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呈明顯下行趨勢。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金融應該發揮哪些重要作用？金融業如何迎接新挑戰，抓住新機遇，以高品質發展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經濟日報記者採訪了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

　　資源配置格局轉型，金融信號要“明確”

　　記者：在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過程中，金融如何發揮作用？

　　李揚：用金融的眼光看，發展格局的轉型實際上是資源配置格局的轉型。在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安排中，我們要更多地利用國內的資源。

　　金融是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在傳統體制下，資源配置的機制是“錢跟物走”；在市場經濟下，配置機制變為“物跟錢走”。這就是“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的含義。血脈通，增長才順暢。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深化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金融環境，疏通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

　　資源配置需要有準確靈敏的信號。市場經濟條件下，引導資源配置的主要信號是“三率”，即人民幣匯率、利率、國債收益率。進一步推進“三率”的市場化改革，是金融適配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

　　匯率決定的是資源和市場在國內外配置的比較優勢，關乎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應當説，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當下匯率的波動基本上反映了資源在國內和國外之間配置的比較優勢，今後還要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並進一步完善。

　　利率的水準及結構，決定了在國內哪些地區、哪些部門、哪些機構應當優先使用資金。近年來，金融改革深入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也取得較大進展。如，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推出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對貸款優惠利率的決定機制進行了改革。這些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讓資金使用者和提供者獲得更加準確的信號，以明確資金配置方向。目前，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還在進行中。現在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基準利率的形成機制還不夠完善，有效的利率體系尚待形成。

　　國債收益率曲線則涉及所有金融産品的定價問題。國債收益率曲線描述的是某一時點上一組上市交易的國債收益率和其所余期限之間的相互關係，它構成了全部金融産品的定價基礎。目前，我國國債的發行數量和種類還不夠充足，交易所市場和銀行間市場仍然分割，市場流動性不強，使得我國尚未形成有效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健全國債收益率曲線是我國深化金融改革的又一重要任務，其關鍵是金融部門和財政部門密切配合與合作。

　　三方面深化改革，夯實“雙循環”的金融基礎

　　記者：從金融改革的角度看，要從哪些方面著力深化改革，來夯實“雙循環”的金融基礎？

　　李揚：金融改革涉及領域很多，僅從最重要的方面進行討論，資金流動的載體有三，一是機構，二是市場，三是産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機構迅速發展。按資産總量計算，2008年我國資産總額達82萬億元，相當於美國的五分之一；到了2019年，已達387萬億元，接近美國的60%。然而，中國金融機構體系中，商業銀行的比重太高，而商業銀行是風險厭惡型金融機構。技術上説，能夠從事風險投資活動的機構主要是基金、證券、VC、PE、租賃、信託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我國此類機構佔比很低，規模不及美國的30%。這意味著我國目前的金融機構體系，尚無足夠動力支持有一定風險的調整資源配置的經濟活動。

　　中國金融機構體系的另一類問題是保險和養老金髮展不足，其規模僅及美國的10%。此類機構發展不足，將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嚴峻挑戰。這兩類機構與非銀行金融機構如果得不到充分發展，將很難克服我國資本市場由散戶主導的不利局面。

　　資金流動的第二個載體是市場，主要指資本市場。資源配置轉型要向更加有效、更具創新性、更加綠色的方向發展，需要通過資本市場中的投資交易活動來甄別發展方向。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中美金融體系比較研究發現，我國資本市場中傳統企業多、工業企業多、中等企業多，而美國是創新型企業多、高新科技企業多、大企業多。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與上市的審批制有關。審批制偏好重資産，關注企業歷史表現和過去的盈利狀況。而高新科技企業初期大多是輕資産，利潤大都不高甚至沒有利潤，而且此類企業的投入中知識産權佔比較高，較難上市。

　　可喜的是，這種局面正在得到改善。近年來我國註冊制改革成效初顯。科創板作為增量改革試點，率先實行註冊制，總結了一些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並在創業板的“存量+增量”註冊制改革中初現端倪，主板也可借鑒。一年來，我國資本市場包容度顯著提升，企業上市週期大幅縮短，可預期性明顯增強，市場各方評價總體較為積極。

　　最後是産品。金融改革要進一步深化，豐富産品是必要的一環。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金融産品，增加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和業務比重，改進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總之，抓住機構、市場和産品這三個關鍵環節下功夫，“雙循環”的金融基礎就夯實了。

　　防範金融風險，用好金融科技

　　記者：中央提出全面做好“六穩”工作，其中就包括“穩金融”。當前“穩金融”有哪些問題要重點解決？如何做好金融防風險？

　　李揚：穩金融，既涉及金融自身的穩定，同時也涉及金融作為一種主要的宏觀調控手段，助力實現其他的“穩”和其他的“保”。因此“穩金融”是個綜合性任務。

　　現在全球央行都在“放水”，很多國家把防範風險置於政策優先順序的末端。但我國始終繃緊風險管理的弦，依然保持戰略定力和正常的貨幣政策框架，防止風險過度積累。

　　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都比較嚴峻，宏觀調控尤其需要下好先手棋。目前來説，我國的貨幣政策基本做到了這一點。不過，我國金融業的市場結構、經營理念、創新能力、服務水準還不適應經濟高品質發展的要求，諸多矛盾和問題仍然突出。我們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務、防範金融風險這兩個支點，推動金融業高品質發展。

　　為此，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來全面改造傳統金融業，即大力發展金融科技。

　　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是從“兩頭在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轉換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要讓這個轉換有效率，一方面要支持高新科技全面産業化，另一方面金融業自身也要用高新科技來改造。目前，金融科技運用到銀行貸款領域，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破解了小微企業貸款難困局。

　　但同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較，我們還存在明顯的短板。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最近比較了中、美、英等國的金融科技發展狀況發現，促進金融科技發展存在三大動力，即市場拉動、技術驅動和制度保障。研究發現，美國幾乎是所有新金融科技的發源地，英國則是運用金融科技制度保障最完善的國家，而中國則是明顯的市場拉動。如果我們不能在金融科技的技術開發上奮起直追，不能在投資者保護等關鍵環節上形成有效的制度體系，金融科技發展遲早會遇到技術瓶頸和制度瓶頸，導致喪失市場優勢。因此，用金融科技手段全面轉換和改造金融和實體經濟特別重要。

　　此外，還要繼續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在進行中美金融實力比較研究時我們發現：廣義的金融基礎設施不僅指金融運行的硬體設施，還包括制度安排，如支付體系、法律環境、公司治理、會計準則、信用環境、反洗錢以及由金融監管、信息服務、中央銀行最後貸款人職能、投資者保護制度組成的金融安全網等。過去我們只關注有形金融基礎設施，忽略了無形金融基礎設施，在這方面差距更大，需要更加重視，進一步完善。（經濟日報記者 祝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