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癢”變“三年之癢” 80後離婚率居高不下

　　原標題：“七年之癢”變“三年之癢” 80後離婚率居高不下

　　近期發佈的《2016年陜西社會藍皮書》中，一項針對陜西青年群體離婚現狀的調查指出：最近5年，20歲—24歲的“90後”離婚人數比重為5.9%—7.3%，25歲—34歲的“80後”離婚人數比重約佔50%，34歲—49歲的離婚人數比重為36%左右。數據公佈後引起了廣泛熱議。“80後”是否已經成為離婚主角？“80後”離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

　　【 “七年之癢”變“三年之癢” 】

　　再過一週，29歲的蘇秦來北京就整整兩年了。2014年離婚後，蘇秦隻身來到北京，成為某藥品公司的推銷員。前兩天，她又找了一份兼職——在遊樂園賣門票。“我現在的想法很單純，就是想把眼下的生活變得更充實。”

　　談及婚姻，蘇秦便苦笑著搖頭。早先在河南鄭州讀大學的時候，蘇秦經同學介紹認識了來自山西的李俊。幾番相處後，蘇秦覺得李俊是她理想中的對象。“他和我的性格很合得來，知道我想什麼、要什麼，這非常難得。”

　　然而，兩人的愛情從一開始就不被看好。在蘇家人看來，李俊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混混”，“他退伍後一直沒有一份正式工作，而且他是1989年出生的，給人感覺就像一個沒長大的孩子。”愛看言情小説的蘇秦堅持認為自己選對了人，一直試著做父母的思想工作。2011年，蘇秦如願嫁到了山西，但婚後的生活讓她徹底傻眼。

　　結婚之後，李俊對家中的大小事務概不過問。操持家務和照顧孩子的重擔都落到了蘇秦一個人身上。人生地不熟的蘇秦開始頻繁地回娘家，常常帶著孩子一住就是幾個月，和丈夫之間的溝通交流越來越少。2013年，蘇秦發現丈夫有了外遇，她第一次動了離婚的念頭。在父母的勸導下，蘇秦鼓起勇氣提出離婚，結束了不到4年的婚姻生活。

　　蘇秦的經歷並非個例，根據民政部在2015年6月發佈的《2014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全國共依法辦理離婚登記363.7萬對，比上年增長3.9%。

　　事實上，一些“80後”可以“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閃婚，也可能因為婚後誰做飯、誰洗碗這種瑣事直接鬧到離婚登記處。面對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一些小夫妻開始招架不住，“七年之癢”常常縮短為“三年之癢”。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家庭與性別研究室主任吳小英分析認為，雖然自己對這個問題沒有做過專門調研，但從社會觀察來看，“80後”的高離婚率確實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這其實是現代化伴生的一種正常現象，當今，全世界都出現了結婚晚、單身多、離婚率上升的趨勢。“這一年齡段的人正在經歷婚姻初始階段的考驗，工作、家庭、小孩等各種壓力交織出現，面臨著婚姻的磨合問題，這點跟年輕時的‘60後’、‘70後’相比並無多大差異。”

　　吳小英指出，婚姻不穩定帶來的高離婚率，同樣也可能是“90後”未來所需要面臨的問題。

　　【 多種因素致勞燕分飛 】

　　説到“80後”的離婚問題，湖北孝感的張大媽為兒子小文的婚姻操碎了心。“他這才結婚3年，兒子也剛出生，現在就離婚，不是苦了孩子嘛。”如今，每次想到兒子的婚姻，張大媽都會偷偷抹眼淚。

　　可是對於1985年出生的小文來説，他覺得離婚是一個正確的選擇。2013年，小文籌備良久想要創業，卻苦於沒有資金，便和妻子商量能不能把房子先作抵押，但妻子堅決不同意。

　　“我知道萬一創業失敗，房子就沒有了，但即使失敗了，我們也還年輕，有時間去奮鬥。”妻子小麗卻認為小文的想法太荒唐了，“現在我倆都有工作，兩個人的工資足夠生活開支，為什麼要去冒那個險。”

　　觀念分歧漸漸成了家庭矛盾的導火索。小文覺得兩人價值觀不和，以後也會造成更多的摩擦。“我們應該算是和平分手吧。”

　　年輕夫妻間人生觀、價值觀的差異已經成為婚姻路上的一大絆腳石。此外，夫妻間的性格和相處模式也會對婚姻生活造成影響。

　　洪宇和王瓊的突然離婚在很多親友眼中都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他們花了兩年時間戀愛、4年時間相處，最後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分道揚鑣。

　　洪宇是一個比較有主見的“80後”男生，一貫喜歡自己拿主意。2013年，洪宇擅自花了家裏近半的積蓄，買了一輛20多萬元的汽車。想到生意才稍有起色，房子還遠遠未著落，丈夫就把那麼多錢花在了買車上，王瓊一氣之下搬去了姐姐家。姐姐教育王瓊要主動掌握家庭大權，讓她把家裏的錢都轉到一個新的賬戶上，逼迫做生意急需用錢的洪宇賠禮道歉。

　　“我們的本意只是想治治他的壞脾氣。”可沒想到，脾氣執拗的洪宇不吃這一套。僵持了一週後，洪宇給王瓊發了一條短信：錢我不要了，明天民政局見。王瓊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就這麼稀裏糊塗地離婚了。她覺得傷透了心，也不想再挽回什麼。“他根本就不在乎我，既然這樣，我再低頭一次又有什麼意義呢？”

　　針對當下流傳的各類“80後”離婚的原因，吳小英強調，不能簡單地將原因歸結于獨生子女的身份或性格特點，離婚的壓力和成本變小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因素。

　　吳小英從3個方面歸納了影響離婚成本的社會因素：第一是人們婚姻觀念的變化，不再要求從一而終，而是更加注重婚姻中的個體感受。現代社會對離婚的包容度也提高了，結婚和離婚更多地成為一種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第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競爭壓力增大，婚姻本身的風險和脆弱性也增加。婚姻的許多傳統功能已經消失或外化，可以從社會其他替代途徑得到滿足；第三是現代社會的人口流動性增強，以往大家都生活在一個比較固定、封閉的空間內，現在開放的時代使人們離婚後重新選擇的機會更多了。

　　【 父母干涉成婚姻“第三者” 】

　　關於“80後”的婚姻，有人説，“戀愛是自由的，婚姻是不自由的”。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梅志罡對本報分析認為，現在年輕人的婚姻遭受了很多外力的干預，父母的過多介入，成為部分“80後”婚姻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

　　小黃和小高相識于大學校園，畢業後，兩人選擇一起在廣州奮鬥，並且很快領證結婚。婚後，小倆口和小黃的父母共同生活在廣州的一套兩居室裏。

　　自從住在一起後，矛盾便沒有停止過。説到自己的婆婆，小高一臉無奈，“她經常説我浪費，説我糟蹋錢。”小高看國內奶粉經常曝出品質問題，便托同學代購進口奶粉。婆婆得知奶粉的價格後，直接就拉下臉來大罵一頓。“我周圍的同學都是給寶寶買進口奶粉，我這麼做很過分嗎？”

　　家裏的爭吵讓小黃十分煩心，“下班之後我想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她們從來沒有斷過爭吵，我媽説我娶了媳婦忘了娘，老婆又抱怨我媽對她太苛刻。後來我就管不住自己的脾氣了。”

　　這對“80後”夫妻的婚姻最終走到了盡頭。“實在受不了每天都為一些小事被婆婆責罵，離婚也是無奈之舉。”

　　吳小英對此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如果説有什麼中國特色的原因的話，那麼中國家庭特有的親子關係和代際關係模式可能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離婚率，這在獨生子女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許多‘80後’父母會自覺不自覺地捲入到子女婚姻的全過程當中，恨不得把全部資源都投入到子女身上，同時對子女的婚姻生活介入太深，未能在小家周圍劃定邊界，從而使‘80後’的婚姻成為雙方家庭權力和利益角逐的一個場所。

　　結婚到底是兩個家庭還是兩個個人的事情？吳小英認為，探討婚姻的邊界問題非常重要，在這個問題上，“子女要斷奶，父母也應該斷奶”。

　　【 衝動離婚乃婚姻之痛 】

　　為了減少衝動離婚帶來的社會和家庭之痛，國內多個地方都在嘗試一些積極的“干預措施”。

　　2015年2月初起，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先後在所轄12個縣市全面推行離婚預約登記制度。所謂“離婚預約”，是指需要辦理離婚手續的夫妻，可以選擇先填寫《離婚登記預約表》，工作人員也會建議並勸説當事人先“預約”，7天預約期滿後再辦理正式離婚手續。資料顯示，至去年年底，離婚預約制度共幫助4500多對夫妻打消了離婚念頭，這意味著有將近半數預約者放棄了離婚計劃。

　　此外，北京、上海等地婚姻登記部門設立了離婚調解室或離婚勸和工作室，杭州、廣州等城市也都推行了預約離婚制度，通過設置一至兩周的感情緩衝期，以減少衝動式離婚。

　　有網友評價，這種干預方式存在道德綁架之嫌，可能還會干涉到離婚夫妻的正常權益。對此，吳小英認為，只要控制在一定原則範圍內，都是可以去嘗試和探索的，重要的是要把握好維護婚姻穩定性和保障個人自由的度。但這種做法的效果如何不好評判，婚姻歸根結底還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吳小英強調，婚姻本身就是有約束的，它必然會對自由造成一定限制；但它也會帶來一定的益處和福利，就看當事人願意付出多大代價來獲得婚姻的福利了。“這些個人選擇當然跟公共政策有關，也跟社會主流文化相關。”

　　梅志罡認為，“80後”仍處於婚姻的初期，是在經歷一個成長的階段，其中有自我調整的可能性。他希望“80後”以及隨之而來的“90後”在婚姻道路的選擇中能夠更加穩重，不要隨波逐流、意氣用事。在進入到家庭生活後，年輕人可以從學習一些必要的生活技能做起，包括家務整理、財務管理、哺育下一代等。

　　與其關注如何挽回瀕臨失敗的婚姻，不如從結婚前教育入手。梅志罡主張，可以綜合發揮民政部門、共青團委、婦聯、社會工作專業相關人員的作用，開設更多的婚姻家庭學校，讓大家來接受專門的輔導和培訓，上好婚姻第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