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習近平

 

 

201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上海市考察。這是習近平在長寧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同參加法律草案意見建議徵詢會的中外居民親切交談，詳細詢問法律草案的意見徵集工作情況。在這次考察中，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新華社記者 謝環馳/攝）

 

2022年9月14日，中秋剛過，泉城濟南。正是趵突泉涌的時候，歷下區建築新村街道綠景嘉園社區一棟老舊的樓房前來了一群人，他們圍著一處新加裝的電梯看起來聊起來。老舊樓房加裝電梯，幾乎是每個城市都遇到的棘手難題。而這裡，據説，自從市政協搭臺搞了“泉城商量”，大家一“商量”就解決了。於是，很多人慕名來參觀。

 

“嗨，都是街坊鄰居，抬頭不見低頭見，啥事商量商量，拉呱拉呱，不就完了。”

 

“就是，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句話，沒想到一個退休老大爺能流暢説出，分毫不差，大家都笑了起來。

 

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65週年大會上，第一次闡述什麼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長寧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時，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

 

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大會堂，舉世矚目的中共二十大隆重開幕。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從現在起，中國共産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接著，總書記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本質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這，是人類歷史上一種全新的民主形態。

 

她曾經是贛南閩西大山深處的一團星星之火，她曾經是陜甘寧邊區參加“豆選”的老漢手裏的一枚豆子，她曾經是天安門廣場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的一張設計草圖。

 

如今，從新時代開始，她又隨著一個古老而偉大民族的強盛而寫在她雄心勃勃的宏偉藍圖上。

 

 

9月28日，濟南市政協開展“品味泉城文化 講好濟南故事”集中商量暨重點提案督辦活動。（濟南市政協供圖）

 

“高大上”

 

“政協是幹什麼的？”長期以來，在很多普通百姓的眼裏，政協就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在一起開會研究國計民生的大事，是一種“高大上”的存在。

 

“高”“大”“上”到什麼程度？

 

看了那部有100多位明星參演的電影《建國大業》，很多90後、00後這才知道：“哇，原來共和國是這樣協商産生的啊！”“原來‘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句話是毛主席在政協會上講的呀！”

 

2014年9月21日，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週年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系統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為什麼説是“真諦”？

 

因為，這種形態體現了民主的本真、民主的真道理。“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

 

“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商量”二字樸實無華，“真諦”一詞力重千鈞——把發展協商民主擺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局中更突出的位置，這是一個重大戰略。

 

怎樣“商量”？

 

總書記在講話中説得非常具體：

 

“涉及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商量；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

 

帶頭身體力行的也是總書記。

 

2020年9月17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長沙主持召開座談會，主題是謀劃“十四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大計。很多人自己都沒想到會在被邀之列，他們是村支書、鄉村教師、扶貧幹部、農民工、種糧大戶、貨車司機、快遞小哥、餐館店主、法律工作者……30名基層代表齊聚一堂。

 

常寧市塔山瑤族鄉中心小學副校長盤玖仁向總書記反映偏遠民族地區教育存在的“短板”：首先是教師數量不足，存在結構性缺編；其次是條件艱苦，好的老師留不住。

 

“你反映的問題很實際。”總書記回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基本解決了義務教育普及化的問題，但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又突出出來。“十四五”時期要著力解決這個問題，要好好研究。

 

2020年，中國一面抗擊著世紀疫情，一面開始著手編制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每五年一次，這麼大個事，人民的事，當然要和人民商量。

 

從7月到9月，這樣的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一共主持召開了7場。作為中國這艘巨輪的掌舵人，他要親自傾聽帶著人間煙火氣的“最草根”的聲音。

 

對於制定“十四五”規劃這樣重大的事項，人民政協自然是責無旁貸。2020年8月、2021年6月，全國政協先後兩次召開專題議政性常委會會議，圍繞規劃的制定和落實進行協商。

 

按照汪洋主席要求，全國政協組織了深入的前期調研，分8個專題66個分題目展開，涵蓋經濟高品質發展、鄉村振興、生態文明建設、創新驅動發展等熱點難點問題。其中，經濟委員會對全國130家企業進行了調研，涉及國企、民企、外企等不同所有制，涵蓋31個省市自治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梳理出10個專題共115個小題，形成了《百家企業反映的百個問題》，並據此提出：“十四五”規劃要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政府推動發展的首要任務。

 

 

3月1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這是閉幕會後，委員們走出人民大會堂。（新華社記者 金良快/攝）

 

在2021年的全國兩會上，討論“十四五”規劃是主要議題。團組會上，代表委員們“爭搶”話筒，對綱要草案“錙銖必較”；代表委員通道上，30余位代表委員與記者“隔屏對話”，用中國故事詮釋新發展理念；兩場政協大會發言，24位委員用智慧和心血勾畫新格局的藍圖

 

兩會閉幕前夕，根據代表委員在審查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建議，起草組對規劃綱要草案作出55處修改。

 

在上百萬條網民帖子裏，一位叫“雲帆”的網民留下關於“互助性養老”的建言。令“雲帆”驚喜的是，這條建言有關內容被列入“十四五”規劃建議，最終化為規劃綱要具體舉措。

 

對於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寄予厚望：

 

“人民政協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人民政協以憲法、政協章程和相關政策為依據，以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保障，集協商、監督、參與、合作于一體，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要發揮好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把協商民主貫穿履行職能全過程。”

 

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有事好商量”，踐行人民民主的真諦——人民政協方向更加明確，使命更加光榮，責任更加重大。

 

2022年6月，中共中央發佈《中國共産黨政治協商工作條例》，明確規定政治協商有兩種基本方式，一種是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直接開展的協商，簡稱政黨協商；一種是中國共産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開展的協商，簡稱人民政協政治協商。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其功能和作用發揮正日益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

 

作為政治協商另一種方式的政黨協商同樣成效顯著。十八大至2022年7月底，黨中央召開或委託有關部門召開政黨協商會議185次，就重大問題同黨外人士真誠協商、聽取意見。各民主黨派中央、無黨派人士圍繞重大政策制定和重大戰略實施，提出意見建議1000余件，一批重要建議已轉化為黨和國家的決策。

 

接地氣

 

十二屆、十三屆全國政協一種“新”的會議形式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人不多，就20多位，有政協委員，也有部委負責人、有關專家。基本上每兩周召開一次，所以又叫雙週協商座談會，主持人則無一例外地由全國政協主席擔任。規模小，規格高。會議的開法也很特別：與會人員圍坐一圈，沒有照本宣科，允許現場插話，也因此充滿“爭論”。

 

2014年1月，“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為主題的雙週協商座談會舉行。會上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與張國寶等委員展開辯論，“挺核派”“反核派”各執一詞，“爭”得面紅耳赤，以至於會議主持人、時任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不得不笑著“維持”起現場秩序。經過近三個小時的“正負電子對撞”，會議最終達成共識：長遠看，中國要發展核電，但必須穩妥推進，“安全第一”成為兩派的最大公約數。

 

人們還注意到，這種會議的議題不乏一些老百姓柴米油鹽、“雞毛蒜皮”的“小事”，如“水泥窯協同處置垃圾廢棄物”“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妥善解決特色小鎮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等。人們管這叫“小切口”。

 

既然是專門協商機構，一定的協商密度是其“標配”。以往，在政協系統一直有“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一説。委員是政協工作的主體，大部分委員卻一年只能參加一次大會。有了這個新平臺，情況大為改善。全國政協辦公廳算了一筆賬：雙週協商座談會每年舉辦20次左右，每次20名左右委員，5年就有2000名左右委員參加，差不多相當於全國政協委員的總數。

 

逐漸地，一些一線工作者和基層群眾也常被邀請參加。

 

2020年6月19日，以“完善外賣食品安全監管”為議題的雙週協商座談會召開。除了相關的政協委員、政府官員之外，餓了麼公司首席執行官王磊來了，美團點評集團聯合創始人穆榮均來了，還有那位疫情期間上了美國《時代週刊》封面的外賣小哥高治曉也來了。

 

到底是90後，雖是第一次出席這樣的場合，直接面對汪洋主席這樣的“大領導”，高治曉也並未特別緊張，還特地帶來了一本《時代週刊》在會上展示，引起大家的一片笑聲。

 

 

2020年6月19日，全國政協召開“完善外賣食品安全監管”雙週協商座談會，邀請“外賣小哥”高治曉參會併發言。（人民政協報記者 田福良/攝）

 

作為“草根”基層，受到這樣的重視，他很感動：“以前送外賣就是為了養家糊口，但經歷了這次疫情，我覺得我們的職業很偉大，因為我們遞送的是生活中的柴米油鹽，更是人間的溫暖與希望。”

 

之所以引起人們的關注，還因為，這個會“很管用”。

 

在2016年5月19日的雙週協商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突然離席，代表故宮人鄭重地向在場的領導同志深深鞠躬致謝。

 

事出有因。在上一年的一次“雙週”會上，回到“娘家”的單霽翔委員將故宮古建築修繕遭遇的困境一股腦兒道出，“由於體制保障、人才培養、材料供應等諸多掣肘，故宮官式古建修繕技藝面臨‘人走藝亡’的嚴峻局面……”俞正聲主席當即表示將向國務院相關部門反映這個問題。令單霽翔沒想到的是，問題得到了國務院領導和有關部門高度重視，特事特辦，特快。

 

此外，諸如政府工作報告中“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的提出，西部農牧區包蟲病防治、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等問題的解決，以及快遞條例的制定，都和全國政協這個小型協商會的推動有關。

 

一張藍圖繪到底，一屆接著一屆幹。

 

十三屆全國政協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又創設了網絡議政遠程協商會和專家協商會，進一步拓展了協商的深度和廣度。十年來，圍繞“國之大者”、民之關切，截至二十大召開之前，全國政協共召開18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會議、20次專題協商會、140次雙週協商座談會、16次網絡議政遠程協商會、51次專家協商會，協商方式和平臺載體不斷創新完善，進一步形成常態化、多層次、各方面有序參與的協商議政格局。

 

既豐富協商形式，也注重協商成效。聚焦“促進新能源汽車産業健康發展”主題開展協商議政活動，堪稱全國政協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的一個範例。

 

2018年，全國政協將“促進新能源汽車産業健康發展”列為年度十大協商議題之一，以召開雙週協商座談會的形式建言資政。

 

不止於此。

 

2019年至2020年，全國政協又採取多種方式開展跟蹤調研。通過實地調研，聽取一汽、北汽、上汽、比亞迪等企業的意見建議，為新能源汽車産業尋找發展路徑。

 

2019年11月，以“新能源汽車産業發展規劃”為題組織召開全國政協第一次智庫研討會。調研組成員在政策引領、技術路徑、融合發展以及開放合作等方面提出建議，為《新能源汽車産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編制工作提供有益參考。

 

持續跟蹤，久久為功。如今，在城市，在鄉村，新能源汽車奔馳在廣袤大地。這其中，就凝聚著委員們的智慧。

 

十八大以來，全國政協將推進專門協商機構建設作為一項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工程。

 

 

2022年1月14日，全國政協舉辦網絡議政遠程協商會，圍繞“加快智慧物流發展”協商議政。（人民政協報記者 姜貴東/攝）

 

與此同時，“商量”在多個層級、通過各個渠道有序開展。

 

在北京，在江蘇，在山東，在廣東，在很多地方，在黨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各級政協組織都積極發揮作為專門協商機構的作用，通過“委員工作室”等載體聯繫和服務群眾，特別是界別群眾，推動政協協商和基層協商相融共促。

 

北京市門頭溝區清水鎮黃安坨村，就有一個這樣的政協委員工作室——九三學社北京市政協委員工作室。這是一個以界別形式成立的委員工作室。

 

工作室是幹什麼的？

 

幹好兩件事：一是把群眾的願望、心聲和訴求收集上來，反映給黨委政府。二是向基層群眾準確講解和宣傳黨委、政府的政策和主張，使大家及時掌握和享受到相關政策，發展生産，提高生活水準。

 

在村頭的檳果林旁，農業專家為農民講解如何使用無人機噴灑農藥防治果樹病蟲害；在“百花山社”院內，附近幾個村的村民圍坐在一起，認真聆聽委員關於精品民宿的培訓講座……

 

而這，也正是以界別委員為核心成立委員工作室的優勢。委員們可以發揮專業特長和資源優勢，走近基層群眾，解民情、紓民憂，架起黨委政府與基層群眾的“連心橋”。

 

同時，委員工作室更是一個“商量”平臺。人民群眾關注什麼，就商量什麼；老百姓難題出現在哪，就商量到哪。

 

其實，還可以去看看那些帶著泥土、沾著露珠的“小院議事廳”“板凳協商會”“車間議事會”……

 

很多親身參加過“商量”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語言解釋了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的“性質定位”——“政協就是商量事兒的地方”。

 

人們在比較中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有了更多親切感、認同感。

 

西方代議制發展到今天已變成“選票至上”“唯選票論”。立法、行政機關都在圍繞選票轉，政客無暇真正顧及重要的公共事務，政策辯論的背後往往是利益交換和競選需要，政策和議案成了精心算計選票的副産品。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政府施政的“短期行為”，對選票的算計壓倒了對社會長遠發展和民生問題的關切。反對黨“為反對而反對”，權力制衡變成“否決政治”，甚至時常出現政治癱瘓現象，哪還談得上什麼以民為本、施政高效率？

 

“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發展從民主選舉到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

 

民主的功能和價值越來越多地是體現在“百姓日用”。

 

十八大之後，悄然之間，“中國式商量”這個帶著泥土氣息的詞風靡全國。“商量”可以是“高大上”，也可以“接地氣”。

 

協商式監督

 

2017年4月的一天，隴東黃土高原溝壑縱橫、寒風蕭瑟。

 

甘肅省環縣耿家溝村外一段黃土飛揚的小路上，走來了兩個身穿深色休閒服、走路沉穩的五六十歲模樣的人，後面跟著一個身著淺色夾克衫、步履輕捷的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三人下了兩個斜坡，端詳了一下，直接走進一家農戶的窯洞。從氣場上就能看出來，來人是不小的“官”，卻沒有當地幹部陪同，沒有攝影記者，看來是“微服私訪”的。

 

這個頗具鏡頭感的場景不是電視劇，而是全國政協組織的“實施精準扶貧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監督性調研實景。年齡大的兩位是全國政協委員孫小係、蘇如春。

 

老實巴交的村民趙永堂只知道這兩位是比村主任還大的“官兒”，有點不知所措。不過來人非常和氣，嘮家常，問收成，逐漸打消了主人的跼踀。一會兒的功夫，大傢夥就坐到炕沿兒上有説有笑地聊起來了，最後聊到脫貧攻堅政策。

 

 

2022年9月18日，全國政協圍繞“全面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赴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調研。（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辦公室供圖）

 

趙永堂不知道的是，這次下來的監督性調研組全國一共有44個，150多人，帶隊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就有6位。他們計劃用4個月的時間，走訪15個省區市的75個貧困縣。

 

如此大規模的監督性調研，在人民政協歷史上並不多見，他們是在為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作準備。

 

和民主協商一樣，民主監督也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鏈條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2012年12月，剛剛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冒著零下十幾度的嚴寒走訪各民主黨派中央。在民建，他深情回憶起毛澤東在和黃炎培“窯洞對”時提出的跳出歷史週期率的第一個答案：“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2022年11月，二十大剛剛閉幕，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延安考察，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重溫“窯洞對”。

 

由此可見，總書記對“窯洞對”情結之深。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説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説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這是延安時期共産黨人對待民主監督的態度。

 

“對各種意見和批評，只要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就要讓大家講，哪怕刺耳、尖銳一些，我們也要採取聞過則喜的態度，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進入新時代之後共産黨人對待民主監督的方針。

 

我們從中不難看出，這與“窯洞對”是一脈相承的。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對支持和保證人民政協依章程進行民主監督作出重大部署，進一步明確政協民主監督的性質定位、基本原則、重點內容和方式方法。

 

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是一種“協商式監督”。

 

著名民主人士許德珩的孫子、全國政協委員許進評價説：“將協商文化融入民主監督之中，是政協民主監督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大創新。”

 

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要完善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制度機制。

 

在每年的全國政協全體會議、專題議政性常委會會議的小組討論上，幾乎都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國家部委相關同志現場回應委員們的意見建議。這是協商，也是監督。

 

十三屆全國政協的民主監督，在之前的基礎上，又推進了工作的規範化和制度化。

 

首次制定民主監督工作計劃；全國政協主席會議成員務虛會專門圍繞做好新時代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交流研討；從2021年到2025年，10個專門委員會圍繞“十四五”規劃實施情況開展連續5年的民主監督——

 

“素有‘土中之王’美稱的東北黑土地，正以每年0.3到1釐米的速度流失，如何保護？”

 

“持續推進‘廁所革命’這件好事，怎麼讓農民願意、讓農民滿意？”

 

“國內循環不是每一個地方都自我小循環，不是層層的省內循環、市內循環、縣內循環，而是要在國內統一大市場基礎上形成大循環。”

 

…………

 

持續不斷的跟蹤調研，讓委員們對工作的研究更加深入，提出的問題和建議也更加具體。言者不為尊諱，聞者從善如流。

 

與此同時，受中共中央委託，從2021年開始，八個民主黨派中央繼為期5年的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完成之後，圍繞長江的生態環境保護又開啟了同樣是5年的專項民主監督。

 

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主動提出監督要求的，是中國共産黨自己。

 

在人民的監督之下，中國的事情越辦越好。國外民調顯示，中國老百姓對黨和政府的滿意度連續10年超過90%。

 

身邊的政協

 

一説到中國的民主，人們就會立即想到每年春天的北京，想到人頭攢動的人民大會堂的兩會。

 

十幾億人聚焦一個話題，熱議一個話題，興奮一個話題，構成了這個星球上一道最亮麗的政治風景。

 

美國《新聞週刊》一位資深記者説：“如果要用更好的故事詮釋中國，那麼他應該來中國的兩會。”從中央到地方的政要、經濟學家、明星、大腕，民營企業家，甚至農民工，在此幾乎能找到各個階層的採訪對象。

 

每年的兩會，每位政協委員都要帶著“厚厚”的“履職作業本”上會。這是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閉幕時汪洋主席的一個“特別要求”，只為了不辜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個莊嚴的名稱。

 

為了商量怎麼把我們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治理好，每個代表、委員們都要在議案、提案、發言中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意見建議，經過反復溝通，交流交融，最後，才是表決。

 

和人大代表不同，政協設若干界別，政協委員是經相關程式後協商決定的。不同黨派、不同行業、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群體，所有這些“不同”恰恰構成政協的特色。這種成員結構具有廣泛的組織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充分體現了人民政協作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的性質和特色。現在全國政協共有34個界別，中國所有政黨、主要人民團體、56個民族和五大宗教都有代表人物擔任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委員有2000多人，各級政協委員有67萬人，而每個代表人士的背後，正如毛澤東同志曾經形容過的，都是“一把頭髮”。

 

細心的人們發現，十八大以來，在素稱嚴謹、莊重的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有了這樣頗具感情色彩的語言：“努力讓人民群眾感到政協委員就在身邊，政協離自己很近。”

 

讓議題“走近”人民群眾。

 

2019年8月，全國政協召開的一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會議，主題就很親切——“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這是一個涉及千家萬戶的事。

 

“1978年，全國只有500多所大學，現在有2600多所高校。要説現在的教育不滿意在哪，根本原因是人民對教育的要求發生了改變。”

 

大家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著辦。與會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共同為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促進教育高品質發展提出具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建議，數以千計。

 

同樣，“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發揮職業教育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加強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保護”“建立‘租購並舉’制度，加快住房租賃市場健康發展”……這些議題無不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

 

讓“身體”走近人民群眾。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政協委員走向街道社區、企業車間、田間地頭，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普通百姓走進政協的大門，走進政協的議事室。

 

北京西城區太平橋大街23號院，是全國政協機關所在地。2019年11月16日上午，將近200人的一大群“外來客”走進莊嚴的全國政協禮堂。他們是北京理工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師生，還有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居民代表、退休幹部。這是全國政協機關舉行的第一次公眾開放日。

 

金融街街道居民代表宋玉環拉住講解員問：“您剛剛説汪洋主席主持的雙週協商座談會還談論了孩子們午餐的問題？”得到肯定的回答後，宋玉環頗為感慨，原來住得離政協不遠但總覺得“夠不著”，這回是打心眼裏感受到，政協就在身邊。

 

 

2019年11月16日，全國政協機關舉行第一次公眾開放日活動。（王達/攝）

 

長期以來，統一戰線、人民政協工作的重點主要是社會中上層，而新時期隨著愛國統一戰線的擴大，許多政協委員特別是地方政協委員已來自基層。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就是要把過去主要是在政黨和國家層面進行的協商拓展到包括社會基層特別是基層界別領域。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民政協“要提高聯繫群眾能力”，“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因為，“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點”。

 

在剛剛閉幕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時，又進一步明確，人民政協要完善委員聯繫界別群眾制度機制。

 

對於人民政協來説，要更好地發揮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有效作用，就要做好凝聚共識的工作，而要做好凝聚共識的工作，就要密切聯繫界別群眾。

 

人民政協前行的步伐更加堅定，道路更加開闊。

 

2016年6月，全國政協開展“勞動法律法規貫徹執行情況”視察，先後走訪了廣州、東莞、深圳三地不同規模、不同所有制類型的10余家企業。視察期間，大家常常能聽到人社部原副部長楊志明委員一口濃重的“晉普”：“這是我的聯繫方式，給我一張你的名片。”每到一家企業，他都會主動和企業負責人交換聯繫方式，以便進一步收集一手數據，積累一手素材。

 

更多的聯繫還是靠“商量”。

 

2018年10月，全國政協舉行第一次網絡議政遠程協商活動，議題是“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高品質發展”。第一階段，從10月1日起，委員移動履職平臺開通主題議政群，裏面就熱鬧起來。第二階段，10月24日召開遠程協商會，13位委員分別在主會場、3個分會場以及在會場外通過手機連線發言，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單位負責同志在主會場與委員互動交流，同時還邀請地方政協委員和有關界別群眾參加。

 

最熱鬧的時候是2個小時的互動環節，有的委員在社區、學校、車間、田間地頭現場直播相關場景，有的邊説邊展示相關圖片和視頻。

 

“沒想到政協也這麼‘潮’！”委員、網民紛紛點讚。

 

解碼“中國之治”

 

7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兩大奇跡”——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這讓很多國外觀察家難以理解。

 

人類進入21世紀，面臨著很多共同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貧困。

 

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用平和卻又堅定的聲音説：“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一個多月後，習近平總書記的身影出現在太行山深處。

 

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村是當地有名的特困村，608口人中428人屬貧困人口，這裡的貧困狀況令習近平總書記非常揪心。在全國，像這樣的農村貧困人口還有5000萬。而世界上人口5000萬以上的國家才只有20幾個！

 

於是，一個擁有近9000萬名黨員的大黨，為了億萬人民的幸福，向著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發起總攻。

 

這是中國共産黨艱巨而偉大的目標，也是人民政協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於是，整個“十三五”期間，全國政協圍繞“脫貧攻堅”開始了大規模的行動。

 

2018年，圍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6位副主席帶隊赴“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針對水、氣、土等污染防治問題，近百位委員赴14個省區市專題調研，找對策、想辦法、提建議。“一年中，我們更多的時間在路上、在基層、在調研、在討論。”陳曉華委員的一番話，將全國政協委員們忙碌而充實的工作情形作了生動描述。

 

這5年，全國政協每年都將“脫貧攻堅”確立為重點協商議題。

 

這5年，全國政協先後圍繞“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提高扶貧實效”“實施精準扶貧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問題”“高品質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長效機制”召開了4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會議。

 

這5年，全國政協圍繞“脫貧攻堅”的視察調研涉及17個省區市，遍及脫貧攻堅的所有主戰場。

 

2021年7月1日，當習近平總書記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的時候，在天安門廣場歡呼雀躍、在電視機前熱淚流淌的就是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們。

 

“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

 

一些觀察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看來，解碼這“兩個奇跡”的密鑰是在這裡。毛澤東同志説：“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

 

習近平總書記説：“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秘密”還是在那個樸素得不能再樸素的“商量”二字上。

 

樸素，卻不簡單，在這裡它代表了一種在西方文化裏難以調和的合二為一的傾向：是民主，而不是獨斷；是合作，而不是爭鬥。

 

滄海橫流，愈顯本色。2020年，猝然臨之的危難，猶如一場大考，把世界上不同制度下的國家、政黨、政治制度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放在同一張無法回避的答卷面前。

 

伴隨著初春腳步的是那場至今尚未消除的世紀大疫情。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挂帥，領導指揮這場規模空前的捍衛生命、保衛人民健康的人民戰爭。

 

第一時間，各民主黨派中央紛紛表態，要求黨派成員積極響應中國共産黨的號召，聽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號令，積極投身這場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

 

第一時間，6萬多名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醫衛工作者和共産黨人一起莊嚴宣誓：誓死捍衛生命，保衛人民健康。他們給親人留下“最後”一封家書，奔赴武漢。

 

第一時間，參加人民政協的各界人士捐款捐物、獻計出力、復工復産，匯聚起同心戰“疫”的磅薄力量。

 

而在疫情衝擊和經濟下行壓力下，如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品質的就業，兜住兜牢這個民生底線，尤為重要。問題引起全國政協的高度關注。僅2021年關於就業的提案就達到約110件。

 

2022年新冠疫情未消，委員調研獻策不止。8月，全國政協還專門召開常委會會議，圍繞“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協商議政，就穩崗政策、高校畢業生擇業、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護、鄉土人才返鄉就業創業等問題，給出建議和思考。

 

一直以來，人們習慣於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概括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所以才有“全國一盤棋”。而形成這一局面的基礎就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礎上的凝聚共識。

 

在中國，除了執政的共産黨，還有八個民主黨派，但是他們不是在野黨，而是參政黨，是和共産黨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朋友、諍友，是為了共同把這個國家的事情辦好。

 

在中國，有14億人民，他們是在黨的百歲生日這天喊出“請黨放心，強國有我”錚錚誓言的老百姓，他們是黨最堅定、最堅強、最堅實的靠山。

 

在中國，還有一個專門“商量”事兒的地方——人民政協，這裡不是為了回避問題和矛盾的清談館，不是為了爭個你高我低、陷入無休止爭吵的演講臺，而是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求解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的議政堂。

 

 

黨的二十大召開後，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北橋社區“碼”上議協商議事室召集人潘紅梅向群眾宣講二十大精神。（江蘇省淮安市政協供圖）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作為國家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人民政協，要“把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作為中心環節。可以説，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大主要職能無不體現著凝聚共識的主旋律。

 

全國政協還創造性地搭建了凝聚共識的新平臺、開展了凝聚共識的新工作：創設與委員談心談話等制度和面向全體委員的讀書平臺，連續3年組織覆蓋34個界別的委員專題視察，注重在自我學習自我教育中增進共識；創設委員講堂等形式載體，注重面向社會傳播共識。

 

更有“看頭”的是委員宣講。

 

“‘蛟龍’潛海、雙龍探極、C919試飛、‘嫦娥’攬月、‘北斗’組網、‘九章’問世……中國製造業在由大到強的道路上邁出堅實步伐。”

 

這是全國政協委員、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苗圩在“奮進新時代，百名委員説”宣講活動上的一段話。

 

二十大召開前夕，全國政協精心謀劃，啟動了“奮進新時代 百名委員説”宣講活動。委員們結合自身履職實踐，用一組組真實的數據、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一幅幅精彩的圖片，盡情講述中國這十年發生在老百姓身邊的成就和變革……

 

還有“委員説”視頻：讓委員通過媒體、通過互聯網與群眾“見面”。人們通過報告、視頻，知道了大飛機是怎樣上天的、復興號是怎麼騰飛的、天是怎麼藍的、山是怎麼綠的。

 

百姓在他們平時難以知曉的有溫度的中國故事中，共識悄悄形成。

 

從2020年4月開始，全國政協還發起了“委員讀書”活動。不僅委員自己讀，還邀請社會讀者“與委員一起讀書”。從今年7月持續至12月，全國政協通過委員專家導讀領讀、線上研討、線下座談等形式，設置5個單元小組的社會讀者群，每群組織10名全國政協委員和130名社會讀者讀書交流。

 

公眾在他們平時難以接觸的大家名家的解讀中領會書香之美，共識慢慢凝聚。

 

不要小看“凝聚共識”這個環節。相比那些“立竿見影”能夠轉化成政策、決策的意見建議，這些事看起來似乎比較“虛”，不過癮。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56個民族、14億多人口的大國，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過程中，能把四面八方、七嘴八舌、成千上萬的點滴民意攏到一起，統一意志，統一步調，離開凝聚共識幾乎是寸步難行。

 

我們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不就是發源於那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及其所形成的共識嗎？

 

這就是人民政協，她堅持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相互貫通、建言資政與凝聚共識雙向發力。

 

這就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她體現了根本利益一致性和智慧力量廣泛性相結合、集中力量辦大事和集思廣益商量事相統一。

 

沒有“七嘴八舌”的協商，就難有“萬眾一心”的共識。

 

沒有“萬眾一心”，何來“眾志成城”？

 

這是我們能夠實行“一盤棋”的全面的深層次的原因。

 

人民至上

 

2019年9月20日，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中央政協工作會議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豪邁斷言：“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式民主在中國行得通，很管用。”

 

這是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色彩靚麗的得意之筆。

 

為什麼會“行得通”“很管用”？

 

美國學者福山在其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中提出：“與制度的歷史來源相比，制度的功能更為重要。”

 

面對社會的急劇變革，如何保障國家引領社會變革的能力？伴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力量的興起，如何吸納多元利益主體的特殊訴求和意見？面對利益分歧和分化，如何將不同的政治意見整合進決策過程？這是任何國家的政府都面臨的民主“三問”。

 

福山顯然已經看到了近年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情形和問題。但是，他找不到答案。

 

然而，中國的老百姓卻找到了。

 

在江蘇興化，就是那位“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的清代著名縣令鄭板橋的老家。上了點年紀的人都知道，過去鄰裡、商家乃至村與村、族與族之間如果有點糾紛衝突，首先不是到官府告狀打官司，而是由當地德高望重的前輩出面，約雙方到茶館“吃講茶”。大家一邊喝茶，一邊擺事實、講道理，最終達成共識，化解矛盾。

 

“垃圾分類問題、婚喪嫁娶攀比浪費問題、養犬問題為什麼最後能皆大歡喜？”曾擔任政協委員39個年頭、今年83歲高齡的任祖鏞對此有深刻的理解。

 

“她就像是‘吃講茶’的升級版，更是對傳統協商文化的一種繼承與超越。”

 

升級在哪？

 

這是有組織有規則的“商量”，更是有領導的“商量”。

 

協商有兩個必要的前提，一個是要有共同思想政治基礎，一個就是要有一個超脫于各利益攸關方利益之上並能為各方所信服的主導性力量，否則協商必然陷入坐而論道、莫衷一是的境地，難以凝聚共識，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即使是過去的‘吃講茶’也得有一個能為雙方都接受的德高望重者。”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在今天，在中國，這個“德高望重者”是誰？當然是——中國共産黨。

 

中國共産黨深得人民擁護。而且，有一套行得通、很管用的制度體系，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

 

如果説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結構複雜、連接精密的肌體，那麼，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社會制度等，就是她的骨骼，而中國共産黨的卓越領導就是她的大腦，她的靈魂，是引領一切的關鍵因素。

 

在中國，中國共産黨來自人民、代表人民，只有中國共産黨而不是什麼別的力量才能不受任何利益集團的操控，才能堅持社會主義，才能讓現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民主，歸根結底就是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這是“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最大的理由。

 

北京，天安門廣場，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之一，她見證著現代中國百年的風風雨雨。每年兩會，代表、委員都要在這裡留下難忘的照片。每天清晨，伴隨著一輪噴薄而出的朝陽、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來自祖國各地的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青年學生、老黨員、老幹部、抱在母親懷裏的孩童，一齊向著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深情矚望，放聲歌唱。風雨無阻，天天如此。

 

正是在這裡，1949年的開國大典上，面對遊行的隊伍，人民領袖毛澤東發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聲“人民萬歲”。

 

正是在這裡，2021年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面對如海的人群，習近平總書記發出那句發自共産黨人靈魂深處的聲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在新時代十年的偉大成就、偉大變革之中，“人民至上”四個大字熠熠生輝。堅持人民至上，作為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歷史經驗之一，被寫入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才是全過程民主的皇天后土。

 

（海峽飛虹轉載自中國政協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