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瑞君（太原師範學院教授）

最近幾十年，宋代文學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新的時代，如何繼往開來，作出新成就，無疑是值得宋代文學研究者思考的問題。

個案研究必須有整體思維指引

宋代理學完成了融儒、釋、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既有張載、二程、朱熹等理學家的創造之功，也是宋代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思想開放的成果，更是中國儒學面對佛教、道教走出衝突融合的必然結果。而理學對文學的影響，如對南宋楊萬里、陸游等人的研究也不能僅僅從文學論文學，還必須結合其理學思想形成的過程，對其人格的影響，以及在不同階段對文學的不同作用，不能簡單而論。

經典不再是封閉的亙古不變的，而是需要發展的開放的。宋代的士人敢於弘揚主體精神，對經學、史學等都表現出不盲目信任的態度，而採取獨立思考、經世致用的做法。宋人具有開宗立派的文化自信，具有探索反思的批判意識，具有勇於革新的開創精神，具有很高的力行精神。這一點在宋代文學研究中，特別是個案研究中重視不夠。

歐陽修是金石學的開創者、書法理論家，更是有名的歷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是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蘇軾是政治家、哲學家、書畫家，詩詞文都為一流水準的文藝全才。有的治中國文學史的學者稱之為學術性的作家，而僅僅提及他們寫了經學、史學著作。一方面説明宋代作家獨特豐富的角色使理論顯得不足，另一方面提醒我們用單一的文學家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宋代作家，很難走進作家的世界。必須全方位審視、多維度分析、綜合研究，才能真正揭示這些作家的獨特思想、性格特徵、藝術風格。只有把宋代文學産生的獨特社會文化環境，文人獨特的生存方法、價值觀念，宋代政治思想、理學思想等基礎上形成的獨特的文化特徵，宋代文學繼承創新的時代特徵，放在總體的學術框架下，構建多元化的系統的實用研究方法，才能避免學術研究的碎片化。

宋代科舉的鎖院制度對文人深入交往及詩歌唱和的意義、祠官制度與因此産生的文學創作心理和文學風格，都必須從社會制度本身出發，而不能僅僅從作品出發。宋代文學中理性思維的因素比起以前任何一個朝代都豐富，這絕不能僅僅用理趣這一概念所能規範，而應該結合宋代社會對文學的多方面影響以及作家創作心理變化、文學自身演變規律等綜合考量。

宋代作家的作品數量大，對已有文本的解讀儘管成果豐碩，但是文本細讀的工作任務還很大。“寫作新的文學史，需要大規模地重新評判無數以往的個別作家和作品，需要新的名家名作，提出新的辯論，並和以前的價值判斷進行協商。”（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

對錯綜複雜的文學生態研究必須綜合考量

由於宋代社會文化的獨特性，再加之宋代文學的文本資料十分龐大，已有的研究成果對所有材料未能窮盡，在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上很有開拓的必要。黨爭表面上起因于政治見解之不同，實質上是新君與舊君、皇權與相權、皇權相權與臺諫之間、垂簾聽政者與當朝者等複雜關係的集中表現。每種力量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事件上所起的作用不同，作用的程度也千差萬別，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把複雜問題簡單化。宋代的黨爭不僅影響政治生態，而且或直接或間接影響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等文化層面，而文學與思想、學術、藝術之間的關係又千絲萬縷，如果僅僅局限于黨爭對文學家個體命運的考索，勢必把複雜的宏觀問題簡單化、微觀化。但如果僅僅宏觀概括，則很難解釋不同作家在不同階段的人生軌跡、創作心態與作品風格。

而今論黨爭，只強調鬥爭。許多研究者仍然用保守、改革歸類，其實司馬光、王安石、蘇軾都是積極主張政治革新的。但是在改革的措施、改革的速度、改革的重心上有較大分歧。北宋許多著名作家在黨爭中沉浮。然而黨爭形成的關係十分複雜，每個人在黨爭的不同時期命運之不同，既有必然性更有偶然性。新舊兩黨除了政治主張不同外，爭論的雙方不免出現過激甚至人身攻擊的言辭。産生這樣的結果，並不僅僅是政見不同，有的本來思想觀念、學術主張相異，有的在個人升遷過程中曾遭對方反對，有的多年形成積怨。隨著新舊兩黨在朝野的更替變化，以及不同階段的人生起伏變化，針鋒相對的局面也會緩解甚至根本改觀。黨爭既有鬥爭又有文學來往、才華性格的惺惺相惜。一個時期矛盾鬥爭是必然性，而另一時期交往關心甚至部分肯定對方也可能成為偶然中的必然。凡此種種，不能用簡單化的研究方法來下結論。

關於歐陽修嘉祐二年知貢舉的文學史意義學者已有論述。然而貶斥太學體看似偶然事件，但其中既有時代呼喚、朝廷支持的必然因素，也有歐陽修企圖扭轉文風的強烈的擔當意識與使命感的作用。對這一事件的文化史意義不亞於歐陽修對史學、經學、文學的貢獻。如果蘇軾不進入北宋政治中心開封，沒有捲入新舊黨爭的漩渦，沒有朝官、地方官的經歷，特別是沒有黃州、惠州、儋州的被貶生涯，也不會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

穆修、富弼是慶曆新政的主要倡導者，然而隨著歲月流逝，年齡增長，卻成為仁宗朝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紹興和議以後，在宋高宗與秦檜嚴刑峻法下的士大夫，大都投入了歌功頌德的行列，這是事實。然而每個作家的心態各異。有的在茍且偷安的強大現實面前收復失地的抱負根本無法實現，變得遷就現實，很不情願地加入了這個行列；有的出於畏禍動機；有的則純屬作為升遷的手段。張元幹曾經寫過《賀新郎·寄李伯紀丞相》《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強烈譴責高宗與秦檜的賣國行為，而這一時期他也寫了歌頌秦檜的壽詞《瑤臺第一層》，用“千官師表，萬事平章”稱譽秦檜，令人費解。“然一代之臣，多賢姦並進，無人人皆忠之理，亦無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陳，無言言皆是之事，亦無言言皆非之事。”（《四庫總目提要》卷55《欽定名臣奏議》）必須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形勢細緻分析，才能找到動因。

作為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的司馬光歷時十九年，于元豐七年（1084）寫成《資治通鑒》。在其《乞令校定〈資治通鑒〉所寫〈稽古錄〉札子》中明確指出：“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歐陽修稱讚蘇洵，“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説，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三蘇本以史學傳家，明末黃道周讚揚説：“古今論史之言幾數百家，其最著者柳子厚、呂東萊、蘇子瞻、胡明仲。”（《紀南〈書史〉勺序》，見《黃石齋先生集》）《蘇軾文集》卷三、卷四、卷六十五，皆是史論史評，其他詩文也常常熔古今于一爐，以古為鑒。蘇軾《論始皇漢宣李斯》論秦亡之原因，不僅僅停留在蒙恬、扶蘇不與趙高之流抗爭，輕易接受假傳偽命自殺的歷史事件上，而認為秦成也商鞅變法，亡也商鞅變法，根源是嚴刑峻法建立了君主獨斷的威勢。“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商君功罪》，見《蘇軾文集》）西漢滅亡緣于“西漢風俗諂媚”。（《西漢風俗諂媚》，見《蘇軾文集》）沒有暴君，社會安定，不良的社會風氣也可導致國家滅亡。蘇軾縱論歷史，目的在尋求宋代的治世良方。“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上神宗皇帝書》，見《蘇軾文集》）

宋代作家面對唐代文學，既有超越的主動作為，也有事實上揮之不去、擺脫不掉的崇拜心理，時不時流露出以唐詩作為詩歌美學尺度的傾向。如果一味靜止強調唐宋詩文風格之不同，往往很難解釋繼承、超越、變化的動態軌跡。

宋代歷時近三百二十年，許多文學理論的範疇內涵變化很大，相同的範疇在不同的朝代內涵不同，在同一朝代不同的作家詩文中內涵也不同，劉若愚指出“同一個詞，即使由同一個作者所用，也經常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詞，可能事實上表示同一概念”（《中國文學理論》）。因此對於宋代文學理論必須結合作家的具體詩文進行具體闡釋。簡單化的分析必然削足適履。

只要宋代文學研究者既敢於超越又不忘繼承，加以更為宏大的學術視野、更為辯證科學的思維，更為豐富的文史哲等多學科融通的方法，就必然能夠開創宋代文學研究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