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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規定文明只有一種進化方式

2019-09-20 17:15:14|來源:中國青年報|編輯:唐薇

  西安半坡遺址房屋模型。視覺中國供圖

  1954年,考古學家于西安市郊發現新石器時代的半坡遺址,此後又在這裡陸續發掘出大型房屋遺址、多人合葬墓、母子合葬墓等遺存。考古學家由此聯想到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寫到的,美國的母系社會原住民易洛魁人“建造長形的群居宅院”,切羅基部落“凡是親骨肉, 彼此的骨肉就應當永遠不分離”。由此,半坡遺址成為中國母系社會的最佳實證地。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有考古學在仔細推敲後追問,“大房子”就一定是“群居宅院”?“多人合葬”就一定是“親骨肉”?至於母子合葬墓,更是特例。

  種種理由表明,中國並非一定存在母系社會。只是因為19世紀的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提出了人類由母系社會進化至父系社會的理論,之後又被馬克思與恩格斯吸收,所以長期以來探尋並證明中國母系社會的存在,成為中國考古學有意無意的目標之一。

  類似的例子還有,在“文革”時期,《考古》雜誌刊登《殷墟奴隸遺骨戳穿了孔老二“復禮”的實質》一文,談到“從出土的遺跡媬侘摒搢鴗T千多年以前奴隸主殘酷壓迫奴隸的史實”。然而,現在的研究認為,這些人牲、人殉更可能是戰俘。

  一百多年過去了,摩爾根等人的理論已被證明不夠令人信服,歷史的長河應該並無全球統一的進化規律。儘管“單線進化論”(單線進化論就如《文明》系列遊戲中,所有民族、國家都要攀爬相同的科技樹、文化樹,從“制陶術/法典”進化至“未來科技/未來市政”)已幾乎被考古學淘汰,但人類行駛在多條從“落後”到“進步”的大路上(多線進化論),這一觀點你認可不?

  上世紀8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兩位巨擘——張光直、蘇秉琦,便分別提出“遊團-部落-酋邦-國家”與“古國-方國-帝國”論。近年來,考古名家王巍又提出,應以良渚遺址等的“實際情況概括出更有普遍意義的文明標準”,其實皆是以此樹立中國特色的歷史進化模式。換言之,中國考古學的一個終極課題,或許可以總結為這樣的問句:中國從哪來?

  “中國從哪來?”一個連作家許知遠都感興趣的問題。去年一期《十三邀》,他對話二里頭遺址(可能是夏晚期都城)的考古領隊許宏。一上來,字幕就向觀眾提問:最早的中國在哪?中國何時成為中國?中國何以成為中國?之後,又接連是對“中國第一個十字路口”“鑄銅作坊”“青銅爵”等考古發現的介紹。這邊廂,許知遠專注聆聽許宏在考古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那邊廂,許知遠問考古隊雇用的民工阿姨:“您知道下面埋的是什麼嗎?”阿姨笑了:“不知道。”

  從某種意義上說,許知遠是位“真正的知識分子”,他擔心社會的淪落,所以他向馬東說“互聯網文化有粗鄙化傾向”;他致力於國民的自省,所以試圖還原譚嗣同不為人知的人生。而百年前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不也如此思索中國的來路與去向嗎?

  梁啟超1899年就曾在《文野三界之別》一文中談到:“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為三級:一曰蠻野之人,二曰半開之人,三曰文明之人……我國民試一反觀,吾中國於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興矣!”只有痛悟中華的文化基因,驚覺祖國的前行方向,才能帶領中國“進化”至下一篇章。

  而受新文化運動感召而興起的中國考古學,豈能不懂梁公期冀?正如“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所言:“中國的老派歷史學家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培養盲目信從遠古時代有過一個黃金世紀——堯舜之世的說法……科學的衝擊大大動搖了這種幼稚盲從的基礎。”從西方引進考古科學的他,身體力行地發掘殷墟,改寫了中國早期歷史,“在殷商時代盛行殺人殉葬的習俗;這種風俗照現代的文明標準說,不但是殘暴,也可說是極野蠻的。”

  我總想,如果你希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相信人生需要憂思鞭策、靈魂需要智識拯救,那麼終有一天,你會在“中國從哪來”之問乃至中國考古學中,找到心靈的港灣。

  只是身處爛漫青春的少年,往往不會思考花季何時結束;歷經人生滄桑的中年,才會反思人生如何前行。我斗膽反問:歷史真是“進化”的嗎?古今若同,活在當下,是否也未嘗不可?

  奚牧涼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9月20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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