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好幹部必須忠誠與擔當兼備

　　“忠誠、乾淨、擔當”是新時代好幹部的核心標準，要堅持好、落實好這個標準，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中正確把握好標準之間的聯繫與互動關係，特別是要教育幹部擺正對黨和人民的忠誠與勇於擔當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不斷增強忠誠與擔當兼備的自覺性，切實解決知、信、行的統一問題。

　　忠誠是領導幹部勇於擔當的信念基礎

　　領導幹部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始終是第一位的，是一切實踐行為的邏輯起點，不解決忠誠這個基本信念和基本立場問題，擔當就一定會出問題。舉兩個例子，一個是40年前，拉開中國農村改革序幕的小崗村黨員幹部簽下“秘密契約”的使命擔當，這種擔當就源於幹部對黨和國家的赤膽忠心，對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堅定信念。契約中寫道，“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為了讓老百姓不再挨餓受窮，嚴宏昌等基層幹部同志才不怕坐牢殺頭。

　　當年的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敢於頂住巨大壓力支持農民“包産到戶”，敢於直言：“是或非，只能從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來衡量，靠實踐來檢驗，決不能靠報紙的一篇編者按來裁決。”只有對黨和人民利益的無限忠誠，才能如此擔當改革大任。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源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和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因此，忠誠是發自內心的自覺理性，是經得起時間和實踐檢驗的。

　　而另一個例子，就是像天津市委原代理書記、原市長黃興國、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魯煒這樣的政治上“兩面人”。把忠誠做在表面上，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口頭一套、行動一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會上信誓旦旦講‘四個意識’、高調表態，而私下裏卻妄議中央、不貫徹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人；口口聲聲堅定‘四個自信’、信仰馬克思主義，而背後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曖昧、立場不穩的人”。這些人是假忠誠、偽忠誠，即使有所謂的“擔當”也一定會是禍國殃民。“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政治上兩面人的“偽忠誠”有很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但終究會暴露出他們只會忠於自己的私利，背叛黨和人民利益的醜惡嘴臉。因此需要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既聽其言、更觀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裏。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忠誠源於信仰，信仰不是給別人看的，而是人生價值追求使然。解決領導幹部的忠誠問題，核心是把好選人用人的政治關，要把是否忠誠于黨和人民，是否具有堅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是否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否全面貫徹執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作為衡量幹部的第一標準。

　　勇於擔當是領導幹部忠誠的行為檢驗

　　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眼中的忠奸善惡是看有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任擔當。中國共産黨的偉大使命就是擔當起人民解放、民族復興、民富國強的歷史重任。我們黨成立近百年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始終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民族解放和革命戰爭中，無數先烈以鮮血和生命踐行了他們對民族和人民的英勇擔當。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産黨人從舊中國百弊待除、百廢待興、一窮二白的廢墟上起步，戰勝一切內憂外患，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逐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創造出一個個重大成就，涌現出成千上萬英雄模範人物。

　　在改革開放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中，中國共産黨人敢闖敢試、敢破敢立，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跡，使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短短40年時間裏擺脫貧困並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開拓創新，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鮮明的領導風範，也永遠是中國共産黨人應該具有的歷史擔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向全黨全國全世界莊嚴宣示，開啟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征程，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執政興國的宏圖偉略和治國理政的政治擔當、責任擔當。

　　幹部敢於擔當作為，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從政本分，既體現黨性，也考驗作風。關鍵是堅持知行合一、真抓實幹，做實干家。近些年，群眾反映出來最大的意見就是領導幹部的不作為，做太平官，混日子。其危害最大的是缺少政治擔當和責任擔當。應該認識到，這是對黨不忠誠的表現，不願為黨分憂、不肯為黨盡職。有些領導幹部平時講的頭頭是道，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畏畏縮縮，一身“官油子”習氣，何時都可以穩當“不倒翁”；面對矛盾不敢迎難而上，面對危機不敢挺身而出，面對失誤不敢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不敢堅決鬥爭。究其原因，一是這些幹部多數是在機關“溫室”裏成長起來的，缺少重大鬥爭中經風雨、見世面的經歷。我們選拔考察幹部時只看勤奮工作，不看擔當責任；只看嚴於律己，不看挺身而出；只看老實聽話，不看膽識主見。二是多年來幹部考核“惟票惟分”現象嚴重，形成了“老好人”的官場文化。其結果是幹部越是有擔當，負面反映就越多，民意票數就越少，組織越是不敢用。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組織上要有擔當，要在選人用人上體現講擔當、重擔當的鮮明導向，把敢不敢扛事、願不願做事、能不能幹事作為識別幹部、評判優劣、獎懲升降的重要標準，把幹部幹了什麼事、幹了多少事、幹的事組織和群眾認不認可作為選拔幹部的根本依據，選拔任用敢於負責、勇於擔當、善於作為、實績突出的幹部。

　　忠誠與擔當必須統一于幹部成長的全過程

　　理論上講，忠誠與擔當是辯證統一的關係，我們説知與行的合一，就在於兩者之間不是割裂的矛盾體，但是知行合一不易做到，又在於兩者之間不可相互替代。要求幹部忠誠就意味著幹部必須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也意味著黨組織對幹部從嚴要求、從嚴管理、從嚴監督。要求幹部擔當則意味著要同違反黨的紀律和政治原則的人和事做堅決的鬥爭，對黨的事業要敢於負責、善於創造、擼起袖子踏下心來真抓實幹。兩者辯證統一在幹部的知行合一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嚴管和幹事創業分割開來、對立起來，把一些幹部不擔當不作為歸咎於從嚴管理，這是不對的”。從嚴管理幹部是對幹部真正負責，幹部要領悟到黨組織的良苦用心，習慣於在嚴格管理中工作生活，切不可把嚴格管理當成逃避責任、消極怠工的藉口。這是很有針對性的批評。因此，考察幹部的忠誠與擔當，要注意從幹部成長的歷史全過程考察，從幹部思想和行為的動態變化中考察，從幹部知行合一的具體表現和關鍵事件中考察。也就是看忠誠不能離開具體的責任擔當；看擔當更不能離開政治信念、政治方向。當前，在幹部隊伍建設中，把好幹部標準落到實處，仍然有許多難題需要科學探索，特別是幹部的忠誠與擔當兩個方面的標準，需要針對不同層級、不同任用方式、以及不同崗位的要求，制定出可測性、可控性、精準性比較強的考察方法、培養方法和管理規範。同時，在幹部培養選拔實踐中也需要創造更多的新鮮經驗。

　　（作者為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誠乾淨擔當的高素質幹部隊伍》，人民網，2019年1月15日。

　　責編/谷漩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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