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自媒體政治謠言”：如何叫醒裝睡的人？

　　分裂社會、引發恐慌，自媒體製造的政治謠言令人心驚。

　　自媒體的興盛，使民眾在政治表達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始終揮之不去的網絡政治謠言。清醒的人還只是一遍遍地被相同的“套路”污染視聽；而有的人是如同“裝睡”一般，一再造謠傳謠，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是到了該改變的時候了。

　　01

　　謠言總是“似曾相識”？

　　2018年9月21日，擁有近220萬粉絲的大V“杜猛”一大清早就發佈了一條微博：“最新聯合國公佈的全球國民素質道德水準調查及排名，中國連續幾十年排名世界第160位以後或者倒數第二，而日本國民素質連續30多年排名世界第一。中國與日本國民之間的素質差距約為50-80年，其中中國小學教育與日本的差距是50年，中等教育差距70年，高等教育差距90年。”他雖然在微博的最後加了個括弧寫了個“轉”字，但並未寫明來源。配圖內容是：前一天，安倍晉三第三次當選日本執政黨總裁。

　　諷刺的是，“杜猛”還在微博最開始加了句“我先聲明一下，可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造假？你忍心一下看完。”結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方微博當天就出來“強力打臉”，聲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沒有做此類排名，聯合國應該也不會做。”這條微博被多名網友舉報，微博管理方最後對其做了“不實”的標記，對博主禁言15天，但這條假消息並未被刪，仍然挂在那裏，甚是刺眼。而作者在被處理前還接著轉發了好幾條貶低中國的評論。

　　許多網友表示：“怎麼總覺得這消息這麼眼熟？”實際上，他們的感覺沒錯。在這條微博發佈的十幾天前，這些刻意抹黑中國的謠言就出現在名為《換一個角度看日本，你不知道它的家底有多厚》的網文中，被各類自媒體大量轉載。當時《北京日報》記者就採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做了辟謠。然而，能考證到的是，這條謠言最早于2006年就出現在網上了，十幾年間，它不斷跳出來，有時會換個標題，但那些毫無根據的文字卻從未變化過。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對此的辟謠也不只一次，但仍然擋不住它年年“吹又生”，尤其是近年來自媒體的飛速發展，使得它的負面影響不斷加強。

　　每當國內某地舉辦重大的會議、展覽、賽事，類似的政治造謠方式就會出現。2016年9月G20杭州峰會舉辦之前一個多月，名為《杭州，為你羞恥》的網文通過自媒體在網絡廣為傳播。文章開頭説：“今年沒有去過美麗的杭州，但常常聽到杭州的新聞”。然後就是一系列“聽説”：“聽説每個參加保衛的警察會補貼十萬元”“聽到的每個工程的花費金額都是天文數字”“據説一共預算1600億元”“聽説為了趕進度，好多項目完全拋棄了招投標的法律程式”……作者最後質問“杭州，你為什麼就不能以素顏，以平常心，坦坦蕩蕩地迎接世界？”

　　事實證明，不坦蕩的恰是這位自媒體作者本身。浙江日報辟謠稱：以預算總額為例，整個杭州市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才1230億元，一個峰會籌備費用怎麼可能超過全市全年預算？後來，浙江警方將造謠者抓獲，發現他是台州椒江區的一名時年46歲的公職人員郭某某，文章發在QQ空間後他“發現影響力太大，心裏害怕就刪除了”，但惡劣影響已經廣為傳播，他也付出了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的代價，活生生上演一齣《郭某某，為你羞恥》的鬧劇。

　　中國辦個活動總要“好大喜功”“毫不心疼地花上納稅人成百上千億元”這種謠言，在北京奧運會時出現過，在上海世博會時也出現過，只是那時的謠言源頭多是一些外國機構媒體。而現在，還是同樣的話題，一個人只要隨意在自媒體上“想像”一番，就能迅速製造影響力甚大的政治謠言。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周海晏表示：正如以上實例所示，自媒體營造政治謠言，往往都集中在一些固定的話題領域，形成了穩定的敘事框架。“而且，在中國特有的環境下，許多網絡謠言都有‘泛政治化’的傾向，大量以社會熱點話題為名的謠言其實也是政治謠言的幌子。”

　　02

　　造謠傳謠“三十六計”

　　除了對固有框架裏的議題“換個馬甲”就完成“舊謠新傳”，自媒體在製造和傳播政治謠言時，還有一些常用套路。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于晶告訴《新民週刊》記者，某些自媒體在炮製政治謠言時，會“頗具苦心”地放入大量數據、論據，援引權威機構或者名人言論等；為了切合網友“有圖有真相”的期待，還不忘加上圖片和音頻視頻。“這樣的信息貌似很正規，實則經不起推敲。如果仔細探尋，就會發現這些素材、觀點都找不到真實的出處。”

　　前述“中國國民素質排名位居世界倒數”的謠言，就列了一堆中日差距的“數據”，還要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搬來做信源。再比如每當中國舉辦與外國交流的論壇或者中外領導人互訪時，成串中國對外援助的“詳實數據”在某些自媒體人員手中簡直就是信手拈來：“中國援助歐盟1000億美元、東盟100億美元、菲律賓120億美元、文萊40億美元……”而且這些數據從2012年就開始被翻用，每次被引用都稱“去年中國又援助了某某國多少億”，信源號稱是“財政部”“外交部發言人”，有一則自媒體消息甚至還言之鑿鑿地稱：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與文萊“總統”會面時“宣佈無償援助文萊40億美元”。這類消息最後總要加上一句：“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錢美國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鮮可以……唯獨老百姓不能用！”

　　此類數據如果真的由官方發佈，在網上就不難找到出處。事實是，上述國家部門官網、各正規新聞媒體上根本找不到這些數據；相反地，能找到的是國新辦曾發佈的《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其中2011年的白皮書稱：截至2009年底，中國累計對外提供援助金額達2562.9億元人民幣，其中無償援助1062億元，無息貸款765.4億元，優惠貸款735.5億元。自媒體所稱“援助歐盟”一項就遠遠超出了這個數字，而且還是每年一次，這有可能嗎？再者，只要搜索一下就知道，文萊根本就沒有“總統”這一職位，那麼這個看似權威的場景就瞬間坍塌。至於陳志武教授，屢次無端成為“發言人”，只有“躺槍”能形容他的處境。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院長謝新洲曾撰文指出：網絡政治謠言還常採用“渠道回流”“出口轉內銷”的包裝手法。比如，一些在國內沒有得到認可的謠言，經過包裝，以海外媒體報道形式回流到國內，以“被揭露”“被證實”“被肯定”“被豐富”等新面孔重新回到國內的傳播渠道上，以增強其可信度和傳播效果。

　　受眾的內心“軟”在何處，謠言就説什麼。謠言製造者非常清楚哪些是受眾心中的敏感點，在自媒體信息的標題、正文中運用大量情緒化的詞句，刻意營造衝突性，有的甚至貼上暴力血腥圖片和音視頻，讓受眾覺得“事態嚴重，為了自己和他人，必須相信、必須轉發”。2015年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發生後，一些網絡謠言就是如此，肆意渲染“天津大爆炸死亡人數至少1000人”“方圓一公里無活口”“天津已混亂無序、商場被搶”“天津市主要領導調整”等，在自媒體上傳播，製造恐慌情緒，擾亂社會秩序。

　　正規媒體對事實的報道需要經歷核實、統計等一系列程式，尤其是涉及政治領域時，許多核心信息是掌握在政府權威部門手中的，而這些部門通常較為謹慎，使得向受眾發佈事實的速度較慢；有的部門甚至出於種種原因完全保持靜默。而自媒體的造謠傳謠只要憑想像敲出幾行字發送出去即可，幾乎沒有什麼時間成本，於是造謠自媒體往往“第一時間”發出謠言，搶佔影響輿論的先機，讓事實報道反而處於被動。

　　03

　　被誇大和異化的自媒體

　　“新瓶舊酒”“裝腔作勢”“煽情蠱惑”“捷足先登”……自媒體製造政治謠言的伎倆雖然花樣繁多，但並非無法看穿；同時，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人要如此造謠，又有人願意相信並一起傳謠？

　　在周海晏看來，自媒體的網絡傳播有著政治領域的“電子動員”作用。自媒體是一種使用成本很低的政治表達和動員工具，能夠直接地聯繫民眾和執政者，這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各種自媒體平臺的電子動員作用一旦被誇大到可以無視或曲解基本信息事實的話，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可以隨意踐踏社會公認的倫理道德和法律底線，就出現了異化。”她如此告訴《新民週刊》記者。

　　周海晏曾對2014年的廣東茂名PX事件中的網絡謠言進行個案研究，她發現，百度百科PX詞條的“爭奪戰”正是這種異化的表現。2014年3月30日，也就是茂名PX項目事件發生的當天淩晨，有人將百度詞條中的PX毒性由“低毒”改為“劇毒”。清華大學化工係學生發現後，以自己的專業知識擔保PX絕對稱不上劇毒，於是將其改回“低毒”。之後，以清華為代表的一些高校化工專業的學生與一些網民對此詞條反復修改，6天內該詞條被修改36次，直到4月5日百度百科直接將詞條鎖定在“低毒化合物”的描述上。

　　在論戰中，部分網友認為清華等高校學生“被收編了”，並且直接點出“這件事關鍵不是有毒沒毒，是民眾根本對有關部門一點不信”“説白了還是公信力的問題”。

　　周海晏説，“PX是否是高毒性物質”本身是一個科學話題或者環保話題，但部分網民在討論時卻為其注入政治屬性，使其成為由頭或幌子。由此，維權觀念超過了環保觀念，成為了動員的主旨。後來茂名PX的謠言更在自媒體上強烈異化為“中斷上網封鎖消息”等，影響惡劣。

　　謝新洲也在文章中對這種異化進行了分析。他提出，在意見形成過程中，網絡政治謠言的製造者和傳播者並不在意解決具體問題，而是為了分化社會，造成網絡空間內“殺聲一片”，進而利用輿論衝突和社會分化以要挾，達成自己的政治訴求。

　　于晶也認為，許多網友在自媒體製造或者傳播政治謠言時，是為了宣泄心中不滿意。在這種情境下，他們會認為“信息內容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些信息傳達了什麼觀點和態度”，這就掉入了陷阱。甚至有的網民，只是為了“好玩”“被廣泛傳播覺得有面子”，就上網編造涉及政治的謠言，卻不知其行為造成的危害和已經違法的性質。

　　如果説很多網民用自媒體造謠傳謠是一種不當的意見表達的話，那麼還有一些懷有其他目的的群體，就更加值得警惕。

　　某些自媒體賬號造謠傳謠是為給自身帶來流量，而流量數據好看之後就可以成為他們向廣告主開價的砝碼，最終是為了金錢利益。他們並不在乎謠言的種類與造成的後果，甚至更“偏愛”政治謠言，因為引流效果更佳，帶來的利潤更高；而當利潤足夠高，他們“就敢犯任何罪行”。

　　不容忽視的是，還有某些個人或機構受到反華組織收買，為其賣命，刻意在自媒體平臺上抹黑中國，企圖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對這樣的自媒體，更要嚴查嚴打到底。

　　常駐法國超過二十年的文匯報高級記者、研究員鄭若麟在其新書《自由的幻覺——開放中抵禦精神殖民》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近年來國內經常出現這種現象，即我國無論發生什麼事，無論這件事是屬於社會、政治、經濟、環保、人口、貿易、旅遊等任何領域，總有一股勢力不遺餘力地將問題指向中國的‘體制’。而當一切都與‘體制’聯繫起來時，‘民主原罪’已經被植入我們的腦中。……這種西方蓄意植入我們腦海裏的‘民主原罪’經過歲月積累，已經深入我們的‘集體潛意識’裏，成為我們的某種‘標準思維’。”

　　所謂的民主原罪，是指在西方一手遮天地控制著主流話語權的當今世界，“民主”早已不是學術之爭，而是道德之戰，甚至是一種道德審判；“民主”被簡化為“選舉”，等同於選舉。如果沒有西方式的選舉，或選出來的不是西方支持的候選人，那就是“非民主”。而“非民主”就是錯的、有罪的，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造謠的自媒體就是利用了人們這種“民主原罪”心理，讓造謠傳謠越演越烈，讓很多普通人自動擔當了傳謠者。

　　這是多麼荒謬的情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