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正如本刊上期刊登的本期觀察所提：大陸可以把台灣問題放一放，先抓住未來5到8年發展戰略機遇期。

 

任何國家發展都離不開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是：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大行其道，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國際關係中不公正不平等現象依然突出，全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決。加上台灣問題的存在，一些國際反華勢力更可能與台灣島內的民進黨當局勾連，以台灣問題破壞中國大陸的整體外交戰略佈局，遏制、延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因此，台灣問題，又不能拖太久。

 

不斷踩紅線，臺美勾結已近“臨界點”

 

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間共同利益要遠遠大於分歧。過去40年的歷史表明，雖然中美在各個不同時期，都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政治分歧，尤其在中國台灣問題上，雖然美國按照其國內法“與台灣關係法”發展與台灣關係，還時不時拿“台灣牌”向中國大陸施壓要價，但兩國始終鬥而不破。

 

然而，隨著中國近些年經濟快速發展，尤其GDP越來越接近或超過美國一貫認為的維持世界霸權的GDP60%警戒線時，它開始對中國緊張。加上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美國這個守成大國越來越覺得不安，開始對中國採取各種手段，最終要實現讓中國經濟從此倒下。

 

於是，特朗普上臺不久，美國就發動了對中國的貿易戰、科技戰。

 

然而，中國制度下的經濟韌性並非像特朗普想像得那樣不堪一擊。即便美國下了狠手，中國經濟發展依舊“風景這邊獨好”。反觀美國，特朗普的“傷人1000，自損800”的昏招，讓美國民眾承擔了高額成本，很多美國企業因此走入困境。

 

這樣的結果並非特朗普所追求的。在使盡了各種手段都無法將中國大陸擊倒的情況下，特朗普開始拿台灣問題下手。在他看來，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只有觸及核心利益，才會讓中國感到疼。

 

看到美國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蔡英文似乎看到了“倚美謀獨”的機會。於是，主動要求台灣承擔美國“印太戰略”的支點，做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的“棋子”。

 

蔡英文還以台灣與美國等反華勢力有著“共同的價值”體系為由，主動建群、拉盟友，跟著美國等做“反華小卒”。

 

台灣的晶片技術和産業發展處於世界前列。特朗普把晶片作為美國制裁華為、中芯等企業的核心技術手段。作為台灣第一大晶片廠商，台灣臺積電等幾家知名晶片企業，一直是華為等大陸企業最大供應商，企業合作一直比較順暢。但當美國制裁華為等企業後，蔡英文便主動介入，支持美國制裁華為，不僅配合特朗普政府對華為斷供晶片，還禁止台灣使用華為産品，以表對美國的忠心。

 

民進黨當局的投懷送抱並沒有白費，在美臺勾連下，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開始炮製很多侵害中國主權、破壞中美兩國關係的所謂挺臺“法案”。從2018年3月炮製的“台灣旅行法”，到當年12月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從2019年5月“台灣保證法”，到10月的“台北法案”，再到2020年7月炮製的“國防授權法”。2020年8月，美國派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阿扎率團訪台，9月又派副國務卿克拉奇訪台。這是41年來美國訪台最高層級國務院官員。

 

此外，就在特朗普離任前夕，美國國防部再次宣佈向台灣出售總額2.8億美元戰地訊息通訊系統。這是特朗普去年第6次，也是上任以來第11次對臺軍售。這些售臺武器，明顯超出防禦的性質，帶有明顯的進攻性。

 

今年1月11日，特朗普任內只剩不到10天，國務卿蓬佩奧突然宣佈解除美國與台灣官員交往的自我限制。眾所週知，中美關係是當前國際關係領域最重要的、分量最重的一對雙邊關係，堅持一中原則對中美關係發展至關重要，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蓬佩奧的自我解限，意味著中美關係已近“臨界點”。

 

雖然特朗普下臺了，但他任內制定的一些臺美政策給中美關係帶來的影響卻可能長期存在，台灣問題仍舊是未來中美關係的重大障礙，並還將是未來美國政權用來對中國漫天要價、遏制中國發展的重要手段。

 

勾連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歐盟國家暴露民進黨“台獨”野心

 

由於意識形態等原因，國際社會一些反華勢力，和美國一樣，無法接受一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常發展，他們看不得中國的成功。在和中國交往中，和美國一樣，頻頻拿台灣問題和中國説事，台灣問題儼然成為中國大陸的軟肋，在外交上徒增很多困擾，耗費很多精力。

 

這樣的國際環境也助推了民進黨當局勾連這些反華勢力的野心。

 

除美日國家外，台灣當局開始與中國有邊界爭端的印度，以及有貿易爭端的澳大利亞，乃至其他如新西蘭、部分歐盟國家勾連。

 

隨著中印關係及兩岸關係都陷入緊張，印度政府內部“越來越多人支持推動正式啟動與台灣的貿易協議談判”。印度和台灣地區2018年簽署了更新的雙邊投資協議。就在去年10月初，印度政府批准了台灣富士康集團、緯創資通、和碩集團等的投資計劃，希望5年內在智慧手機生産領域吸引超過1430億美元的投資。

 

去年10月，《印度快報》和《政治家日報》刊登台灣“雙十”宣傳頁，上面刊登有蔡英文的照片及相關報道，並稱讚自由民主的印度是台灣的夥伴。印度主流媒體也紛紛以“中華民國”指代台灣地區，以“大使”稱呼“台灣駐新德里經濟和文化代表”。《印度教徒報》《印度快報》《印度時報》《經濟時報》等媒體甚至多次直接將台灣外事部門負責人吳釗燮的官職稱為“台灣外交部長”。

 

近期中印邊境對峙催生的印度國內反華情緒高漲，更讓印度和台灣地區很多鼓吹“印臺走近”的人蠢蠢欲動起來，接觸越來越頻繁，印度還派出曾就讀台灣大學的外交官作為印度駐臺代表，助力臺印發展“實質關係”。

 

除了印度，台灣還勾連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大洋洲國家。

 

去年末，澳大利亞莫裏森政府為尋找替代市場，打起了台灣當局的主意。澳前資源部長馬特·卡納萬表示，澳大利亞應該計劃與台灣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卡納萬説：“我認為與台灣達成貿易協定是絕對有意義的。它是我們國家的密友，也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卡納萬還聲稱，澳大利亞“不應允許另一個國家決定我們應該與誰最終達成協定”。

 

同在大洋洲的另一國家，去年5月初，台灣以“防疫外交”公關新西蘭。得到新西蘭副總理兼外長彼得斯支持，彼得斯稱其“個人支持”台灣地區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彼得斯還宣稱台灣是一個“國家”，並辯稱這是“出於國際衛生考慮”。

 

此外，民進黨當局近年來強化對歐關係，借助“友臺”議員、歐洲議會以及個別反華政客的影響力打“擦邊球”，謀求對歐關係“突破”。

 

在歐洲各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臺當局以歐洲議會為突破口，通過遊説議會提出涉臺議案、邀請議員訪台方式，製造所謂“對歐關係突破”假像。去年以來，歐洲議會通過6項涉臺決議案，重申歐盟將協同國際夥伴強化與台灣合作，堅定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呼籲歐盟與台灣啟動投資談判。8月，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率團訪台，並在台灣立法機構發表演講，是近30年歐洲國家訪台最高層級官員，也是45年來首位與臺無“邦交”關係國家的議長在台灣立法部門發表演説。

 

民進黨當局還以交流合作炒作臺歐“關係密切”。去年6月和10月，蔡英文在“哥本哈根民主峰會”和捷克“西元兩千”論壇發表視頻演説，被視為重要交流成果。臺外事部門負責人吳釗燮也在英國國國會中國小組、“西元兩千”論壇等發表視頻演講。9月22日，歐洲經貿辦事處、臺“經濟部”和“外交部”首度在臺合辦“投資歐盟論壇暨展覽”，15個歐盟國家參與展覽。

 

德國和法國作為歐盟主要國家，近年來和中國大陸保持著比較穩定的外交關係，但近幾年來也成了台灣當局勾連對象。

 

去年4月5日，臺防務部門發佈公告稱，將以8億元新台幣預算從法國採購“康定級”軍艦干擾火箭發射系統升級套裝。每艘“康定級”軍艦配備兩座DAGAIE干擾彈發射系統，採用全自動化，可發射14枚各類型干擾彈與熱焰彈，屬於電子戰反制系統。

 

而在去年3月底，86名法國議員和40名法國醫生學者聯署在《新觀察家》週刊發表了一篇題為《世界衛生組織應與台灣全面合作》的文章。文中，他們張口閉口把臺稱作“國家”。

 

去年10月19日，德國聯邦議院人權委員會在議會場所接待所謂“台灣代表”謝志偉，並以視頻方式會見了主管台灣數字信息産業的唐鳳及另外兩位台灣官員。該委員會主席延森還對記者説，此次會見取代了其原計劃9月底對台北的“訪問”。據了解，延森來自德國在野黨自民黨，該黨也曾公開支持過“港獨”勢力。

 

從這幾件事上可以看出，在臺當局大力拓展所謂“國際空間”的操作下，西方一些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上開始出現了鬆動，出現了一些政治和軍事上具有象徵意義的事情。

 

不能讓台灣問題干擾實現中華民族民族復興進程

 

我國已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這為民族復興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為我們引領世界大變局、塑造外部環境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台灣問題的存在，讓國際一些反華勢力覺得，台灣問題給他們遏制中國大陸發展和延緩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創造了更多機會。尤其拜登上臺後表態，將團結更多“理念相同盟友對抗中國”。

 

顯然，未來台灣問題仍將可能是這些國家牽制中國的重要工具，這意味著，台灣問題將是日益成為影響中國整體外交戰略和威脅民族復興進程的障礙。因此，解決台灣問題不能拖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