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加博爾・蘇斯 博士

匈牙利文化與創新部參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創意與可持續發展中心諮詢委員

　　第五屆 “創意 2030” 論壇明確揭示了一點：人工智能與文化的關係已不再是一個邊緣問題，它正成為我們時代的決定性議題之一。這不僅因為人工智能日益滲透到文化的生産、傳播與仲介過程中，更因為它開始塑造意義生成、記憶建構、創造力培育、教育實踐與公共闡釋得以發生的基本條件。在這一新興話語中，兩個重要的進展已經顯現。

　　梅裏・馬達沙希清晰地指出了問題所在：人工智能、文化與可持續發展之間不存在天然的平衡。這是一個關鍵見解。它打破了那種認為技術進步會自然而然地與人類價值觀、文化多樣性或長期責任和諧共存的舒適幻象，提醒我們：平衡並非既定，必須經由有意識的創造方能實現。

　　對人工智能、文化與可持續發展之間 “天然平衡” 的期待，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舊日 “無形之手” 的幻象：即相信只要讓複雜系統自行優化，社會所期望的結果便會自動浮現。我稱之為“天然平衡謬誤”。這是一種令人安慰卻錯誤的假設，認為如果任由技術進步按其自身邏輯展開，人工智能、文化與可持續發展終將和諧共存。然而，這種天然的均衡並不存在。人類的尊嚴、文化的多元性、教育的深度以及長遠的責任感，並不會自動從加速、競爭或規模擴張中産生。它們必須有意識地被引導、在制度層面被塑造、並在倫理層面得以維繫。與 “天然平衡謬誤” 相對，我主張“文化塑造人工智能”。

　　漢斯・道維勒則提出了下一個關鍵步驟：文化必須充當羅盤。這一點同樣不可或缺。在一個技術力量加速發展的時代，文化提供了方向、價值、記憶和人性指引。它提醒我們，評判人工智能不能僅依據效率、生産力或規模，還必須以其對人類尊嚴、文化多元性、教育目標及文明責任的貢獻來衡量。

　　然而，我認為現在需要再向前邁進一步。僅靠羅盤無法構建一個系統。

　　如果文化要在人工智能時代充分發揮作用，它就不能僅僅作為一個外部的倫理參照點，不能只是在事後被調用、用以修正他處所作決策的象徵性糾偏工具。文化還必須成為人工智能內部的一種運作力量。我們必須從 “文化作為羅盤” 這一重要理念，邁向更具挑戰性也更務實的 “文化塑造人工智能” 理念。為了更清晰地闡明這一轉變，三個意象或許有所幫助：羅盤、假體和橋梁。

　　一、文化作為羅盤：方向指引

　　文化作為羅盤，意味著方向指引。這意味著不能任由人工智能僅僅受優化（無論是用戶參與度、速度、規模還是利潤）這一無形目標所驅動。人類社會需要方向，教育需要方向，文化生活需要方向。羅盤無法消除複雜性，但它能防止迷失。

　　在人工智能的語境中，文化必須幫助引導我們的目標感：我們正在塑造什麼樣的人？正在強化或削弱何種關係？正在使何種未來更有可能實現？

　　二、文化作為假體：增強而非替代

　　但僅有方向指引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追問，人工智能應在人類學習、文化闡釋和公共生活中扮演何種角色。此時，第二個意象 “假體” 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作為 “假體”是可接受的，但作為“替代者” 則是危險的。

　　· 好的假體：擴展人類能力，不取代人類目的，增強能動性，支持努力，由人類判斷引導行動。

　　· 壞的假體：削弱它表面上輔助的能力，成為認知拐杖，侵蝕獨立推理、判斷與意義建構能力。

　　這裡岌岌可危的不僅是便利性，更是認知主權本身：即在技術仲介條件下，人類所保持的進行獨立推理、判斷和意義建構的動態能力。當交互圍繞預設答案、統計平均輸出和無摩擦完成度組織時，這種能力便開始被侵蝕。

　　這正是為什麼 “生成性調諧點（GAP）” 至關重要。它是反思性能動性仍在運作的空間，是猶豫、評估、修正和真實回應仍有可能發生的區間，也是認知主權得以保存的間隙。

　　這在教育領域尤為明顯。最重要的區別不在於使用人工智能與拒絕它之間，而在於“增強” 與 “替代”之間。學習者借助 AI 或許表現更好，但學到的可能更少。真正的問題是：人工智能是在強化人的形成過程，還是在悄然取代它？

　　三、文化作為橋梁：連接而非捷徑

　　第三個意像是橋梁。我們不能默認AI會自動成為連接人與知識的橋梁。在商業邏輯的驅使下，它更傾向於成為一條捷徑——繞過真實的相遇、繞過緩慢的理解過程。我們的任務是主動將AI塑造成橋梁：一種既連接模擬經驗與演算法支持，又不抹殺其間人類思考間隙的仲介結構。這正是“文化塑造AI”的應有之義。它意味著我們要堅守“模擬優先”原則：先體驗，後闡釋，再進行數字綜合。先有世界，後有模型。這不是反技術的態度，而是一種關於順序的規訓。正如作曲家貝拉·巴托克所堅持的“唯源自純凈”——在提取之前先傾聽，在建模之前先尊重語境。巴托克提供的不是對技術的拒絕，而是一種善用技術的倫理精神。

　　同樣的關切也適用於文化遺産領域。一個根植于文化的AI系統，其使命不僅僅是高效地保存和檢索內容，更在於維繫“理解”本身歸屬於人的條件。如果AI系統只追求無縫的流暢體驗，它可能會帶來接觸而無理解，提供便利而無闡釋。隨之被侵蝕的不僅是語境的厚度，更是使用者的認知自主性。我們不能將文化和遺産僅僅當作技術系統上的軟性裝飾或數據集，而應將其視為對AI知識架構的真正輸入。一個文化盲視的系統，可能會將充滿意義的地方扁平化為坐標，將鮮活的傳統簡化為可搜索的碎片。文化必須更深地融入知識架構，去保存那些關係、層次與規範性的界限。

　　因此，討論必須從哲學思辨走向具體實踐。負責任AI的未來，取決於我們能否將文化智慧轉化為技術和制度形態。這需要在知識組織、介面設計、提示文化、來源追溯和社群驗證等層面展開紮實的工作。尤其要認識到，“提示”（Prompting）不僅是技術操作，更是一種文化和道德行為。它塑造著人類注意力的節奏和判斷的空間。這正是為什麼基於地方的試點項目如此重要。在像帕農哈爾馬、圖爾卡納湖和蒂哈尼這樣的具體地點，文化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記憶、生態與社群的交織。在這些地方進行的“文化遺産倫理人工智能夥伴”實踐，能夠證明文化絕非創新的邊緣點綴，而是決定AI如何被訓練、管理、語境化並承擔責任的架構性力量。

　　結語

　　人工智能處於塑造文化的進程中，當前的核心問題在於文化是否將被允許反過來塑造人工智能。這種塑造將是一種文明的選擇。更深層的問題也不再是人工智能是否會變得更強大（它會的），而在於我們構建的交互架構是會保存還是侵蝕人類獨立思考的能力。

　　如果文化要塑造人工智能，它不能僅通過提供價值觀、符號或內容來實現，還必須幫助設計保護認知自主性的系統。我們面前的任務不僅是文化的、技術的或監管的，更是文明的：確保我們所謂的 “增強” 不會變成 “削弱”，我們所謂的 “輔助” 不會逐漸演變為判斷力本身的 “外包”。

　　如果人工智能、文化與可持續發展之間沒有天然的平衡，那麼這種平衡必須有意識地去創造。文化要充分發揮作用，就不能作為事後思考游離于系統之外。它必須作為方向、架構、鮮活尺度，進入系統內部。

　　我相信，這就是我們面前的下一個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