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青年时代有矫世变俗之志，从入仕到拜相，经历十余年的地方官生涯，不论州、县，都“在一邑，则治善一邑”，施行改革和德政，惠及万民。王安石踏实治理州县，但眼光高远，并未局限于一州一县。当他登上飞来峰时，胸中充满豪情，“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句磅礴而出。

1.签判扬州，资政幕僚。进士及第后，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任职淮南判官，以资佐理，掌文书事务，治所在今扬州，这是王安石出仕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在扬州担任知州，王安石也就成了韩琦的幕僚。韩琦与王安石的相处由最初的误会到欣赏，最终发现了王安石的才能。韩琦一开始怀疑王安石是一个晚上经常饮酒放荡之人，但在看过王安石的文章之后，两人经常讨论时务弊端，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而且他也并非夜夜笙歌之人，就尽力栽培王安石。可以说，韩琦既是他的好友也是贵人。后来韩琦与欧阳修经常在宋神宗面前谈论王安石的才华，才让王安石进入了宋神宗视野，为王安石日后变法奠定了政治基础。

初入仕途的王安石，充满了理想和锐气。在扬州任上，王安石仅是知州韩琦手下的幕僚小官，主要协助处理州府行政长官的一切事务，这是一份比较重要而又繁忙琐碎的工作。但他到扬州赴任后不久，写了《上田正言书》，敢于批评那些大官们尸位素餐，对于官场中的一些弊端和百姓困苦有了更直接的感性认识。这时期，王安石白天理政，晚上读书，并将一些读书心得和思考，结合实践经验记下来，写成了《淮南杂说》，对一些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扬州签判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熟悉了实情，积累了经验，可以说是王安石人生理念的形成期 。

2.鄞县新政，改革试验。庆历七年（1047年），在扬州工作5年后，26岁的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用平生所学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政治理想。

王安石一到鄞县，奔走全县14个乡，深入城乡勘察民情，沿途视察山川地形，拟开河治水，化害为利。为了避免扰民，在这一个月的视察过程中，王安石吃住都在寺庙，写成《鄞县经游记》，然后根据鄞县的县情，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先是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订治水规划，重点主攻东钱湖的治理。接着，带领百姓开渠排涝，蓄水防旱，加固海堤，治理东钱湖；组织十余万民工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置禊闸陂塘，筑七堰九塘。从此以后，“七乡三邑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王安石在鄞县还推行青苗法，解民燃眉之急。即在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贷款借粮给贫苦农民，收取少量利息，既帮助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增加了政府收入。这样一来，可以帮助这些穷人躲过地方豪强的重利盘剥。清代学者蔡上翔称赞道：“其爱民恻隐之心，筹画利害之明，虽复老成谋国者弗如。”

王安石十分重视教育，敬重乡贤，兴学重教，大力培养人才，为民办实事，在当地创建了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鄞县县学，并请名师杜醇担任县学教谕。王安石十分关注民生需要，切实解决民众实际问题，“垂意斯民”，上书转运使，为民请命，坚决抵制“收盐”（即禁盐）这一苛捐杂政，给民众带来切实的好处。

3.力辞京官，任职舒州。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春，鄞县任满，王安石上京述职侯迁，授殿中丞。不久，朝廷根据地方官转任京官的惯例和宰相文彦博的推荐，诏令王安石参加由皇帝主持的考试，如合格即可调进京城担任馆职。王安石上了《乞免就试状》，力辞京官之选，请求留在州县。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通判舒州。舒州任上，恰逢年年饥荒，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怀着爱民忧国之心，深入民间开展调查，探究弊政根源，看清了豪强兼并是造成国弱民穷的主要原因，表达了关切民生疾苦的治国理念，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王安石担任舒州通判三年，当地官府与豪强垄断市场，戕害百姓，使这块昔日“土沃人良耕”的地方，出现了“百室无一盈”的情景。面对平民百姓困苦不堪的现实，王安石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也开始思考如何解除农民困苦，破解当时经济困局的治国良策，为他日后在变法中采取调整中央机构，另设三司制置条例司，裁减冗员等找到了依据。

4.常州知州，江东提刑。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在常州只呆了半年多时间。

当时的常州多次遭受旱涝灾害，百姓困苦不堪。王安石一到常州就想开凿运河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造福百姓。但常州府下面各县对开运河的积极性并不高，使得运河难以开挖。加上秋季雨水太多，民工苦于劳役，甚至出现了民工死亡的现象，工程不得已而停下来。王安石对此非常懊悔。

嘉祐三年（1058）二月，王安石由常州知州升任提点江东刑狱。这时，茶叶和盐铁一样实行官营，百姓深感不便。朝廷拟废除茶叶专卖的《榷茶法》，但遭到一些官员和官商的反对。为此，王安石写了《议茶法》和《茶商十二说》二篇重要文章，用大量具体事实说明旧茶法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支持朝廷废除《榷茶法》。王安石提出废除茶法的建议被朝廷采纳，改革了原来不利百姓的茶叶专卖制度，减少了狱讼纠纷，为江东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回到朝堂，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开始认真思考国家的财政问题，结合自己入仕以来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言事书》，呈现给仁宗皇帝，被看成王安石变法的最早蓝本。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列举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享乐，不求改革进取，终于走向覆灭的事例，警醒仁宗皇帝不能安于现状，要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检视，并对时政积弊大力进行改革，实行变法图强，从而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不然，宋王朝就像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一样，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仁宗虽然很赏识王安石，对于变法却无兴趣，王安石的万言书被束之高阁。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得到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热烈呼应，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

《上仁宗皇帝万言书》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不仅可以看作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纲领性政治论文，而且也可以看作其人才政策和方略的基本设想，为推进变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