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朋友圈傳謠”，法律防治正當其時

　　8月底獲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已于11月1日正式實施，一些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條文，備受關注。其中，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眾對網絡上的虛假信息特別是網絡造謠深惡痛絕，但此前由於法律的不足，不少人無可奈何，不僅防範困難，而且對自身和社會造成巨大傷害的謠言也無法進行法律救贖。因此，“朋友圈傳謠最高可判7年”不僅是對造謠者的提醒，也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個體正當權益的有傚法律武器。

　　從廣義範圍來看，在互聯網上運用計算機專業知識實施的犯罪行為就是網絡犯罪，“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就是明顯表現。隱蔽性強、危害性大、防範困難是其顯著特徵。儘管在信息時代，信息屬於公眾，但如何運用好信息卻是大課題，並非單憑美好的願望就可以讓信息為公眾和社會造福，這就需要法律的介入。網絡是中性的，既能造福人類，也能禍害人類。

　　更何況，當下的網絡發展有兩大特徵。一是網絡不單具有虛擬性，而是開始向現實性轉化和過度，也就是説，網絡行為不再單純是虛擬行為，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社會意義，個體必須為自己在網絡上的言行承擔相應法律責任，接受相應道德評判；二是網絡不再是單純的信息載體，越來越多地具有了生活平臺的特徵。互聯網已經高度商業化和大眾化，隨著新媒體的出現，網絡由提供娛樂、信息服務向提供生活平臺延伸。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法律不可能缺位，“朋友圈傳謠最高可判7年”的針對性和現實性明顯可見。造謠者和有意傳謠者往往利用人們對神秘的東西充滿好奇心，加大謠言的擴散動力。當傳播者加上“這事千萬別外傳”、“這是內部消息”的由頭，謠言的吸引力和傳播價值就更大，這在網絡上表現特別明顯，造成的危害也大大超過傳統社會中的謠言，法律不能熟視無睹，“朋友圈傳謠最高可判7年”有著正當性。

　　《刑法修正案(九)》出臺，網絡造謠等行為要負刑事責任，是對“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的最好詮釋，體現了民意和時代的要求，也未嘗不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補課”行為。正如新浪微博社區管理中心運營經理尹雪賡所説，此次調整，既讓相關判決更有依據，也可以減少判決上的爭議。必須認識到，利用信息網絡散佈虛假警情等信息，有可能承擔刑事責任，而不僅僅是行政責任或者簡單民事賠償責任。

　　網絡犯罪大量增長與網絡犯罪門檻大幅度降低，網絡犯罪開始由精英犯罪演變為平民犯罪有關。無論從時代變化還是從民眾要求來看，建立全面的、有效的、結構嚴謹的新的法律體系來整治網絡環境十分必要。立足於社會變化，一般認為，法律是一種社會現象，犯罪是與社會和時代變化相聯繫的現象。美國學者斯皮內洛在《世紀道德：信息技術的倫理方面》指出：“社會和道德方面通常很難跟上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而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抓住信息時代機遇的同時，卻並不總是能意識到和密切關注各種風險，以及為迅猛的技術進步所付出的日漸增長的社會代價。”對時下的人們來説，要想擁有美好的網絡生活，保障網絡帶來的便利落地，僅僅靠道德和教育的勸戒已經難以湊效，也不能實現對網絡犯罪的內化控制和防範，因此，就應從教育、道德和法律的多個方面入手，使公眾和社會從根本上建立起防範網絡犯罪的屏障。（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