2010年，中國第一個“秦磚漢瓦博物館”在西安建成，任虎成的兒子任軍宜擔任館長。“古代文物中文字的清晰度能達到瓦當這種程度的，幾乎沒有。這裡展出的瓦當，能讓人們更好地體會到秦漢的書法篆刻。”

 

在《藏家》的鏡頭中，王習三先生站在兒子王自勇身旁，教他畫下傳神的內畫煙壺，“畫山水，要靠‘雲氣’。風向要注意，不能讓人看出是逆風了。讓人挑不出毛病，那才算是一個上乘的作品，人家把煙壺拿在手裏，越琢磨越心曠神怡，越看越好。如果越看作品毛病越多，人家就掃興了。”

 

兒子王自勇也幫助父親完成了願望，父子二人創辦了中國唯一的內畫煙壺博物館，將個人的千余件內畫煙壺收藏分享給大眾。他們共同撰寫的《中國內畫圖典》，也成為內畫藝術第一部權威性參考文獻。

 

學習，是老先生們每天的功課。雖然在人們眼裏，他們已是步履蹣跚的老人，但是他們勤奮學習的態度卻絲毫未減。“春風無一事，粧出萬重花”，在車愛琳看來，這六位藏家就像是春風一樣，沒有任何功利心，給我們的世界裝點出“傳承”的花朵。文/本報記者 韓世容 供圖/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