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想走出當前困境必須和周邊國家實現真正和解

李克強會見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2017年下半年以來，日本政要多次表態對華“示好”。2018新年伊始，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國會施政方針演説中表達改善中日關係意願，1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訪華，中日關係“改善”的氛圍日漸濃厚。外界普遍注意到日本政府改善對華關係的迫切願望，並得出“今年日本外交的重點是中國”的結論。

　　安倍與河野均提出了改善對華關係的理由，諸如為了地區和平與繁榮、共擔國際責任等。而媒體對這一願望背後的原因卻有另一番解讀，主要集中在提升內閣支持率、尋求外交突破、提振經濟等方面。這表明，外界認為日本改善關係的動機主要是基於現實的功利性考慮，這就不免使人擔憂，在這種功利性考慮引領之下的關係改善能否解決中日關係中的真正問題，實現中日關係長期穩定，貢獻地區和平與繁榮。

　　中日關係自建交以來經歷了數次波折，導致關係惡化的起因，不外乎歷史認識問題與領土問題。此輪中日關係的波折，起始於2012年日本政府的“購島”舉措，因2013年安倍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雪上加霜，領土問題與歷史認識問題疊加，出現了自建交以來最嚴重的兩國關係倒退。與以往的波折週期不同的是，這一次關係的惡化恰逢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日本便在這一背景下，一面回避解決實質問題，一面與美國一起渲染“中國威脅”，把東海、南海問題相關聯，將外界的關注焦點引向中國的所謂“海洋擴張”，把兩國的矛盾轉移到安全上的對峙和地緣政治上的攻防。這樣做的後果，是使兩國國民感情的對立更趨複雜化，且更難改善。

　　進入新世紀後，中日力量對比的消長往往被用來作為解釋中日關係出現波折的原因，認為中國實力增長使日本擔心被超越，擔心被迫接受中國主導的地區國際秩序。但從本質上説，即便存在這種心態，歸根結底也是源於中日兩國並未實現真正和解，從而産生的日本對華戰略疑慮和防範。

　　儘管戰爭在物理上已結束70餘年，但日本卻一直處於“戰後”過程。一方面，日本追求“擺脫戰後體制”的目的是成為獨立自主的所謂“普通國家”，而其獨立自主的最大障礙實際是美國的控制；另一方面，由於日本與周邊國家間仍存在戰後遺留問題而並未實現完全和解，使日本在安全上無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2012年後，日本因為中日圍繞釣魚島的緊張升級而對美安全需求上升，隨後即與美國強化軍事同盟關係，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可以説，沒有與相關國家的真正和解，日本就不能擺脫不平等的美日同盟，也就不能實現獨立自主。也正因為此，2012年安倍再次上臺後，不再提及“擺脫戰後體制”，因為説到底“擺脫戰後體制”是擺脫對美的依賴和從屬，而在當前國際環境下日本顯然做不到。

　　實際上，日本是可以走出當前困境的，路徑就是實現與中、俄、韓等國的真正和解，只有做到這點，才能減輕並最終消除其安全擔憂，從而尋求對美的獨立自主。但這一過程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和相當的外交智慧，以及相關國家的外部推動，否則就有可能導致民主黨鳩山內閣時期那樣的迅速失敗。目前，日本已經著手與俄羅斯就領土問題及和平條約展開交涉，與韓國之間的慰安婦協議也是處理戰後遺留問題的一部分，而與中國之間的歷史和領土問題也必須相應提上議程。

　　如果既有矛盾得不到解決，甚至朝激化方向發展，再加上域外大國的干預，前景將是災難性的。因此，不管解決問題有多困難，至少應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去推動。此次河野太郎訪華，提到了妥善處理兩國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是一個好的開端。中日兩國應當也必須展現勇氣和智慧，直面問題，朝著實現和解的方向不懈努力，才能真正為兩國人民謀求友好合作，給地區帶來和平繁榮。（樊小菊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