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迎春（甘肅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

絲綢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途。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中華文明以海納百川、開放包容的廣闊胸襟，不斷吸收借鑒域外優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獨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絲路精神。

世界文明體系如同百花齊放一般，獨立卻又包容，共生共存，一同構成了燦爛絢麗的人類文明；而各種文明之間並非完全對立衝突，彼此存在著交流融匯的契機。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就扮演著文明互鑒大會場的角色。季羨林先生曾經在《敦煌和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書中講道：“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絲綢之路自開通以來，不斷向東西延展，在數千年的經貿和文化交流中不斷養護著東西方世界。這條道路上不僅有用來進行貿易的絲綢、茶葉、瓷器、青金石、金銀器、碧玉，還有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膚色人群的文化，可以説，絲綢之路構建起了一架文明融合的橋梁。絲綢之路千年的發展歷史正是一部文明交流融匯的歷史，也用事實證明了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

和而不同，是文明互鑒的原則。孔子有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於個體認識的局限性，也因個體立場的不同，“君子”對同一事物的認識也許存在差異，但是彼此之間互相尊重。“小人”雖然表面上認同彼此的觀點，但是內心卻挾持偏見。這是古代先賢的做人準則，影響了中國社會數千年。

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就對此作了一個完美的闡釋。佛教來自古代印度，傳入中國之後，和古代漢地文化融合，形成富有特色的佛教文化。莫高窟雖然是一所佛教殿堂，但是它並沒有排斥其他文化的存在和發展。以莫高窟第285窟和249窟為例，在這個佛教殿堂裏，工匠依據佛教典籍，對傳自古印度的佛教圖像加以改造和創新繪製出來，同時按照《山海經》等漢地典籍，又繪製了神仙世界的圖像；不僅如此，他們還吸收了古代波斯瑣羅亞斯德教經典中的圖像元素，還有學者指出這裡也可見來自古代希臘地區的圖像元素。置身於這些洞窟，我們似乎能夠感受到幾種文明在此形成鮮明的“撞色”效應，反差雖然很大，但在古代工匠的丹青妙筆之下，卻又充滿和諧。佛教有雲：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在此，一窟一世界，可謂得之。

開放包容，是文明互鑒的前提。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文明的交流與借鑒。文明的發展也不可能建構在“閉門造車”基礎之上。只有對外開放，互相包容，彼此之間才會增進了解，開展對話。

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展示出無與倫比的大國風貌。究其原因，開放的對外政策，海納百川的氣度，是其中之一。唐朝長安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成為人們心目中東方世界的經濟、文化中心，絢麗迷人，不斷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到訪者。他們有政府使節、商人、藝術家、僧人，還有來華留學生。為了處理日益紛雜的外交事務，唐王朝專門在中央設置了鴻臚寺。此外隨著唐朝統治的穩定，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交通網絡暢通發達。據記載，唐朝和世界上7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使交好。匯集在長安的外國人部分短暫停留，也有人長期定居並逐漸融入當時生活，有的經商，有的甚至入朝為官。孫光憲在《北夢瑣言》雲：“唐自大中至鹹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諴，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岩廊。崔相慎曰：‘近日中書，儘是蕃人。’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也就是説唐代朝堂之上外籍官員不在少數，主要來自古代大食、波斯、新羅、高麗、百濟和日本。著名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在中國生活了50餘年，官至唐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為中日兩國的友好交流作出了貢獻。

在包容的環境之下，普通外籍民眾入華之後的生活也並沒有受到影響，特別是在宗教信仰方面。長安城內佛教寺院遍佈各處，著名的有大興善寺、慈恩寺、西明寺、大雲經寺、青龍寺、薦福寺、興福寺、千佛寺、光宅寺等。外籍人口的大量涌入，也促進了新興宗教的傳播。今天的中亞地區，在唐代時生活著被稱為“粟特”的民族，他們善於經商、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崇拜光明。他們牽引著駱駝和驢子，馱運著商品，從中亞地區一路向東，在絲綢之路的沿線建立起自己的聚落。長安就是粟特人聚集的城市之一。李白《少年行》有雲：“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所謂胡姬就是粟特商女，可見他們已經完全融入唐人的生活之中。據學者考證，粟特人主要生活在長安西市這個貿易集散地周圍的坊間，而且這裡還建有舉行宗教儀式的祆祠。除此之外，《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顯示，長安還立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信奉者主要是波斯人。如此一來，長安宗教就形成了一派色彩斑斕的景象，這種景象的産生無疑和大唐的開放與包容不無關係，而長安僅僅是漫漫絲綢之路上的一站。

經貿合作，互惠互利，是文明互鑒的有效途徑。絲綢之路繁盛的時代，貿易往來，互通有無，在維護絲路沿線國家的和平穩定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隋煬帝曾經派遣裴矩在甘肅張掖設立互市，管理對外貿易，裴矩依照胡商所述西域各國情況，撰成《西域圖記》。此後盤踞青海的吐谷渾向北擴張，一度中斷絲綢之路。隋煬帝因此派兵擊敗吐谷渾，並邀請西域各國使者商人遊覽東都。唐王朝實行積極對外開放政策，在邊遠地區設置互市監、市舶使。需要説明的是，絡繹不絕的使節帶來的不僅是遙遠國家的友好問候，更有迫切的經貿需求。據專家研究，唐朝時期來自歐洲以及亞洲周邊國家的使團入華之時，在沿途和長安都會開展貿易活動；在向唐王朝貢獻方物之後，唐朝皇帝又會對這些國家君王或者使臣賜爵封賞，回贈大量金帛財物。這種外交活動不僅加強了兩國之間的政治聯繫，還促進了雙方的貿易往來。

經貿合作，交換有無，自始至終是人類經濟活動發展的需求。任何一種文明不可能生産自身所需要的所有物品。也正因此，來自西方的石榴、葡萄、黃瓜、胡椒、西瓜……擺上了我們的餐桌；也正因此，我們欣賞到了琵琶所發出的美妙聲音，“大珠小珠落玉盤”；更是因為這一點，當陸路絲綢之路被阻斷以後，海上絲綢之路迅速成熟，中國的瓷器和茶葉乘風破浪，源源不斷輸往歐洲。

人類文明的交流融匯是不可阻擋的，和平相處是發展的主流。孔子有雲，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千年絲綢之路發展歷史中，中華民族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和自信，張開臂膀，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到訪者，在人類文明交流融匯的進程中不斷扮演著大國應有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