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具有全球性意義（風從東方來——國際人士親歷中國改革開放）

　　

　　　　 鄭永年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本報記者 張志文攝

若埃爾·呂埃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本報記者 龔 鳴攝

2017年10月，李相萬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第八屆“東北亞民族文化論壇”。 資料圖片

　　

　　中國的政治秩序給世界提供了全新選擇　　

　　鄭永年

　　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主體，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不理解中國共産黨就不可能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無論是政策界還是學術界，人們都沒有忽視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巨大成就。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前人均國民收入不到300美元發展到今天人均國民收入超過9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在這期間使得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這樣的成就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因此中國的發展故事也被稱為“中國奇跡”。

　　不過，中國共産黨本身的發展和轉型卻經常被人們忽視。中國共産黨不僅促成了中國的政治秩序能夠隨著社會經濟的巨變而轉型，更是繼續引領著社會經濟的變遷。中共十九大已經把中國從今天至2050年的發展進行了明確的規劃：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放眼世界，具有如此長遠規劃的執政黨也只有中國共産黨。很顯然，這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更是政治制度和秩序的發展。這説明，中國共産黨是一個不忘初心的政黨，是一個具有強大歷史使命感的政黨。

　　今天的世界讓人們感到巨大的不確定性，主要是因為政治秩序的變化。二戰以來，西方民主政治秩序長期以世界主流政治秩序自詡。但今天，西方秩序已經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西方引以為榮的多黨政治演變為政黨之間的惡鬥，以往所謂的“忠誠反對黨”演變成為“互相否決黨”。儘管西方不乏有識之士，但在不能形成一個有效政府的情況下，思想很難轉化為實際的政策，從而解決西方所面臨的問題。

　　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二戰後引用了西方式政體，從表面上看，這些國家都具備所需的制度要素，但這一切都停留在字面上，很多國家政黨在政治舞臺上來來去去，就是沒有政黨負責推進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貧窮仍然是很多國家的“主題詞”。東歐地區的政治秩序也出現了很多問題。在東歐劇變後，儘管人們獲得了所謂西方式的“自由”，但社會經濟不僅沒有得到實質性發展，在一些國家反而出現倒退。在西方“幫助”下，這些國家進行了政權更迭，但人們很快就發現，西方只關注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而極其漠視這些國家民眾真正所渴望的社會經濟發展。

　　這就涉及政治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即秩序和發展之間的關係。二戰後，西式民主急劇地從傳統上的精英民主向“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轉型，到上世紀60年代，政治參與出現大擴張。當時政界討論最多的就是過度政治參與問題，最著名的莫過於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1968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亨廷頓在書中分析了政治秩序和發展之間的關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對世界政治秩序帶來了新的、更為嚴峻的挑戰。亨廷頓的學生、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多年前再寫有關政治秩序的著作。不過，較之其老師，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意識形態過重，對西方政治體制批評不足，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政治體制的優勢認識不清。

　　中國共産黨的成功就在於其對秩序和發展之間關係的關切。中國共産黨是執政黨，是中國共産黨規劃、推行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時也是中國共産黨通過改革自身而得到制度更新。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40年，既是中國共産黨推動國家各方面改革開放的歷程，也是中國共産黨自我改革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執政黨自身從來沒有停止過摸索和嘗試新的改革。

　　中共十九大對中國的政治秩序建設來説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沒有一勞永逸的政治秩序，任何政治秩序必須與時俱進。中國的政治秩序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這是一種西方之外的選擇。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顯示出對中國發展方式的興趣。儘管中國既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但這一選擇的存在本身具有全球性意義。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為推動全球經濟健康發展貢獻力量

　　若埃爾·呂埃

　　1996年我去昆明旅遊，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最近我又去了一次昆明。前後20多年間的差別，讓人聯想到整個中國在近幾十年發生的巨變。當年昆明的機場每天只有幾個航班。如今機場規模宏大，每天有幾百個航班，通往幾百座城市。一座機場的變化，反映了中國的變遷。

　　我還記得，20多年前在中國出行主要靠大客車，路程遙遠又艱險。現在，中國有了發達的高速公路和世界上最先進的鐵路系統，尤其是高速鐵路四通八達。去年9月，我從廈門前往上海，若是在以前，我會選擇坐飛機。但那次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火車，因為中國的高鐵系統實在是太發達了。

　　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重要一點是，中國循序漸進地推行改革舉措。中國的五年規劃從未中斷過，以這些規劃為核心，中國按既定的步伐實現了一個個發展目標。從地理區位上看，從經濟特區開始，中國的各個省區市陸續加入到改革開放中來。各省區市間人員、資金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中國尤其注重促進科學技術發展，中國政府制定了許多創新發展規劃，由部委牽頭，公私主體團結合作，實現了許多領域的技術進步。

　　從全球範圍看，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也為經濟全球化注入了活力。中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為推動全球經濟健康發展貢獻力量。

　　法國橋智庫非常關注中國。一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投資項目眾多，實體經濟的分量舉足輕重。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基礎設施投資在中國，未來將有更多的中國投資走向世界。二是因為中國的重要性不止于實體經濟的強大，還關係到規則制定和全球治理。中國對全球治理影響日益重要，在制定全球治理的規則上也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實體經濟層面，中國有很多值得其他國家借鑒的地方。非洲很多國家都對中國的發展道路感興趣，他們意識到中國做了很多值得他們學習的事情。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説，當前全球化的規則不是既定的，一個國家的經濟越強大，提供越多的全球合作項目，就越能夠促進規則的變化和改善。在這一點上，世界各國和重要的經濟體都應和中國合作，思考如何推出新的投資計劃、新的貿易規則以及新的全球治理機制。

　　在這些年與中國夥伴的合作中，我親身感受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之前，我們和中國院校開展訪問交流，大都限于講座、研討會等形式，偏向於學術研究層面。如今，這種交流更加機制化，産生了一種“連鎖效應”。在建立了一個較好的合作關係後，我們可以很快地簽訂諒解備忘錄。中國合作夥伴思想開放、活躍，能夠迅速地組織起會議，討論備忘錄的細節內容，尋找投資的具體計劃，共同策劃活動等。簡政放權的改革舉措賦予了中國院校、智庫和研究機構更大的行動空間，使得我們之間的合作更加順暢。

　　今年，我有幸參加了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親耳聆聽了習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講。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開放，並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措施和時間表，還觸及到了戰略性的關鍵領域，比如金融業和汽車製造業。這讓我感受到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力度和決心。這是中國發展進步的重要標誌，當一個國家開放其核心領域時，説明這個國家充滿自信，也值得信任。

　　（作者為法國橋智庫主席，本報駐法國記者龔鳴採訪整理）

　　中國改革開放正逐步為優化全球治理注入動力

　　李相萬

　　從兒時起，中國的歷史文化就令我著迷。讀研究生時，我就將中國政治經濟作為研究方向。我的碩士論文的主題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那時是1985年，韓中兩國尚未建交，相互了解不夠，這使得我作為一名學者的研究，難免有很多不完善之處。幸運的是，1992年，在我的博士課程結業之際，韓中兩國建交，韓國學界有了進一步了解中國的機會。我于1994年走進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園，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進行了更深入的學習和研究。

　　從1978年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斷深入，開啟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發展歷程，改革開放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如今中國改革開放走過40年征程，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從追趕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

　　今年7月，我以韓國訪問團成員身份再一次來到中國。在為期8天的時間裏，我訪問了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進一步了解了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變化。在深圳，看著這個擁有上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國際都市，高樓大廈林立，民眾親切有素養，城市有序整潔，很難想像這裡40年前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我期待深圳可以不斷創新、可持續發展。再看上海，我依舊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在華留學時，浦東一帶是一片原野，就連浦西南京路一帶也還很落後。而如今的上海已經是“滄海桑田”。

　　1990年，中國宣佈開發上海浦東，並在陸家嘴成立中國首個國家級的金融貿易區。在這裡，高樓大廈平地而起、高聳入雲，東方明珠、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廈，不斷刷新著“上海高度”，只有親臨，才能理解為什麼浦東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象徵之一。此外，走訪阿裡巴巴、華為、騰訊等中國企業，也讓我深刻感受到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這些中國企業在改革開放浪潮下影響力逐步擴大，代表著中國經濟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創新型的轉變。

　　回望40年曆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中國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高社會生産力和勞動力水準，展現了中國在解放社會主義生産力及建設富強國家方面的自信心。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順應全球化潮流，積極向世界開放，引入海外資本和技術，設立經濟特區，為吸引外國製造和生産資本創造了非常有利的環境。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取得重要突破，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日益寬廣，開放之門越敞越大，展現出了合作共贏時代的大國姿態。

　　在中國共産黨執政的長期穩定的政治基礎上，中國成功實現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特別是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迅速增強，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穩步提升，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政策為中國贏得了更多周邊國家的支持。

　　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越走越寬，正逐步為優化全球治理注入動力，中國也通過改革開放在國際社會擁有更多話語權。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這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實現共同繁榮發展的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益實踐。“一帶一路”建設有力地推動了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將在全球範圍逐漸産生“溢出效應”，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和普遍認同。

　　（作者為韓國慶南大學教授，本報駐韓國記者陳尚文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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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報 》（ 2018年08月28日 23 版）

　　(責編：王仁宏、曹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