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2022年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5.5%左右的經濟增速預期目標備受世界矚目。海外專家普遍認為，這一目標充分考慮了全球風險因素，符合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中國堅持走高品質發展道路，經濟前景預期穩定。

 

增長目標科學合理

 

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大學教授哈伊裏·圖爾克認為，考慮到通脹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以及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中國政府提出的5.5%左右增速目標非常實際。中國經濟穩步增長對全球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當前歐洲局勢趨緊，美國通脹高企，作為主要經濟體，中國經濟基本面健康穩定。

 

美國巴德學院高級研究員彭潤年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2022年中國確立5.5%左右增速目標是適度的，是實事求是的目標，反映了全球客觀環境。

 

巴西經濟學家、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羅尼·林斯説，很多拉美經濟學家對2022年中國經濟表現充滿信心。“2022年對中國來説將是充滿機遇的一年。中國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減少來自外部環境和潛在風險的影響。相信中國經濟將實現政府確定的目標。”

 

阿根廷國立拉普拉塔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塞巴斯蒂安·舒爾茨對新華社記者表示，當前國際形勢複雜，挑戰不斷增多，中國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在充分考量各項因素後提出的合理目標，反映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積極向好的局面。

 

錨定高品質發展

 

泰國開泰銀行高級副總裁蔡偉才表示，當前全球形勢複雜多變，世界經濟復蘇面臨諸多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設定的GDP增速目標體現了堅定走高品質發展道路的理念。

 

蔡偉才説，中國在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充分意識到高品質發展的重要性。當前，在保護主義日趨抬頭的背景下，中國企業需要增強研發能力，發展核心技術，促進産業升級，堅持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而在各領域持續取得進展。

 

林斯表示，2021年中國經濟穩步邁向高品質發展，“科技創新、經濟社會數字化、綠色發展等，讓中國在經濟發展和全球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逸山表示，中國提出今年GDP增長5.5%左右的預期目標是務實的，目前中國經濟不簡單追求增長速度，更注重提質增效。中國經濟向好，將給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提供動力。

 

經濟前景穩定

 

美國銀行研究團隊表示，鋻於俄烏衝突給世界經濟帶來不利影響，一些地區經濟將出現不同程度放緩，美歐經濟增速預期均被下調，但中國經濟增速預期維持不變。該銀行全球研究部日前發佈報告認為，中國設定的GDP增速目標凸顯決策者保持增長和就業穩定的決心。

 

菲律賓智庫亞洲太平洋協進基金會國際關係研究員盧西奧·皮特洛説，中國是製造業大國，市場空間大，而且一直是全球吸引外資的高地，中國需求將提振大宗商品出口。在俄烏衝突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穩健增長無疑是一個亮點。

 

智庫機構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總裁弗雷德里克·肯普認為，中國提出的GDP增速預期目標釋放出穩中求進的信號。

 

舒爾茨説，雙循環和拉動內需等政策，使中國經濟能夠繼續保持穩健和韌性，有效應對疫情等因素帶來的挑戰。同時，中國堅持擴大對外開放，這有助於促進世界貿易和增加全球經濟發展動能。

 

新華社電 參與記者：劉亞南、徐劍梅、徐靜、王亞光、閆潔、劉鍇、卞卓丹、倪瑞捷、楊海若、王麗麗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兩岸的融合發展、交流合作仍然是涉臺話題中各界關注的重點，很多代表、委員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越來越多台灣青年和企業家選擇來大陸發展。

 

台灣的“中時新聞網”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臺青赴陸發展 大陸全國政協委員江爾雄：未來會更好》，以臺青在大陸發展的具體例子，分享他們在大陸發展的成功經驗，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這些臺青對在大陸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認為“未來會更好”。

 

這種信心來自於中國大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長久努力。近幾年來，大陸不斷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先後出臺的“31條措施”“26條措施”等措施，更是為臺胞在大陸發展提供了方便助力，打消了後顧之憂，很多優秀的有志台灣青年在大陸發展得如魚得水，自然會發出“未來會更好”的自信宣言。

 

但是，島內的“台獨”勢力出於政治私心，一直阻撓、限縮、威脅兩岸交往。例如，民進黨當局出臺、修改所謂“反滲透法”“國安五法”，恐嚇、威脅參與兩岸交流的人員，加上疫情影響，導致兩岸經濟合作與人員交往不斷遭遇阻礙與寒流。更可笑的是，今年兩會中國人大代表提出教育“第四通”，加強教育融合的提議，竟然被島內綠營媒體和政客污衊為“文化統戰”。

 

綠營對兩岸交流的神經過敏式的仇視和阻撓，終究抵擋不住歷史的大勢，中國大陸的體量和發展速度，不是綠營的抹黑能夠隱瞞得了的；台灣同胞西進大陸求發展的步伐，也不是民進黨所能阻擋得了的。隨著越來越多在陸臺青現身説法，一定會有更多的同胞從民進黨的輿論欺騙中醒悟過來，用腳投票，讓民進黨下臺，讓兩岸關係回到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光明大道。（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圖片來源：港媒）

 

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涉臺部分提出“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這是新穎的提法，對兩岸關係的總體走向與完全統一的歷史進程有積極的謀劃。這一提法首次出現于2021年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之中，是將解決台灣問題作為黨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也是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

 

台灣問題的本質是中國結束內戰、完成國家完全統一的國家建構問題。在解決台灣問題上有過不同的嘗試，比如新中國建立之初的武力解放方案，毛主席的“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就是那時關於國家統一的指導思想。但朝鮮戰爭爆發後的國家利益權衡與決斷改變了這一預期方案，和平統一轉為主要的戰略思考，並由此蘊育出“一綱四目”的“一國兩制”早期框架。改革開放後，港澳優先適用“一國兩制”，有著對臺積極的示範性意圖。

 

但歷史的演進有其內在規律，大陸的改革開放及其迅速崛起造成國家的高度自信及社會主義制度的超穩定性，而台灣的所謂“民主化”、本土化及其對美國霸權的超限依賴構成了和平統一的頑固對抗力量。2016年以來，島內“台獨”分裂勢力謀“獨”挑釁動作不斷，以及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美西方外部勢力頻繁插手干涉造成了兩岸經由和平發展達到完全統一之“漸進路線”被懸空擱置，兩岸全面對抗不斷升級。這就給中央決策及兩岸關係前景帶來了巨大挑戰。

 

“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就是因應上述歷史背景和現實挑戰而醞釀成熟的。《決議》中明確指出：“習近平同志就對臺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張，形成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由此可見，這一總體方略已經成為新時代對臺工作特別是推進兩岸完全統一進程的權威思想依據和行動指南。這一總體方略是在繼承發展黨對臺長期政策方針的基礎上結合新時代民族復興總體佈局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總體框架而提煉出來的，有著對國家統一的堅定信念、對“台獨”和外部勢力的堅定反制以及對台灣回歸併參與民族復興事業的執著追求。

 

這一總體方略從法理、情理到具體方法，都有著值得深入思考和踐行的重要意義。

 

第一，一個中國原則的法理至上性。中國的國家主權具有唯一性與不可分割性，一切涉臺方針的最終目標在於國家統一，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分裂國家的政治事件的發生。總體方略提出的“堅持一個中國和‘九二共識’”，就是從法理上澄清了兩岸關係的嚴格前提和基礎。一個中國是我國憲法上清晰的國家統一原則，“九二共識”是這一原則在兩岸具體協商過程中獲得的承認與表達。任何背離一個中國原則的方案，無論是“台獨”方案，還是所謂的“兩岸協商方案”，都是違反我國憲法以及上述總體方略的。以此觀之，蔡英文的“兩岸互不隸屬論”就是變相的“兩國論”，是“台獨”範疇，違背這一總體方略。立陶宛事件中的“台灣代表處”也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挑戰。還需特別指出的是，一個中國是不容撼動的原則，而不是美國所謂的“政策”，美國之一個中國政策日益背離基本的原則性和規範性，是需要警惕和鬥爭的對象。

 

第二，具體作為上的“雙反”策略。兩岸完全統一符合中華民族最佳利益，但並不符合“台獨”勢力和外部勢力的所謂政治利益，必然遭到後者的反對和反擊。總體方略正面應對台灣問題上的複雜鬥爭，將其梳理為兩個層面：其一，反對“台獨”，這是一股立足“台灣本土化”和“獨立取向”的、劫持台灣民主和台灣人民的、背離甚至損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反動力量，必須從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歷史多個層面予以揭批和鬥爭，進行制度化規制和懲罰，使任何敢於從事“台獨”的團體或個人均需要付出無法承受的、持續性的代價；其二，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這主要是針對美國、日本等外部勢力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升級防務合作以及阻撓中國完成兩岸統一之種種行為的，其中最主要的對手是美國，“台灣牌”成為繼“香港牌”、“新疆牌”之後遏制中國的更大的一張牌，也是慣用和濫用的地緣政治牌。“雙反”既涉及到對“台獨”分子的精準懲治，也涉及到涉臺涉外法治領域的制度建設和法律鬥爭，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只有有效遏制“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兩岸和平統一才能獲得生機與希望，敢於和善於追求最終統一的兩岸中國人才能勇敢無畏地攜手奮鬥。

 

第三，把兩岸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作為凝聚統一人心的基礎工程。兩岸完全統一的最深厚基礎在於兩岸中國人的共識與共同命運。總體方略對兩岸關係有著立體和多層次的設定與塑造，既包括一個中國層面的政治塑造，也包括“兩岸一家親”層面的社會塑造。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和衷共濟”，是面向台灣同胞的積極呼籲和期待。在堅持反“台獨”和反外部勢力干涉的同時，中央高度重視惠臺政策的連續性、擴展性和身份可及性，以同等待遇逐步推行公民平權管理，以參照“一國兩制”的方式賦予臺胞各種形式的發展便利，並以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策略引導兩岸中國人相互走近、共同體驗和團結起來。融合發展，是兩岸最終統一的“涓涓細流”，其勢必然匯成主導統一的兩岸強大的人民合意。在融合發展的尺度和進展上，也應當逐步跳出經濟民生範疇，以完全國民的身份定位賦予臺胞在公務行政、國家治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範疇的平等權利和機會。

 

第四，兩岸關係上的主導權與主動權構成的“主場統一”行動邏輯。統一不是恩賜的，不是等來的，而是鬥爭、融合、決斷、造勢和最終突破而來的。總體方略有著顯著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提出“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以大陸為主場設定和引導兩岸完全統一的歷史進程。“主導權”是對兩岸關係互動議題的設定權，也是對“台獨”之類“反題”的排除權，必須由大陸來主導兩岸關係的實質性內涵及其發展。這是一個中國原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政治代表性決定的。“主動權”是指在設定議題之後的主動作為、主動造勢與主動突破。在兩岸關係走向上，不允許出現“台獨”勢力主導或美國主導的情形，而必須是按我們自己設定的議題、節奏和路徑最終完成統一。在這個世界上，最渴望統一和最有責任完成統一的就是中國大陸，這是“主場統一”的根本政治邏輯所在。

 

第五，過程與結果相協調的歷史時間觀和實踐觀。總體方略是綜合平衡的戰略性框架，充分考慮到台灣問題的歷史複雜性和地緣政治敏感性，是以最堅定的政治意志和最有耐性的歷史實踐智慧進行設計和引導的。一方面，台灣問題是國家統一問題，是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任務和歷史定位問題，是主觀性國家建構無可回避的核心議題，是民族整體復興不可或缺的核心環節。另一方面，台灣問題牽涉內政、外交與複雜的地緣政治鬥爭，也要與改革開放的可持續性利益、民族復興的發展大局以及世界體系的內在矛盾性放在一起統籌考慮，因而並非可以簡單訴諸決斷行動。在“歷史決議”中，中央提出“祖國完全統一的時與勢始終在我們這一邊”，操之在我，但需要操之有度有量，其中“量”的積累與“質”的決斷需要做到辯證統一。最終統一是結果，到達這一結果的具體路徑可以是寬鬆的“和統”，也可以是結合適當的非和平方式的“混統”，《反分裂國家法》對此已有原則性規定。國家統一是大勢和大局，不會拘泥于具體形式和手段，更不可能作繭自縛。

 

整體上看，“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是偏向於和平統一的，“一國兩制”因而具有可期待性和可塑造性。總體方略是富含新意並有所作為。這一新框架下的“一個中國”原則更加清晰，對“台獨”和外部勢力的鬥爭更加明確和嚴厲化，對兩岸融合發展及民心互動更加積極主動，對兩岸關係的主導權與主動權之行動哲學與具體機制更加自覺和堅定，對兩岸完全統一的過程與結果的辯證平衡更為理性和自信。這就使得總體方略適應和嵌入了新時代民族復興的整體脈絡之中，成為掌握祖國統一之“時勢”並從法理、情理和具體方法上促成最終統一的基本遵循與理論指導。（作者：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

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來自香港特區、澳門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結合自身履職實踐，回顧這幾年履行職責與建言資政的經歷，憧憬國家和港澳美好未來，展現為國為民的殷殷情懷。

 

醫生在由澳門援建的從江縣小翁村衛生室內給村民講解用藥須知（2019年11月15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見證從江脫貧是最有成就感的事”

 

大山深處的貴州省從江縣，總人口逾37萬，是國家脫貧攻堅戰中最難啃的“硬骨頭”之一。截至2018年底，當地仍有貧困人口4.78萬人。這裡距離澳門約800公里，卻是澳區全國政協委員、澳門鏡湖醫院院長吳培娟牽掛的地方。

 

2018年5月，全國兩會結束後不久，澳門幫扶貴州從江項目開始實施，聚焦“支教育”“助醫療”“育人才”等八個方面。同年9月，澳門特區全國政協委員赴從江考察，吳培娟是考察團中一員。

 

在調研中，吳培娟得知從江的醫療基礎設施比較落後，居民的醫療知識匱乏。回到澳門後，她當即在鏡湖醫院發起動員，號召年輕醫護人員參與從江醫療扶貧。次年兩會上，吳培娟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兩地加強往來，並鼓勵澳門志願者前往從江支援教育和醫療建設。

 

2021年5月4日，澳門學界舉行青年節升旗儀式。新華社記者 張金加 攝

 

在她和眾多澳區代表委員的持續推動下：24所村級衛生室拔地而起，年均可服務6.4萬人次；13所小學和幼兒園“橫空出世”，惠及6個鄉鎮3300名學生；9000多人次貧困家庭中小學生獲得資助。

 

更令她感到振奮的是，2020年11月，從江縣成功脫貧摘帽。“真替他們感到高興！這是本屆履職最有成就感的事。”吳培娟笑著説，今年若有機會，一定會再去從江看看，“這是我和他們的約定”。

 

作為澳門幫扶從江項目的深度參與者，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説，為國家脫貧攻堅作貢獻，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生動體現，也是自己作為人大代表應有的擔當和作為。“本屆履職最後一年，我們仍要鉚足力氣加油幹。”

 

“讓愛國的歌聲唱得更響亮”

 

在香港“修例風波”中，與受煽惑的學生直接對話；推動大灣區創業培訓計劃，幫助港青了解國家；參與兩會委員通道，接受中外記者提問……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禧直言這幾年“是異常充實的幾年，也是讓我飛速成長的幾年”。

 

他説，這幾年的履職經歷讓自己深切體悟到國家對香港青少年的重視和關心，“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要讓愛國的歌聲在香港年輕人間唱得更響亮”。

 

陳卓禧出生於港英殖民統治時期。在他的印象中，那時因害怕受到打壓，很多人的愛國情懷只能默默放在心裏。“香港回歸後，我們可以正大光明升國旗、唱國歌，當然要珍惜。愛國是正確的事，為人師表，更應當捍衛。”

 

在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白衣藍帽護旗升旗小隊正步走向旗桿（2021年9月1日攝）。新華社記者 王申 攝

 

本屆任期以來，陳卓禧的提案幾乎都是圍繞青少年教育展開。在他看來，香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不僅要在教材上、制度上落實，更要在生活中加強，這將更加有力地反擊反中亂港分子的抹黑和造謠。

 

自新中國成立後，澳門鏡平學校便有了每週升國旗的儀式，並堅持至今。幾年前，學校又做了改進，升國旗不僅奏國歌，全校師生還要唱國歌。澳區全國人大代表、該校校長黎世祺為此十分自豪。

 

“教材內容很關鍵，一定要及時將國家最新的發展成果編入其中，讓學生能夠了解國家的進步和成就，增進他們的認同感。”在黎世祺看來，培育學生的愛國情懷是件不能鬆懈的事情。

 

“衷心為國家繁榮富強而高興”

 

談起本屆履職的感想，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用了三個“很”字：“責任很重大，過程很難忘，心情很激動。”

 

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歡慶新中國成立70週年，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功舉辦北京冬奧會……“這幾年，經歷太多歷史時刻了！不論是對香港還是國家來説，都是很不平凡的幾年。有幸成為參與者和見證者，永生難忘。”他感慨道。

 

2022年2月20日晚，北京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閉幕式在國家體育場舉行。新華社記者 王婧嬙 攝

 

身為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對剛剛結束的北京冬奧會讚嘆不已。“這次冬奧會給人的感覺，簡單來説，就是陽光、開放、充滿自信。”他説，“國家的發展成就來之不易，衷心為祖國繁榮富強而高興。”

 

當下的中國，充滿著活力、機遇和無限潛能。更大的市場、更有韌性的經濟、更開放的姿態和行動，讓從事紡織業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有了進一步拓寬事業版圖的“雄心”。

 

“我很看好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前景，希望有機會能與內地同行攜手‘並船出海’，共同開拓海外市場。”70歲的陳亨利説，“長江後浪推前浪。無論是香港，還是整個國家，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站出來，為國家更加繁榮富強接續努力。”

 

新華社北京電 記者陳舒、羅羽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代表團參加審議時提出5個“必由之路”，揭示新時代中國的“成功密碼”；在看望政協委員並參加聯組會時，又提出5個“戰略性的有利條件”，展望中國發展的光明前景。

 

 

2022年3月5日，習近平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新華社記者 李濤 攝

 

通過公開報道可以發現，不少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重要論述，都是習近平總書記在10年間的全國兩會上提出的。

 

“三嚴三實”

 

各級領導幹部都要樹立和發揚好的作風，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

 

時間：2014年3月9日

 

場合：參加安徽代表團審議

 

“親”“清”政商關係

 

新型政商關係，概括起來説就是“親”、“清”兩個字

 

時間：2016年3月4日

 

場合：看望民建、工商聯委員並參加聯組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政黨制度”概念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中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時間：2018年3月4日

 

場合：看望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

 

鄉村振興的“五個振興”

 

推動鄉村産業振興、鄉村人才振興、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生態振興、鄉村組織振興

 

時間：2018年3月8日

 

場合：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

 

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這裡要加一個“沙”字

 

時間：2021年3月5日

 

場合：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

 

5個“必由之路”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團結奮鬥是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必由之路；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中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全面從嚴治黨是黨永葆生機活力、走好新的趕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時間：2022年3月5日

 

場合：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

 

5個“戰略性的有利條件”

 

有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有持續快速發展積累的堅實基礎；有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有自信自強的精神力量

 

時間：2022年3月6日

 

場合：看望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

 

 

2022年3月6日，習近平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新華社記者 鞠鵬 攝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外界觀察中國政策走向的窗口。總書記在全國兩會這一重要場合提出這些重要論述，釋放重要信號，影響深遠。

 

這些重要論述，涵蓋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充分體現了同代表委員共商國是、匯聚民意、集中民智的民主過程，也是統一思想、明確方向、凝聚力量的過程。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為人民造福，這正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義。

 

這些重要論述的提出，同當時面臨的形勢特點及黨和國家重大工作部署有著緊密的關聯。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推進作風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在此背景下，總書記分別於2014年全國兩會提出“三嚴三實”，對領導幹部做人做事提出明確要求；于2016年全國兩會提出“親”“清”政商關係，為領導幹部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劃出高線和底線。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幾個月後，在2018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總書記從産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5個方面闡釋了鄉村振興的內涵。

 

今年，又值一個特殊時間節點——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全面總結了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2022年下半年，黨的二十大即將召開。此時，在全國兩會上提出5個“必由之路”、5個“戰略性的有利條件”，既是對新時代黨和人民奮進歷程的回顧和總結，也是為走好新的趕考之路指明方向。

 

這些重要論述，把頂層設計與基層創造有機結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不斷豐富與發展，必將持續轉化為全國人民團結奮鬥、攻堅克難的強大力量。

 

監製：趙承

 

策劃：霍小光

 

主筆：董博婷、楊依軍、黃玥

 

統籌：張曉松、羅輝、王絢

 

視覺 | 編輯：姜瀟、張惠慧

 

新華社國內部製作

 

新華社第一工作室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