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紹興二十八年（西元1158年），已經33歲的陸游終於出仕到福建寧德縣任主薄（相當於政府辦公室主任）的九品小官，開啟了他的仕途生涯。作為為官從政的第一站，寧德對於陸游有著重大的影響，詩人經常出遊唱酬，走遍了寧德的山山水水。他曾夜宿寧德霍童山支提寺，與高僧“共夜不知紅燭短，對床空嘆白雲深”，他在筆記中寫道“支提山有吳越王錢弘俶紫袍一領，寺僧升椅上，舉其領，而袍猶拂地，兩肩有汗跡”。這裡，詩人告訴我們這“天下第一山”與吳越王錢弘俶的淵源。是的，支提寺是吳王錢弘俶賜建的。

在陸游到寧德任主薄的180多年前，宋朝剛剛建立，國家尚未統一，福州、寧德一帶屬吳越王轄地。宋開寶四年（西元971年），吳越王錢弘俶聽聞支提佛緣，逐委託杭州靈隱寺了悟禪師開山建寺，賜額“華嚴禪寺”，並依照《華嚴經》以鐵鑄天冠聖像千尊，賜紫袍一件。陸游記述的“兩肩有汗跡”的紫袍應該就是這一件了。只可惜，這些聖像、紫袍後來皆毀於戰火，現在支提寺所藏皆為明代之物。

錢弘俶是吳越第五任君王，在位30年，把東南之地吳越建成為一個富裕之邦。錢弘俶體恤愛民，也喜歡建寺祈福，支提寺只是他賜建的眾多寺院中的一個。然而，吳越雖富，乃小國寡民，在北宋開啟的統一大潮中，錢王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西元974年，大宋進攻南方最強大的南唐王朝，龍盤虎踞的石頭城沒有能抵擋住大宋的軍隊，南唐皇帝李煜帶著他的皇后到宋朝的都城汴京（今開封）寫詞去了。作為進擊南唐的東路軍，錢弘俶看到百萬軍民生靈涂炭，感到歷史大勢不可阻擋。宋太平興國三年（西元978年）的五月初一，也就是支提寺建成後的第7年，錢弘俶上表，“以所部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七百，兵一十一萬五千，暨民籍、倉庫盡獻之”。史稱“納土歸宋”，讓北宋兵不血刃地統一了東南之地，讓杭州免遭了南唐一樣的屠城之戰。

翻開中國歷史，佈滿了統一戰爭的刀光劍影。國家的弱亂往往導致群雄並起，各路人馬爭相逐鹿，企圖問鼎中原。然而，當雄主定於一尊之時，那些不甘於爭霸失敗的強人，有的利用山川江河阻隔、有的自恃兵力強盛而割據稱王，更有甚者，稱“帝”建“國”搞分裂。割據者偏安一方，表面上臣服中原，稱“王”而避“帝”，分裂者則立“國”稱“帝”。稱“王”與稱“帝”，表面看都有國家之實，但在統一戰爭中的戰爭意志卻有天然之別。由於臣服中原，割據稱“王”者打的是場理不直氣不壯的戰爭，而分裂稱“帝”，則是在打一場政權保衛戰，使戰爭血腥而殘酷。

吳越國從第一代錢繆封王開始就視中原各朝為正統，告誡子孫“善事中原，保境安民”。到錢弘俶時代，大宋已消滅了多數割據分裂勢力，國家一統已經是大勢所趨。到了978年4月，宋已經從北西南三麵包圍了吳越國，背靠茫茫大海，錢弘俶必須作出最後選擇。打，亡國屠城，獻，保境安民。令人欣慰的是，錢弘俶選擇了“納土歸宋”，讓吳越屬地避免了生靈涂炭，這是一個讓歷史永遠銘記的正確選擇。

歷史從來都是後人的鏡子。看看今天的台灣，多麼象當年的吳越國。可悲的是，台灣沒有錢王這樣恤民愛民仁者，台灣內部政治的爭鬥，似乎正要把台灣拖上一條血腥的戰爭之路。

當年，蔣介石敗退台灣，但他還有逐鹿中原的志向，身在小島唸唸不忘“反攻大陸”，雖然事實上造成了國家分裂，但他還算是個爭霸者不是分裂者。他的身後，經國先生眼看“反攻大陸”已不現實，便下大力建設台灣，嘴裏高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行動上已經是一個割據偏安者了，他的思想影響了數代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人。到了李登輝時代，國民黨的偏安養大了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分裂者”。現在，分裂“建國”已成為島內“政治正確”，甚至，“偏安者”有與“分裂者”合流之勢，島內只剩“藍綠之爭”而無“統獨之戰”了。

許多人常説，兩岸統一急不得，時間在大陸這邊。如果單從兩岸力量對比看可以這麼説。但是，從吸取歷史教訓看，這個説法值得商榷。如果台灣還是一個“偏安”的政權，我們還能等一下，但是，在“台獨”教科書的毒害下，台灣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兩岸的歷史關係，當“台獨”成為台灣多數人的選擇的時候，兩岸統一就會成為一場不得不打的血腥戰爭。

陸游出仕的第一站到寧德，似乎是上天的某種安排，當他看到“兩肩有汗跡”的錢王紫袍，是否激勵他立志要為大宋收復河山而奮鬥一輩子？陸游雖然與錢王隔了一個半世紀，但還是有著某種聯繫的，據説，陸游母親的嫡親姐妹就嫁給了錢弘俶的後人錢忱。作為著名的愛國詩人，陸游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氣壯山河的愛國詩篇，但大家最熟悉恐怕是他的絕筆詩《示兒》。一九五九年，230名開國將軍合唱《一定要把勝利的旗帖插到台灣》，現在，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已離開人世，我想，面對兩岸尚未統一，每走一個開國將軍，他們都會留下一首《示兒》囑託，我們還要把遺憾繼續留下去嗎？

不能，祖國已經強大，祖國統一，不能急，但更不能留給下一代。（中國台灣網特約作者：且十）

（本文為投稿作品，不代表中國台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