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統一戰線，伊斯蘭國家是主體

　　為了應對恐怖主義挑戰，國際社會最近一是推動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的維也納會議;二是聯合國安理會通過2249號決議，促請有能力的國家根據國際相關法律，防止和打擊“伊斯蘭國”組織及其他恐怖團體的恐怖主義行為。但在法國總統奧朗德積極推動大國合作反恐和中國外長王毅提出形成反恐統一戰線後，俄土卻因俄戰機被土擊落而交惡，大國與地區相關國家仍在為敘總統巴沙爾的去留爭執不休。看來要落實聯合國的計劃和要求仍存在不少障礙，其中的認知問題尤其值得關注。

　　美國等西方國家既反恐又用恐

　　恐怖主義是危害中東地區安全穩定的主要矛盾，這應成為大國和地區國家的共識。阿拉伯國家動蕩近5年，美國等西方國家堅持它們所謂“反對獨裁、推行民主”的意識形態，地區有關國家則出於歷史恩怨或教派利益，合夥利用民眾街頭運動，通過外部武力干預手段推動當地顏色革命或政權更迭。

　　這種不義之舉曾在利比亞內亂時得逞，及至敘利亞危機期間才遭到中俄堅決否決。儘管如此，外部干預勢力卻一直堅持把巴沙爾的去留視為主要矛盾，而對大肆蔓延擴張的IS沿襲2001年阿富汗戰爭前後對待“基地”組織的做法，即既反恐，又用恐。如美國藉口支持敘利亞溫和反對派，不斷提供資金、武器和訓練，結果武器裝備和人員大都轉到了恐怖極端分子手裏;一些地區國家則對國內團體、組織和個人向IS提供資金、武器、人員的行為持默許甚至慫恿態度，還對IS偷産盜賣石油、文物的做法開綠燈。普京總統怒斥土敘邊境的石油走私販運內幕。其實美國也知道這些，只是私心裏總懷有借IS打垮巴沙爾政權的幻想，故一年多來的空襲從不把偷運石油車隊列作打擊目標。

　　當前，IS已被安理會決議定性為“國際和平與安全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威脅”。在中東這個恐怖主義滋生蔓延的源頭地區，反恐無疑應是大國和地區國家最亟待解決的主要矛盾。如果這個共識不能形成，那麼國際社會就會被不斷出現的突發事件所羈絆遲滯，難以形成統一戰線，合力反恐。

　　伊斯蘭國家應成為反恐主力軍

　　自“9·11”事件發生至今15年，西方國家的反恐模式大致有二：一是戰爭，如美國、北約發動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3場戰爭，以摧毀當地政權為勝利標誌;二是越境襲擊，如針對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敘利亞等地的極端組織頭目和據點發動攻擊，以殺死代表性人物和摧毀設施數量為成績。

　　“基地”組織、IS危及全球，大國出兵為聯合國所認可。問題在於美國等國對伊拉克、利比亞的軍事干預也採用這種“越俎代庖”模式，根本起不到增強地區受害國家自身防恐反恐能力的效果，不但使這些國家的社會穩定和治安狀況較戰前更差，而且還明顯滋長強化了它們的對外依賴心理。

　　毫無疑問，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反恐模式應當反思。但同時，伊斯蘭國家在反恐行動中的主體地位也應明確。反恐對中東各相關國家而言都是一項長期戰略任務，確立它們的主體意識，加強它們的法律、制度和能力建設是必由之徑。世界大國可以也理應提供幫助，但不能全過程越俎代庖，更不應在實現政權更迭後，不管不顧恐怖極端勢力的氾濫肆暴，徑自撤軍一走了之，否則只會留下嚴重的後遺症。當前大國已經介入打擊IS，但伊斯蘭國家的主力軍地位也須逐步確立，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就地消滅恐怖極端組織的目的。

　　清除極端主義思想才能標本兼治

　　在美俄法等大國與伊、敘政府軍加緊嚴打IS的同時，人們也應高度重視安理會第2249號決議指出的恐怖組織“奉行的暴力極端主義思想”。阿拉伯國家中出現的恐怖主義，思想根源不是伊斯蘭教或伊斯蘭文明，而是宗教極端分子對有關經訓作了歪曲篡改性解讀，以使其暴恐活動合法化。比如指稱當今世界又回到了“蒙昧時代”，須重新宣教;只鼓吹小聖戰(用武力)不講大聖戰(通過內心修煉鞏固信仰);甚至宣揚聖戰是穆斯林唸經、禮拜、交天課、齋戒和朝覲五功之外的第六功，這是遜尼派和什葉派信徒都不接受的曲解。

　　因此，中國和國際社會一方面都應堅持不把恐怖主義與特定宗教、民族掛鉤的立場，不把極少數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與擁有57個成員國的伊斯蘭世界和人數多達16億的穆斯林信眾混為一談;另一方面，要想達到標本兼治效果，反恐須在堅持實施嚴打的同時，嚴格劃清主張和平、公正、寬容、平等、溫和等伊斯蘭教義的穆斯林與那些肆意歪曲教義宣揚暴力的極端分子之間的界限。

　　需要指出的是，要做好伊斯蘭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主要得靠伊斯蘭國家和穆斯林自己。進入新世紀後，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曾備受伊斯蘭國家推崇，被視為符合時代潮流並能消弭暴恐活動的正能量。只是在阿拉伯國家動亂驟起後，一些中間主義代表人物捲入了埃及奪權活動遭到通緝，這股思潮也受到影響。當前國際大國和地區國家在合力打擊IS時，都應重視提振阿拉伯國家的正能量，如不斷豐富和深化文明對話的交流內涵，主動翻譯介紹伊斯蘭中間主義著作、論文，與埃及、沙特等國具有廣泛影響的組織機構和大教長、穆夫梯等宗教領袖交流接觸，積極支持伊斯蘭國家的改革與發展。

　　筆者早在十多年前曾受埃及前教育部長巴哈丁博士委託翻譯他的兩部著作，他認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阿拉伯民族應走向何方？他的答案是改革。就此而言，埃及塞西總統近年提出要學習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治國理政經驗，決非應景客套，而是基於現實需要。中國在這方面做好工作，不但是履行自身大國責任，也是在為反恐的標本兼治作貢獻。(作者：朱威烈/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名譽所長，上海高校智庫上外中東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