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一號”出水的宋代泉州磁灶窯黑釉剔花雙耳瓶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開元寺殿後石柱上的印度教圖案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摩尼教寺廟——草庵是多元文化包容融合的例證。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泉州天后宮是祭祀海神媽祖的廟宇。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六勝塔是船隻由泉州灣主航道駛向內河港口的地標。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泉州申遺成功了！這個宋元時期的“東方第一大港”，這個以“刺桐”蜚聲海內外的港口城市，在1000多年後，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毫無爭議地昂首邁入“世界遺産”的殿堂。

 

放眼世界，海洋貿易歷史悠久，在10世紀至14世紀，迎來了又一次異彩紛呈的繁榮期。活躍于海洋上的商人和使者，為各地的物資、産品、財富、技術與文化的廣泛交流構建起了世界性網絡。中國作為亞洲海洋東端的經濟與文化引擎，對世界海洋貿易與交流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而泉州是這個引擎中至關重要的零部件。

 

泉州，何以成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近日，記者走進泉州，探訪22個申遺點，以期找到答案。

 

制度保障彰顯國家的力量

 

坐落于中國東南沿海的泉州，積累了長期的海外貿易經驗，尤其是到了宋元時期，其發展水準達到一個峰值，並以“刺桐”這個別具一格的名字流傳於世。

 

中央政府的重視，推動並維持著這個港口城市的海洋貿易持續穩定發展。

 

記者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了解到，伴隨著泉州海外貿易的日漸興盛，大量海外商人來到泉州進行交易活動。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于泉州城南晉江江畔處設置了市舶司。市舶司，是宋元時期在各海港設立的管理海上對外貿易的官府，相當於海關。國內商船出海必須向它申請；外國商船到達港口後，須向市舶司申報，並接受檢查。市舶司的設置，標誌著泉州正式成為開放的國家對外貿易口岸，由此，泉州也逐漸由轉運貿易變為出口貿易和轉運貿易並重。

 

海神信仰幾乎是海港區域民眾共同的精神寄託，而將對海神的祭拜上升為政府行為、國家意志，則充分顯現了國家對海洋貿易的重視。

 

媽祖是泉州、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海神之一，而位於泉州古城南端的天后宮就是為祭祀她而建。天后宮的位置十分顯要，是外來商人、貨物進入泉州城的第一站；也是出海的人祭祀媽祖之後，順著晉江通往江口碼頭或者石湖碼頭再前往海外貿易的第一站。這座始建於1196年的建築，至今仍保存了16世紀之前形成的前殿後寢的佈局特徵，在泉州乃至世界範圍媽祖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曾在天后宮文管所工作多年的研究館員何振良，介紹起來如數家珍。從最早的民間女子，到成為民間的女神，再至“天妃”“天后”的皇家敕封，天后宮記錄了宋元官方對媽祖信仰的推崇，使民間信仰與國家意志相結合的過程，顯現了國家對海洋貿易的推動。同時，隨著泉州民眾不斷地向東南亞各地及台灣、香港、澳門地區移民和進行海外交通貿易活動，媽祖信仰經由泉州港向這些地區廣泛傳播，泉州天后宮無疑是這一獨特海神信仰的歷史見證。

 

一套適用並行之有效的制度體系，具有強勁的跨洋貿易驅動力，確保了泉州海外貿易的長期繁榮。

 

産銷一體凸顯經濟的力量

 

作為宋元時期世界聞名的東方第一大港，也是海上絲綢之路在中國的起點，泉州擁有獨特的産、運、銷一體的跨行業整合的海外貿易體系。記者通過探訪，明確地感受到，正是這一體系的強大力量，造就了該時期泉州世界海洋貿易與文化交流的輝煌。

 

從10世紀起，瓷器風靡世界，成為中國的代名詞——“china”。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大力推動了泉州地區陶瓷業的發展，10世紀至14世紀，泉州城內外窯場遍佈，現已發現的外銷陶瓷窯址有150多處，歷史上著名的窯場有德化窯、磁灶窯等。

 

距泉州古城130多公里的德化，是中國陶瓷文化發祥地之一，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德化白瓷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輸出商品，被西方稱為“中國白”。宋元時期是德化窯業發展的黃金期，産品以海外市場為導向，大量遠銷東亞、南亞、東南亞、西亞，以及東非的許多國家和地區，成為10世紀至14世紀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以“外銷為主、內銷為輔”的外銷陶瓷生産基地。走在德化窯遺址群中，每個窯爐外都隨處可見指甲蓋大小的碎瓷片，無聲地提示：這裡曾是中國外銷瓷最大的生産基地。

 

鐵器也是泉州出口貨物中的大宗。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沈睿文帶領的團隊經過考古發掘，在安溪青陽下草埔找到了宋元時期的冶鐵遺址。青陽村曾是宋代官方設立的專職鐵場之一，其冶鐵業在11世紀時極為興盛，産品經晉江支流西溪運往泉州。沈睿文介紹，打造鍋釜用於外貿是宋代冶鐵的重要內容，著名的“南海一號”就是從泉州出發的遠洋貨船。

 

泉州的海洋貿易得以持續順暢發展，還得益於其內部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網。石湖碼頭和其旁邊的六勝塔，是宋元泉州港水陸轉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記者看到，石湖碼頭巧妙地利用了天然礁石修建，在臨海的斜坡上開鑿了石階，還有拴纜孔，以便停靠船舶、裝卸貨物。旁邊還有用條石砌築的小型棧橋。石獅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李國宏介紹，石湖碼頭自唐代開元八年就開始使用，創建者是泉州海商林鑾。他繼承祖上航海通商的家業，在泉州灣、圍頭灣沿海各地創建多處航運碼頭、造船廠，開通了從泉州通往渤泥（加裏曼丹島北部及文萊一帶）的航線，直接到香料産地採購，獲得很高的利潤，從而帶動周邊沿海地區航運業與對外貿易的發展。

 

碼頭旁邊的六勝塔和位於泉州城東南20公里寶蓋山巔的萬壽塔，都是當年的航標塔。李國宏解釋，萬壽塔是給外海船隻看的，見到萬壽塔就意味到達泉州灣了；而六勝塔是商船由泉州灣主航道駛向內河港口的地標。

 

貨物從石湖碼頭、江口碼頭等處上岸後，在泉州古城內集散。如果要向北運送至福州、江浙等地，就必然要通過洛陽橋。這座建成于1059年的石橋，目前仍可使用，只不過出於文物保護的需要，只能行人禁止行車。記者注意到，橋面都是由整塊條石鋪成，每塊都好幾米長、幾拃厚。泉州文保中心主任、研究館員吳藝娟説，最長的石條有11米長、0.8米厚，重達10余噸。“這麼大的條石是怎麼運送和造橋的呢？”面對記者的疑問，她解釋，這正是洛陽橋建造的關鍵技術之一——“浮運架梁”。利用水漲船高的原理，在退潮時，用木浮排將石材運送至兩個橋墩之間的恰當位置；漲潮時，水面將浮排和石材整體托起，調整安放至橋墩；再待退潮時將浮排移走，完成橋面大條石的安放。往橋下看，橋墩部分呈船尖造型，而且上面長滿牡蠣。而這又是古人的智慧—船尖造型有利於緩解水流對橋身的衝擊；在橋基上人工養殖牡蠣，牡蠣的附著起到了加固橋基的作用。

 

強大的出口商品製造能力、完善的海陸複合交通網絡，形成巨大的力量，共同支撐起泉州産運銷一體化的海洋貿易經濟體系。

 

多元共存體現文化的力量

 

泉州市涂門街，從西往東，分別坐落著代表儒家文化的文廟、代表伊斯蘭文化的清凈寺，同時還有錫蘭僑民舊居、民間信仰的重要代表——關帝廟。千年以來，各種宗教信仰和諧共處於一條街道上，可見泉州文化的包容融合與多元性。

 

清凈寺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伊斯蘭教寺院之一，也是宋元時期遠跨重洋來泉州經商的波斯、阿拉伯等地穆斯林商人及其族群的珍稀物證。泉州市文物志願服務隊隊長曾國恒指著清凈寺門樓尖拱門上方的阿拉伯碑文介紹，碑文明確地記載了這是泉州第一座禮拜寺。它始建於西元1009年（回曆400年），歷代屢有修繕。記者注意到，這個門樓的形式是很典型的西亞清真寺風格，卻又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元素，比如藻井的裝飾風格，雀替的使用，都是典型的中國風，體現了多元文化在泉州的交流與融合。

 

張連珠夫婦三十年來一直看護著清凈寺。他們説，歷代穆斯林圍繞清真寺聚族而居，形成了獨特的穆斯林社區。今天，居住在清凈寺周邊的穆斯林依然傳承著伊斯蘭風俗習慣，保留開齋節、古爾邦節、聖紀節等節慶活動，這也吸引了眾多國內外穆斯林前來探訪。

 

在開元寺，泉州多元文化共存、包容的特點再一次得到印證。開元寺是宋元泉州規模最大、官方地位最突出的佛教寺院，在這裡居然有多處印度教的遺跡。開元寺僧人釋德遠引導記者觀察大殿月臺的須彌座。果然特別！它的束腰處有73塊獅子與人面獅身石刻，風格與印度教寺院裏的人面獅身石刻非常相似。釋德遠介紹，這個須彌座是明代重修開元寺時從元末廢棄坍塌的印度教寺移用至此。這説明，13世紀時泉州興建過印度教寺院，而印度教在中國其他地區基本沒有留下遺跡。另外，17世紀大殿重修時，在這座發展成熟了的中國佛教寺院中，居然使用了印度教主題的建築構件，可謂是非常罕見的文化現象。

 

大殿後面有兩根石柱，也是使用了印度教寺廟的遺物。釋德遠指著石柱柱身上的24幅圓浮雕介紹，其中9幅雕刻有濕婆立像、毗濕奴騎坐金翅鳥等印度教古代神話故事，其他雕刻的是中國古代傳統吉祥圖案及花草圖案。此外，根據研究，石柱的柱頭形制以及石刻圖案的表現手法方面，都體現出了對印度原型的改造，有力證明了外來文化與泉州本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泉州和諧共處、包容融合，匯聚成一股不可替代的文化力量。

 

悠久的航海傳統、完備的海洋貿易制度、龐大的水陸複合交通運輸體系、發達的手工業、傑出的航海和造船技術、多元社會族群的共同推動……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元素共同成就了泉州這個世界大港，使其成為世界海洋貿易中心的傑出典範。

 

記者 李韻 高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