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當“縣官”的日子

　　學習大國按

　　“最近的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擔任過縣委書記的，只有習近平。”

　　這位曾擔任“縣官”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有哪些故事？從中有何啟發？縣委書記們應該如何作為？今天出版的《學習時報》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學習大國（XXDAGUO）同大家一起重溫習近平總書記當縣委書記的日子。

資料圖：習近平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進行座談。

　　2015年1月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206名參加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的學員座談。這一宏大的培訓計劃，將在三年內對全中國2800多名縣委書記全部輪訓一遍。規格高、範圍大，引人關注。

　　習近平告誡縣委書記們，要做到“四有”：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還要把好“三關”：權力關、金錢關、美色關。

　　在中國的政治格局中，縣委書記地位特殊，級別不高，一般只相當於處級，距離權力巔峰至少還有八九個層級，但權力卻不小。

　　習近平在1990年曾發表過一篇《從政雜談》，其中説：“如果把國家喻為一張網，全國3000多個縣就像這張網上的紐結。‘紐結’鬆動，國家政局就會發生動蕩；‘紐結’牢靠，國家政局就穩定。”

　　他甚至直接斷言：“縣一級工作好壞，關係國家的興衰安危。”

　　習近平對縣委書記角色的理解，與其親身經歷密不可分。他本人從政之路的起始點，就是在1982年春天出任正定縣委副書記。這座有2000多年曆史的古城屬於河北省，位於北京以南240公里處，距離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只有15公里。

　　在《從政雜談》一文中，習近平引用了一句古語：“宰相起于州部。”中國古代的官僚制度確實如此，大部分文官需要逐級積累執政經驗和政壇資歷。

　　在中國當代政壇，進入核心領導層的高官們，雖然很少有人“跳級”，但有縣一級執政經驗者，卻極其罕見。比如，最近的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擔任過縣委書記的，只有習近平。

　　事實上，在中國政治語境中，為官者的首個地方“一把手”職位，非常關鍵，它是對一個政治家的高難度試煉——包括掌控大局的能力、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對政治資源的挖掘運用以及綜合素質。

　　習近平從一個42萬人口的北方小縣城起步從政，這段工作經歷為他以後的成長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1

　　北京來的年輕人，不是來鍍金的

　　初到正定，未滿29周歲的習近平成為排名“三把手”的副書記，分管農村經濟、精神文明建設、平反冤假錯案，以及文化、教育、衛生、體育和計劃生育等工作。

　　事實上，最初他主動要求到一個縣的公社當書記，當時的省委領導經過慎重考慮，最後決定他到正定擔任縣委副書記。

　　人們對這個來自京城的年輕人有各種猜測：高幹子弟，無非是下來鍍鍍金、做做樣子，用不了半年，吃不下這份苦就會卷鋪蓋走人。

　　習近平常穿一件褪色的軍裝，高高大大，像個炊事班長，甚至顯得有點“土”。

　　沒有安排專門的宿舍，他就住辦公室裏。平房，兩張板凳搭起一鋪床板，鋪著舊布拼接成的褥子，蓋一床舊軍被。一張三屜桌，兩把磚紅色椅子，一個暖瓶，一盞燈泡。沒有書架，書或堆在桌面上，或排列在窗臺上。屋內最醒目的物品，是兩尊仿製唐三彩：一峰駱駝和一匹駿馬，那是北京朋友贈送的紀念品。

　　他和大家一起排隊吃食堂的“大鍋飯”，蹲在水泥板搭成的“飯桌”前邊吃邊聊天，如果因為下鄉誤了吃飯時間，就在辦公室用小柴油爐煮掛麵。

　　“正定是一個古郡，地近京畿，四射通衢，早是人文薈萃之地。”習近平在給《正定縣大事記1949—1983》作序時曾這樣寫道。

　　不過，在習近平到任時，正定還是一個窮縣，人均年收入僅148元人民幣，平均每天只有4角錢。

　　喜歡騎著自行車到處了解情況的習近平會看到，這個小縣城四處殘垣斷壁、碎磚爛瓦，糞土柴草混雜，生活垃圾亂倒，不少街道污水橫流、坑坑洼洼。

　　這個北京來的年輕人沒有坐在辦公室裏，他走訪座談，進村入戶，虛心向人請教。無論對縣裏的領導還是一般幹部，無論是年長的還是年輕的，他都誠懇地説：“我是來學習的，希望得到你們的幫助和指教。”

　　他經常騎著自行車到鄉村去，經過河灘、泥濘時還得把自行車扛在肩上。他常説，騎車有三個好處：一是鍛鍊身體，二是接近群眾，三是節約汽油。

　　在鄉下，他最愛吃老百姓家的玉米餅和鹹菜，臨走時總會留下錢和糧票。

　　一位鄉幹部回憶説，習近平做人低調，他吃過苦，熟悉老百姓，有生活體驗，也很能團結人。“當時中央政策是要求老百姓自己籌集教育資金，而當時群眾對此認識不多，抵觸比較大。習近平不是盲目去執行中央指令，非常穩重又平易近人，特別會做思想工作，各個鄉鎮都走到了。”正定的教育集資完成順利。

　　20世紀70年代初，正定曾以華北糧食高産縣而名噪一時，但因片面追求糧食高産，棉花、油料、瓜果都被壓縮，52萬畝耕地，每年要上交7600萬斤糧食，很多人家不足溫飽，要去外地買口糧。

　　初來乍到的習近平，打算先從這個很多人都有些忌諱的敏感問題入手，讓正定百姓填飽肚子。他和另一位正定縣委副書記主動承擔任務，跑省進京，向上彙報，請求把糧食徵購基數降下來。

　　1982年初夏，國務院派出調查組和省委、地委一起到正定深入調查後，決定減少糧食徵購任務2800萬斤，農民口糧緊張問題得以緩解。

　　時任正定縣副縣長的王幼輝後來撰文回憶：“這件事關係到正定縣42萬人的利益，由此可以説明近平工作大膽，有魄力，不唯上，只唯實。”

　　當時南方一些地方已推行了農業“大包乾”——這在扭轉中國命運的改革中，是石破天驚的第一步，但河北省還沒有啟動。縣領導想等等中央文件，“不能冒尖犯錯誤”。習近平則建議正定先行一步，開始試點。

　　由於他的推動，正定展開農業“大包乾”試點，試點的村子當年農業産值就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加到400多元，省內外參觀者不斷。

　　2

　　因為尊老，最年輕的縣委書記上了《人民日報》

　　1983年下半年，剛滿30歲的習近平成為正定縣縣委書記，首次主政一地。他是正定歷任縣委書記中最年輕的。

　　那時的中國政壇，正在強力推行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以促動官員隊伍更新換代。習近平的個人條件，與此十分吻合。同在這一年，習近平在正定縣的同事、副縣長王幼輝，非中共黨員，49歲，大學畢業，甚至突然連升四級，到河北省人大任副主任。

　　即便以後來的標準看，習近平依然屬於很年輕的縣委書記。

　　20世紀90年代中期，入選100名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的官員，平均年齡大約50歲，而後來升至省部級職位的16個人，初任縣委書記的平均年齡為38.5歲，最小的32歲。

　　剛剛就任“一把手”的習近平，在正定縣進行改革，將縣委常委的平均年齡降至41歲，有大專文化程度的佔45.9%。

　　就政壇的一般規律而言，改革者往往難免遭受非議。而習近平儘管推動落實了很多“超前”舉措，但在正定這個保守的小城卻深獲認可。他的秘訣之一是尊重老幹部。

　　他曾在多個場合説，老幹部是寶貴財富，沒有他們過去的奮鬥和奉獻，就沒有今天的一切。老幹部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

　　他自己常常騎自行車出行，把縣委僅有的一輛212吉普車配給了老幹部使用，後來又給老幹部買了小轎車。老幹部沒有活動場所，他就把縣委和縣政府合用的大會議室騰出來，改成老幹部娛樂室。在醫藥費等方面，也對他們多有照顧。

　　在重大事項決策前，他總要把老幹部代表請來徵求意見，還常常在節假日去他們家中走訪看望。

　　習近平尊老敬賢的做法，被刊登在《人民日報》《河北日報》等官方媒體上。

資料圖：《中青年幹部要“尊老”》，《人民日報》1984年12月7日第4版。

　　他自己還寫了一篇題為《中青年幹部要“尊老”》的文章，分析了在當時機構改革、大批老幹部退居二三線的時代背景下，如何處理好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

　　“在我們幹部隊伍內部，實現新老交替不是個人或對立集團之間的權力轉移，不是什麼權勢之爭，而是為著同一個目標、同一個事業。因此，新老幹部的交接班必須是既合作又交替。這裡，‘尊老’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是交替的基礎。”他下筆坦率。

　　這篇評論刊登在1984年12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一位縣委書記的文章能登上中共最重要的媒體，相當罕見。

　　正定的老幹部評價習近平：平易近人，樸實，沉穩，健談，自信，謙和，是位年輕幹部，但做事老練成熟。

　　對於地方官員的工作方式，習近平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要求：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應該跑遍所有的縣市區。

　　同時，他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唱高調、尚空談等官僚習氣深惡痛絕，力倡説短話，開短會，切忌空話、套話，集中力量抓大事、抓實事。

　　這些工作習慣，從正定到北京，30年來他堅持如一。

　　3

　　請華羅庚、于光遠做小縣城的“外腦”

　　作為縣委書記，習近平的首要目標是經濟改革。他借鑒了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半城郊型經濟”的概念，使正定這個傳統的農業大縣，迅速轉向“掏城市腰包”的商品生産——城市需要什麼，就種什麼、就加工什麼。

　　為發展食用菌，他甚至親自給江蘇的一家化肥廠寫信求援，並派人從該廠拉回種植蘑菇的重要原料尾沙，使蘑菇産業在正定生根。

　　1983年，正定縣多种經營收入達4300萬元，人均100元，農民人均年收入由100多元增加到200多元。

　　習近平還推動各級幹部解放思想，開闊眼界，帶著幹部去南方改革開放先行地區取經，去鄉鎮企業起步較早的浙江、江蘇、天津考察學習。

　　1984年6月17日，擔任縣委書記不到一年，《人民日報》就以較大篇幅報道了正定經濟的新變化。這也是習近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上——據采寫這篇報道的新華社記者趙德潤説，文章中很多觀點和生動有趣的説法都出自習近平，只是考慮到一個人的名字不宜出現太多，所以他的名字只出現了兩次。

資料圖：《正定翻身記》，《人民日報》1984年6月17日第2版。

　　趙德潤回憶説，1984年4月中旬在正定第一次見到習近平就很有好感，“非常隨和，講話不緊不慢，實實在在”。而且，與很多縣委書記不同，他“有思想又很真誠”。

　　他們在習近平那間擺著一張簡陋辦公桌、堆滿書籍的辦公室交談，習近平抽著當地農民常抽的荷花牌香煙，一角五分一包。

　　讓趙德潤印象深刻的是，習近平很善於從大處著眼，把正定的發展和全國聯繫起來。他先談解放思想；再強調要有長遠規劃，不能走一步看一步；還説要科學決策，解決一些幹部的盲目性，改變過去決策的反復和隨意。他甚至説，要通過立法，形成10到15年的遠景規劃。

　　這個思路開闊的年輕官員，有很多當時在全國都稱得上“超前”的做法。

　　比如，他親自撰寫面向全國的“招賢榜”，頒布了招賢納士的“九條規定”，在正定縣內到處張貼，還刊發在《河北日報》的頭版頭條位置，在省內及全國激起熱烈回應。許多知識分子、工程技術人員要求到正定工作。

　　他還提出組建經濟顧問團，獲取智力支持。他親自發出100多封邀請信，數學家華羅庚、經濟學家于光遠等著名大家，都成為一個小縣城的顧問。

　　“他是從北京來的，有自己的人脈，他把這些一流的人才請到了縣城裏，這個舉動有些不同凡響。”趙德潤評價説。

　　習近平用人大膽。他將一名培育出棉花優種的農民破格錄用為國家幹部；去無錫考察時，發現了一個懂經營、善管理的能人，親自做工作，請他來正定擔任當時虧損50多萬元、瀕臨倒閉的油嘴油泵廠廠長，此人上班第二天就把廠裏積壓的産品全部賣了出去，不到一年，該廠産值翻了一番。

　　石家莊的一位工程師武寶信，研製出的醫用化粧品暢銷全國，但在原來的企業不受重視。聽説正定縣重視人才，就讓人捎信表示願意到正定工作。習近平立即決定接收。一天下班後，他帶著縣長、副縣長來到武寶信居住的小區，沒有確切地址，就挨門挨戶打聽，還是找不到，他甚至扯開嗓門在小區裏喊了起來。後來武寶信將自己研製的醫用化粧品項目帶到正定，一年就贏利30多萬元。

　　重視教育的習近平，在正定任內，除了一直致力於改善危舊校舍，還為正定留下了一個“國球基地”的基礎。正定留村曾有一個乒乓球業餘體校，培養出一批優秀選手。習近平認為，乒乓球體校應該搬到縣城，在全國範圍內挑選培養對象。現在，這裡已成為國家乒乓球隊訓練基地，作為中國人驕傲的國家乒乓球隊，將這裡視作“福地”，每次大賽前多來此集訓。這裡也是正定的一個旅遊亮點。

　　4

　　建成“東方好萊塢”

　　習近平在正定的另一個影響久遠的大動作，是在文化領域。

　　來到正定當晚，他就去拜訪作家賈大山。在縣文化館工作的賈大山不到40歲，小説《取經》已獲得全國大獎，作品收入中學課本。“原來我曾讀過幾篇大山的小説，常常被他那詼諧幽默的語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實優美的描述和精巧獨特的構思所折服。”習近平曾撰文回憶。

　　當時賈大山正與人聊天，習近平靜靜地坐邊上等著。知道這個年輕人是新來的縣委副書記時，賈大山扭頭就説：“來了個嘴上沒毛的管我們。”這句話習近平記憶深刻，20多年後重回正定還曾提起。

　　這樣一句不算恭敬的玩笑，卻絲毫沒有影響習近平與賈大山成為密友。他們常常促膝夜談，談文學，談社會現實，談人生理想。談到淩晨兩三點，縣委大門已經上鎖，習近平就蹲下身，讓賈大山踩上他的肩頭，爬出大門。

　　這位摯交，也成為習近平在正定的重要助手。

資料圖：習近平最先在1998年第7期上《當代人》雜誌上發表《憶大山》一文。

　　正定歷史久遠，習近平熟讀縣誌、史料，經常走街串巷，勘察古跡。他意識到，正定古建集中，交通發達，應該復蘇歷史遺跡，發展文化旅遊。

　　賈大山是“正定通”，對正定現存的古建及文物情況知之甚多。經習近平推薦，非黨人士賈大山，從文化局下屬的文化館副館長，連升三級，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長。

　　正定隆興寺是聞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院，更是一處國寶級文物。但年代久遠，損毀嚴重。若要全面修復，需要資金3000萬元。如此巨大的投資，是當時全國文物系統除了西藏拉薩布達拉宮項目之外的第二大工程。

　　習近平頻頻出面邀請國內權威專家前來考察評估，而賈大山則奔走于京城、省城和縣城之間，累得胃腸潰瘍，蜷臥在吉普車后座上。最終得到上級部門支持，落實鉅資。

　　而這項浩大的工程，還需要徵地60畝，拆遷60戶。經過千難萬難，隆興寺修復工程終於完成。

　　1983年，中央電視臺籌拍大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決定投資80萬元，尋找地方政府共建“榮國府”臨時外景基地。習近平希望將“榮國府”引進正定，並建成永久性建築，與隆興寺形成一條旅遊線。

　　其間《紅樓夢》劇組內部發生問題，需要追加投資，修建“榮國府”一事有告吹的危險。習近平立即給北京一位朋友寫信，請他出面協調。結果中央電視臺同意一次性投資38萬元。習近平還向石家莊市爭取了資金支持。

　　1986年8月，在習近平離開正定一年多之後，耗資350多萬元、總建築面積37000平方米的“榮國府”景區竣工。《紅樓夢》在此拍攝近兩個月，此後又有170余部影視劇在此拍攝。“榮國府”一度被譽為“東方好萊塢”。在20世紀90年代，“榮國府”年接待遊客最高時達138萬人次，創下“中國旅遊正定模式”。

　　習近平還很重視對正定縣的宣介。1984年10月，他邀請了《光明日報》駐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的記者站站長到正定參觀，並聘請他們為特邀信息顧問。

　　媒體總結説，在習近平主政正定期間，推進經濟改革、接待領導視察是兩件大事。在習近平審訂的《正定縣大事記1949—1983》中，17次涉及經濟改革，其中15次是在1982—1983年；23次重要的上級領導視察中，有10次發生在1982—1983年。

　　每逢上級來視察，習近平都是用正定的傳統飯菜招待，如扒糕、豬頭肉、餛飩、缸爐燒餅、蕎麥麵饸饹。客人要是喝酒，就上正定的醉八仙、常山香。

　　5

　　縣委書記如何才能經受住考驗

　　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有一部名為《新星》的小説風靡中國，主角是一位年輕的縣委書記。據説，正定時期的習近平是原型之一。

　　“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如果説我們做到了什麼，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這一條。做到這一條並不是因為我們本事大，而是從心裏有一種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覺悟和願望，有這麼一顆誠心，試著去學、去闖。”習近平曾這樣感嘆。

　　談起當年的體會，習近平曾説：“當縣委書記時年輕想辦好事，老熬夜，經常是通宵達旦地幹，因而差不多一個月得大病一場。”後來他感覺到這樣不行，就擺順心態，“內在有激情，但是還要從容不迫”。

　　“你手裏攥著千頭萬緒，攥著一千個線頭，但是一個針眼一次只能穿過一條線。”習近平説，這句話讓他想明白了，此後每天工作到晚上12點就睡覺，第二天重新來過。

　　他的從容與穩健，日益成為一種鮮明的特徵。摯友賈大山曾評價他是“含笑進取的改革者”——“他不是穿西裝的改革者，銳意進取而鋒芒畢露。讓人們接受歷史性變革的同時，還能優哉遊哉地喝上一盅。”

　　歷史性的變革還在繼續，主導中國變革的接力棒則已交到經過層層歷練的習近平手中。

　　到2015年年初，當習近平面對前來受訓的縣委書記時，不僅要激勵他們投身矛盾重重的中國改革，更要警示他們不要淪陷於各種誘惑與風險——經過30餘年的發展，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重要治理單元，縣一級的重要性愈發突出，而問題也空前嚴峻。

　　在中國現行黨政層級架構中，中央機構著力於國家發展的頂層設計，省級、地（市）級機構主要解決較大區域內的共同事務，唯有縣級機構有三個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接並落實上級政策；直接指揮地方治理；決定執政績效，影響公眾信任度。

　　縣委書記的權力究竟有多大？曾有人説，縣級工作，除了外交、軍事、國防外，國家各項事務無所不有。由於縣級與中央之間隔著市級和省級，處於政治地理邊緣，監督近乎真空，縣委書記權力集中，對當地政局支配力強大。同時，隨著縣域經濟實力的增強，縣級財政可支配的經費、重大項目日益增多。因此縣委書記完全可能集縣政府首腦、公司董事長和大法官于一身，成為權傾一方、獨斷專行的“政治強人”。

　　比如2004年因賣官被查處的安徽省一名縣委書記，一次常委會就調整了100多名幹部。

　　習近平曾在文章中寫道，最難做的官是縣官，縣級領導必須有各方面的知識和很強的能力，否則難以勝任。

　　崗位重要，但風險也極高。在與縣委書記座談時，習近平曾提醒：“各種誘惑、算計都衝著你來，各種討好、捧殺都對著你去，往往會成為‘圍獵’的對象。”

　　事實上，多年來縣委書記已成腐敗重災區。比如，在腐敗案件高發的山西省，2014年查處的幹部中，至少有17人是縣委書記或曾做過縣委書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中國政治改革要從縣政開始》一文中指出，縣域腐敗的根源，是縣政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總體制度上的邊緣化。他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幹部管理從“下管兩級”改成“下管一級”，縣政和中央之間的關聯變弱，縣委書記要見到中央高層領導人變成一件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很長時間裏，國家的重要政策很少向縣政傾斜。

　　鄭永年開出的藥方是：要建立中央和縣政的直接關係；黨的主要領導人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培訓和直接領導；中央財政轉移要向縣級傾斜，中央稅收也要向縣級分權。

　　他認為，一旦縣政改革取得成效，必然為中國整體制度改革提供堅實基礎和強大動力。

　　正因為縣委書記職責重要且“高危”，十八大後的首次縣委書記輪訓備受矚目，而習近平與受訓者的座談，更因為他本人的切身體驗而更有説服力。

　　其實，習近平從政之路上的“偶像”之一，就是20世紀60年代的縣委書記——為治理鹽鹼地、讓百姓吃飽飯而殫精竭慮，最終病逝的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

　　他曾于1990年在《福州晚報》上發表一首詞追思焦裕祿：“路漫漫其修遠矣，兩袖清風來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這顯然寄託著他本人的政治理想。

　　實現這樣的政治理想，曾經依賴於不計代價的苦幹，而今天，則要更多地寄望于改革的策略與決心。

　　（本文原載于2016年4月11日《學習時報》，原題為《擔任過縣委書記的最高層領導——<習近平時代>選載》，作者：〔美〕熊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