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創新驅動國企改革不斷深化

　　自1978年以來，中國進行了40年的漸進式改革。作為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改革同樣如此，經歷不同的改革階段，國有企業微觀組織形態和政企關係發生了深刻變革。總體來看，雖然國有企業數量不斷下降，但國企規模不斷擴大，進入全球500強企業數量不斷增加，國有企業經濟實力、技術實力和影響力不斷增強，在打造“國之重器”和“中國製造”品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進程。在改革初期，為了激活國有企業，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兩權分離”的改革。1979-1980年國家開始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1981-1982 年全面推行工業經濟責任制，1983年以後實行利改稅，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我國全面展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了“兩權分離”改革方向。在此背景下，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承包責任制、資産經營責任制、企業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多種形式在改革實踐中應運而生。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定、《公司法》的實施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建設現代企業制度逐漸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方向。1994年國務院選擇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開啟了現代企業制度改革。1997年十五大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任務時間表，要求用三年左右時間在20世紀末完成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初步改革。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實施和推廣，一些已經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架構的國有企業內部人員控制問題仍很突出。2003年十六大明確提出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國有經濟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為了使改革真正完全到位，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産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成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同時強調指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經過40年的改革，中國國有企業普遍完成了公司制改造，形成了規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現代企業制度框架基本確立。隨著公司制改造的推進，國有獨資企業數量大幅減少，國有控股和參股企業數量大幅增加，國家與企業的關係由公司制改造前的全資所有關係轉變為國有資本與其他資本的共有關係。在新時代國有資産管理體制需要由過去“管企業”、“管資産”向以“管資本”為主進行新的改革，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制度和管理體制，以提高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適應程度。

　　國有企業並不為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世界各國普遍存在國有企業。即使在市場經濟體製成熟的發達國家也存在著一定數量和規模的國有企業。這源於國有企業具有無法被私有企業替代的公共屬性，即在克服市場失靈和承擔國家賦予的特殊職能方面發揮獨特作用。與發達國家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不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改革，因此，國企改革既要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又要滿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十八大以來，在繼續推進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同時更加強調國有企業功能界定、分類改革和加強國有資本管理。在新的時代，國企改革需要新一輪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以突破改革的瓶頸。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不斷取得重大進展，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運行品質和效益明顯提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品質發展階段轉換，國有企業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也出現明顯的不利變化。面對國內外複雜的經濟環境，國有企業如何更好地在推動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打造經濟強國和助力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發揮重要作用，仍然是國有企業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入探索的問題。（肖漢平 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