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

　　王永志，遼寧省昌圖縣人。1932年11月17日出生。1952年考入清華大學航空係飛機設計專業。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學院留學，攻讀飛機設計和導彈設計專業，1961年畢業于莫斯科航空學院。俄羅斯宇航科學院外籍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曾擔任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院長，領導和主持過6種新型火箭的研製，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l項、一等獎2項。1986年擔任“863計劃”載人航天工程研究組組長，現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

　　記者：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是黨中央、國務院從我國政治、外交、科技發展的全局出發作出的一項偉大決策。您作為這一工程的總設計師，請您給我們談談這項工程的起步過程。

　　王：中國載人航天計劃起源於我國“863高技術發展研究規劃”。1986年初，我國航天老專家王大珩、陳方允等四人聯名向鄧小平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中國制定高新技術發展規劃。鄧小平當即批准：“馬上組織，不得延誤”。1986年3月，國務院組織全國200多個專家，分10個組開會研究制定國家高技術發展規劃。我當時也是其中之一，擔任“載人航天工程”研究組組長。在這個會議上制定了中國高技術發展研究規劃，稱為“863計劃”。1987年，黨中央決定實施“863計劃”，分7個重點領域，其中之一就是中國載人航天領域，叫做“863-2”。這個領域成立了7個人的專家委員會，我是其中的一員，一起研究載人航天發展規劃，也就是制定中國載人航天的發展藍圖。從1987年開始，進行了5年。一直到1992年1月，開始進行載人航天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論證之後就進入了準備立項階段。1992年1月17日，我擔任載人航天工程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組組長。1992年8月1日，我們向上面彙報。他們認為，這個規劃是有深度的，比較可行的，同意了整個發展規劃。同年9月21日，黨中央聽取了論證彙報，整個工程才定了下來，就是現在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記者：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都包括哪些領域？

　　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是中國航天事業中規模最大、系統最多，也是最複雜的一項工程，涉及的領域很多，總體上分為7大系統：航天員系統、應用系統、飛船系統、火箭系統、發射場系統、測控通信系統和著陸場系統。航天員系統涉及到航天員的訓練、飛船上如何進行生命保障，包括醫學監督、醫學保障等等。應用系統要進行對地觀測、空間探測、遙感，還要搞生命科學研究、晶體等材料科學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廣泛。其他系統如飛船、火箭、發射場、測控、返回著陸場等等，各個系統都涉及到不同的領域。比如説著陸場系統，飛船返回時如果落到海上、山區、森林、沙漠、城市區，就要進行搜救航天員、海上打撈，回收返回艙工作。所以從這些方面來講，載人航天工程所涉及的科學門類很多，非常複雜，遠不是把飛船發射上天，讓它在軌道上運行就完了，不是過去的衛星工程。

　　記者：當初決定搞載人航天的時候，許多人不是很贊成。您覺得搞載人航天工程的意義在哪？

　　王：當初有人不贊成，主要是出於經費上的考慮。因為在八十年代，我國的經濟狀況並不是很好。搞載人航天，涉及科技問題很多，要求很高。它不但要求很高的科學技術水準，還需要國家經濟力量的支持。這麼複雜的工程，沒有一定的國力，就幹不了這件事情。所以載人航天計劃一齣現，本身就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目前只有美、俄兩國獨立搞載人航天，第三個就是中國。它一方面帶動了我國整個科技、國防和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國家綜合國力得到進一步提高。

　　記者：到目前為止，我國搞載人航天工程已經搞了十多年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是不是全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搞這項工程？

　　王：載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完成的。因為這是一個國家科技發展的最前沿，各國都是保密的。現在情況好一些，可以搞一些國際合作。但這個國際合作是局部的，少量的，而且要建立在有航天能力的基礎上，最基本的東西都得靠我們自己搞出來！

　　記者：您早年在蘇聯留學，有沒有接觸到這方面的東西？

　　王：這方面的東西接觸不到，只是作為正常的學術交流在國外留學。我在莫斯科宇航學院，主要是學習飛機設計專業，因為我上大學的時候就是學飛機設計的。

　　記者：那時候您想搞飛機？

　　王：對。其實我最早並沒有想到要去搞航天。1952年高中畢業時，我就選擇了清華大學航空係。這是我一生中很大的一個轉捩點，從此走向了航空航天的道路。

　　記者：但是您後來並沒有搞飛機。

　　王：我在清華大學學了一年飛機設計後，組織上想派一些人去蘇聯留學，爭求我的意見，我當時就很想去。1955年，我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學院，繼續學習飛機設計等專業。

　　記者：後來因為國際上的一些變化，前蘇聯終止了對我們的支援。那時候您在國外的情況怎麼樣？

　　王：那是1960年，前蘇聯終止了支援合同，撤走了在中國援建的蘇聯專家。我國也因此召回了所有留蘇學生，我也一起回國了。但沒過多久，這種大學之間的學術交流關係又恢復了，我又重返蘇聯學習，1961年畢業回國。

　　記者：那時候我國的火箭研製也剛剛起步。

　　王：對。所以我回來之後，就被分配到了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工作，參加我國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設計研究，1964年試射成功。

　　記者：那是您第一次參加發射。

　　王：是第一次，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進行發射試驗。

　　記者：第一次發射給您留下的影響是什麼？

　　王：那時候錢老(錢學森)是發射場的技術總指揮。當時計算火箭的推力時，發現射程不夠，大家考慮是不是多加一點推進劑。但是火箭的燃料貯箱有限，再加也加不進去了。那時7、8月份的天氣，很炎熱。火箭發射時推進劑溫度高，密度就要變小，發動機的節流特性也要隨之變化。我根據這個計算了一下，如果從火箭儲箱內泄出600公斤燃料，這枚火箭就會命中目標。我把這項建議在會上提出來，大家不太相信，説本來火箭射程就不夠，還要往外泄？後來錢學森聽了我的意見，覺得很有道理，就馬上把火箭總設計師叫來，指著我説：“這個年輕人的意見對，就按他的辦！”後來火箭一次試射成功。這件事給我的影響很深，發射成功後也很受鼓舞。以後的工作中，錢老長期指導我工作，他對我的幫助和啟發很大，有20多年時間，我都一直在他的指導下工作。

　　記者：您擔任過多種型號火箭的研製，哪一次對您來説最艱難？

　　王：我擔任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院長期間，負責研製“長征二號捆綁火箭”的時候，風險很大。那是1986年左右，國際航天發射市場多次失利，特別是大型衛星的運載能力出現了危機。當時我們想以“長征二號”火箭為基礎，研製大推力捆綁火箭，將火箭的運載能力由原來的2.5噸提高到8.8噸，可以承攬用航天飛機發射的大型衛星，把中國的運載火箭推向國際市場。大推力捆綁火箭在1988年底才被批准開始研製。我們跟美國衛星公司簽訂的合同，要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大推力捆綁火箭，否則就取消合同，罰款100萬美元。

　　記者：只有一年半時間。

　　王：這時離與要求的期限就剩下18個月，所以非常緊迫。一方面研製火箭的經費不足，我們只能一邊貸款一邊幹；另一方面許多全新的技術要加緊研製。如果18個月後拿不出來，或者推力達不到，都將給我們火箭的發展帶來很大的損失和打擊。所以那段時間壓力很大，吃不下，睡不著。直到最後，發射成功了，心裏那塊石頭才落地。

　　記者：1992年開始，您又擔任起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的重任，這比以前的火箭研究更加複雜和困難。頂風冒險這麼多年，是什麼信念支持著您？

　　王：載人航天工程雖然很複雜，很艱難，但是這本身對我各方面的發展都有一種帶動作用。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一身很成功，都有這樣的理想。但要達到這樣的目的也不容易。個人的努力是一方面，工作環境、機遇也都非常重要。我能遇上這樣的機遇，也很難得。對我個人來講，我非常喜歡我這一行，對這一行有著執著的追求，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集中力量把事業做好。我常常想，我們中國人這麼多，為什麼就不能強大起來？如果中國人個個都很努力，那力量該有多大？總有一天，我們的國防會強大起來，我一直都抱著這樣的信念。所以無論組織上交給我什麼任務，我都會努力把它幹好！

　　記者：幹好一件事很不容易，尤其是航天。

　　王：幹這一行，高技術、高風險，同時又是很重要、很貴重的東西，所以很怕失敗、受挫折，老是提心吊膽，不敢掉以輕心。搞成以後，又反復檢查、回想，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折騰幾遍才放心。

　　記者：就目前的狀態來看，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在國際上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王：與國外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距。世界上最早搞載人航天是前蘇聯，他們1961年就上天了。其次是美國，1962年上天。國際上載人航天發展還是很快的，1969年美國阿波羅登月，1982年美國航天飛機發射成功，等等。他們的技術水準都很高，我們的飛船工程與他們還有很大差距。但是載人航天不是誰想搞就能搞得了，必須有強大的國防實力、經濟實力做後盾。所以世界上除了美國和俄羅斯外，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這麼大規模地搞載人航天。所以儘管在技術水準上我們與他們存在差距，但我們在世界上還是穩居第三。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或者用不了那麼長時間，我國的載人航天工程一定會趕上他們。

　　記者：“神舟”飛船也已經發射好幾次了，馬上要進行載人飛行，您一定有很多感想。

　　王：載人航天工程是由千千萬萬的人共同完成的。1992年開始工程研製，我們大多數系統都是從零起步，到1999年“神舟”一號飛船發射，期間經歷了7年時間，這個速度還是挺快的。現在經過了四次試驗，所有系統都接近最終狀態，系統功能也複雜多了。越接近上人，要求越高，中央領導對我們的工程也非常重視。所以儘管經過了這麼多次試驗，産品品質可靠了，技術隊伍成熟了，但還是放心不下，每一次發射對我來説都是一個新的開始。載人航天工程進行到現在，非常不容易，每一步都走得很難。我們是沿著老一輩航天人的足跡走過來的，現在要進行載人，這是所有中國航天人的願望，也是我最終的願望。

　　記者：您怎麼看我國未來的載人航天工程發展？

　　王：我們實現載人飛行的歷史性突破後，下一步就是建立發展空間實驗室，成立空間實驗系統。然後通過飛船天地往返運輸系統，航天員不定期或者短期地登上空間實驗室，做試驗、對地觀測，其餘時間實驗室自動在軌道上運行。建立空間實驗室之後，將來可依據需要，擴大規模，建立永久性空間站，長期有人照料。這是目前的發展方向，也就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分三步走的規劃。從長遠發展來看，大的空間站可能會走國際間合作的道路，這是國際空間技術發展的大趨勢。但目前還不行，我們必須立足於自己的科學技術水準，有自己的載人航天工程。

　　記者：如果有機會讓您再做一次選擇，您還會選擇“航天”嗎？

　　王：再選擇一次人生，當然沒有這樣的機會了。但如果我還能為我國的載人航天，能為我國空間事業多做一些貢獻，多工作幾十年，那是我很大的希望。其實我們這一代航天人大都有這樣的願望。搞飛船，把我們中國人運上太空去，這個願望也非常強烈。所以搞航天，高科技競爭，無休無止。宇宙是無邊無際的，那麼探索宇宙、開發宇宙的工作也是無限期的。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做更多的工作，進一步把我們的事業推向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