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政治參與不能“臨陣磨槍”

　　美國當地時間19日下午，紐約前華裔警員梁彼得因巡邏時槍支走火致一黑人青年死亡案正式宣判。主審法官宣佈梁彼得犯有刑事疏忽殺人罪，而非陪審團原先裁定的過失殺人罪。基於這項罪名，梁彼得被判處五年緩刑和800小時的社區服務，這意味著他將不用坐牢。

　　客觀説，梁彼得能夠免於坐牢，與一直站在他背後不斷聲援他的華人有著莫大的關係。從簽名請願到上街遊行，華人群體表現出空前一致的團結，他們發出的聲音對本案的最終審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挺梁行動也改變了華人沉默族群的“啞裔”形象。就在宣判當天，亞裔維權大聯盟還呼籲民眾前往法庭，進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梁彼得案激發了華人政治覺醒的能量，“2·20”全美華人大遊行共有40多個城市的數萬名華人同時上街，遊行支持梁彼得，成為美國歷史上華人群體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這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喚醒了華人維權意識。當然，最終結果也令關心此案的全球華人略感欣慰。

　　政治參與暴露出的軟肋

　　在這場維權運動中，華人雖然展現出了不甘再當“啞裔”的政治參與熱情，但亦暴露出不少軟肋。

　　最為直接的問題是“運動式”的政治參與，這與海外華人平時甘為“啞裔”仍然有關。華人之“啞裔”表現不僅在於缺乏政治參與熱情，更在於平時缺乏對居住國的法律、政治、社會進行深入學習、了解的主動性，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此時，因為缺乏資源整合能力，在維權時的手段、分工、步驟、節奏等諸多方面相當粗糙，導致維權的成本、風險相當高昂。

　　海外華人政治參與，克服“冷感”、激發熱情、形成常態僅僅是第一步，還必須在多方面進行觀念更新及“技術革新”。

　　在政治參與的觀念轉變方面，從“移民”到“選民”，從“客人”到“主人”，海外華人普遍做得很不夠，依然存在著幾個問題：一是將參政狹隘地等同於競選公職，以為“當官”是參政的唯一目標，忽略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公共服務;二是將參政視為“肉食者謀之”，忽略自己手中選票的分量;三是將過去中國傳統的官民關係套用到海外，認為當官就該“為民做主”、做“父母官”，忽略了官員在本質上就是“僕人”、“傭工”，導致在官民關係上本末倒置、主仆錯位。

　　“不抱團”——華人社區的痼疾

　　在政治參與的“技術操盤”方面，海外華人有著更多可以改進的空間：

　　首先，站出來競選公職的華裔精英需要更“接地氣”，深入基層、深入社區。美國與澳洲的經驗都表明，相當多的華裔競選者敗選的主要原因在於其平時很少參與公共事務，甚至不在自己的選區內生活居住，缺乏深耕細作的耐心和毅力，競選時當“空降兵”，臨時抱佛腳，難以獲得民意認可。

　　其次，海外華人依然必須解決如何加強自身團結的老大難問題。團結問題不僅是觀念問題，也是技術問題。我們應當看到，美國、澳洲以及大多數海外華社的人口組成複雜，內部異質性強。一是地域之別，分別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以及東南亞諸國等。二是語言之別，母語分別為普通話、廣東話(粵語)、上海話、潮汕話、閩南語、客家話乃至英語。三是政治觀點之別，比如海峽兩岸的，有的親大陸、有的親台灣;又比如同來自台灣的，有的親藍、有的親綠。四是經濟地位之別，貧富階層的差別。此外，還有代際之別(第一代移民vs第N代ABC)、血緣之別(純華人vs混血華人)、民族之別(漢族vs其他民族)等等。

　　這些強烈的異質性，加上歷史慣性的不抱團，令華社形成各種亞文化圈，多有衝突。“不團結”成為困擾全球華人社區的痼疾，各地亦都有因內訌導致競選失利的案例。正視這些異質性，才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在這方面，猶太人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榜樣：猶太社區內部的異質性，並不亞於華社，但他們卻很好地把握和解決了內部紛爭，合力對外。

　　華人參政的技術課題

　　第三，華人不能將團結的臂膀局限在唐人街內，還需加強與其他族裔的團結。坦率地説，華社目前還算不上是真正開放和包容的社區，遇事往往更多地考慮本身狹隘的利益，氣量不夠，包容性差。在美澳等國，那些僅僅依靠本族裔、而非根植于大多數社區的政治要求，很難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先賢所言的“推己及人”、“海納百川”，依然值得我輩深思。如何將自己族裔的利益要求，對接、昇華為大多數社區的、主流的要求，是在美澳等國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功。

　　第四，海外華人參政，要注重實力的積累及運用。在美澳等國，政治以實力為根基，這種實力既包括選票(人口)、鈔票(財力)的“硬實力”，也包括語言和政治運作等“軟實力”。

　　從美澳的實踐來看，導致華裔競選公職艱難的障礙之一，就是人口比例與分佈。我們應該看到，在可見的將來，華裔不可能在人口比例上獲得快速大幅提升。因此，如何更有效地整合華社現有的選票資源，形成局部相對優勢，是今後華社參政必須攻克的“技術課題”。

　　民意是選舉的生命，資金是政治的母乳，海外華社普遍存在著政治投資無序分散、沒有形成合力的問題，這亦是今後華社參政所需解決的另一“技術課題”。

　　軟實力方面，如何用好主流話語、熟練掌握並運用主流政治規則，是華人參政的基礎。這就要求海外華社的教育應當超越培養“三師”(律師、醫師、專業技師)的謀生層次，致力於培養一批具有雙語能力的政治學、社會學、新聞學等領域的學者和意見領袖，一批能熟練穿梭于政、商、學“旋轉門”的傑出人才。

　　梁彼得案留給華社的衝擊並不會淡去，尤其此案後續可能引發華人社區與非裔社區的衝突，已令很多美國華人同胞憂心忡忡。這再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海外華人參政不能僅僅是運動式地展現熱情，更要注重長期的、常態的“技術操盤”能力積累。(黃向墨 悉尼科技大學客座教授、澳中關係研究院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