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書展于丹妙評莎翁湯顯祖四百年

　　作者：趙雪湄

于丹與作者

于丹在倫敦書展

　　第四十五屆倫敦書展（London Book Fair）于2016年4月12至14日在奧林匹亞會展中心隆重舉行，展期3天，全球的圖書出版界專業人士紛至遝來。六十多個國家的上千書商參展，並且涌現出多個往屆未曾露面的國家參展商新面孔，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博茨瓦納等等……參觀者來自124個國家，超過2萬5千人。這麼多人這麼多書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但卻有一個最為醒目的主題：今年是莎士比亞去世四百週年，圍繞莎翁的主題貫穿了書展的始終，各類大大小小的紀念活動此起彼伏。而與莎翁同一時期、同樣去世四百週年的中國明代戲曲家湯顯祖，因之醒目地進入了國際視野，引起了人們的思考、比較。我在書展首日就這一主題專訪了當晚發表演講的中國著名文化學者于丹教授，對於這一主題，她有一番精彩妙評。

　　記者：您的演講題目是什麼？請比較一下兩位戲劇家及其作品風格的同異？

　　于丹：今年是莎士比亞和湯顯祖兩個人去世四百週年，東方與西方在戲劇這個舞臺上以很多其妙的方式相遇，今晚我要講的題目就叫：“在夢想與現實之間”，也是致敬兩位最偉大的夢想家，因為他們兩個在各自作品中都寫到了大量的夢。

　　湯顯祖比莎士比亞出生要早，經歷了嘉靖到萬曆三位皇帝，受王陽明的弟子王亙的影響非常大，對於人性解放、個人主義等這些晚明時候的啟蒙思想非常認同。莎士比亞生活在伊麗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時期，也正是反省中世紀的文明在文藝復興之後。兩人在追求自由解放、人性尊嚴這些方面有很強的異曲同工之處。

　　兩人不同在於莎士比亞一生都是活躍在倫敦的一位比較單純的戲劇作家，而湯顯祖曾經做過官，其一生可以分成三大階段：三十四歲之前基本上在考試求學；三十四歲到四十九歲這段時間是做官；為官時給皇帝上書言辭激烈，評論輔臣制度，得罪了皇帝被貶到很遠的廣東做一個小官，後調回浙江做了五年知縣。湯顯祖在那段時間非常有作為，後來看穿這一切就歸隱了，四十九歲到六十七歲去世，一直在歸隱進行創作。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玉茗堂四夢，又稱臨川四夢，因為他是江蘇臨川人。

　　記者：那麼夢的元素是如何在莎翁與湯顯祖各自作品中呈現的呢？東西方兩位偉大藝術家筆下的夢又有哪些相似之處和獨到的特色？

　　于丹：湯顯祖做官前只寫了“紫簫記”，後改為“紫川記”這一個本子。歸隱後連續集中爆發寫出了後三夢，也就是在1598年完成了“牡丹亭”，1600年和1601年分別完成了“邯鄲記”和“南軻記”兩夢。四夢都是寫人在大繁華那種夢幻中的徹悟或者説是寄託。這與莎士比亞有很強烈的相似之處。莎士比亞這一輩子四十多部戲劇裏有一大半跟夢相關。首先在現實中那些真誠的不如意的愛情其實都是在反抗父權，如“羅密歐與朱麗葉”是在反抗父權，“仲夏夜之夢”也是受到了父權的阻撓。而牡丹亭是因為南陽太守杜寶對女兒管束特別嚴格，致使女兒都沒有去過自家後花園，後來思春才做了個夢，也就是夢想是一種解脫，是對於現實中父權的一種顛覆和反抗；這點上看，兩位藝術家特別相似。

　　第二個特點，莎翁與湯顯祖都在歌頌永恒的愛情，用湯顯祖的話説就是：一個人的愛情就是一往情深，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復生。凡是生者不能死，或是死而不能復生者，皆非天下至情也。而這種至情至性，其實朱麗葉也説過，用了海德格爾的經典説法：向死而生，向著死亡的一種生存，也反映了這樣的特點。

　　第三個特點，他們都是超越了一些世俗的倫理規範，作出了一些反常舉動的價值堅守。比如説開棺、復活等，就是這件事情。人們意識中覺得很靈異的東西，在二人作品中隨處可見。在“仲夏夜之夢”裏會看到先王先後的魔法，在“羅密歐與朱麗葉”裏會看到真死與假死的悲劇……“杜麗娘”也是在死去三年之後求書生柳夢梅開棺讓她復活。這裡面有些都是反常的，但反常中有他們的價值堅守。從整體來看，這些靈異手法的運用，其實都在反映現實社會的一種觀照。這兩位偉大的夢想家其實都在夢裏面找一個跟現實關係的折射。只不過莎士比亞把夢當作一個手段，最後還是要通過夢回到現實，比如哈姆雷特的父王給他托夢告訴他叔父做了手腳，所以他回到現實中再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湯顯祖是把夢當作一個出路，在夢裏會遇見愛情，會遇見徹悟，更理想主義，他在現實中的壓抑要去夢裏解決，而不是最終回到現實。這是兩人特別大的不同。因為西方的男女婚前還是可以自由見到的，比如朱麗葉的陽臺上，第十二夜的女扮男裝，這些還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湯顯祖那塊兒做不到，所以惟有夢想是最大的寄託。

　　兩人作品更大的不同，是到最後在莎士比亞的愛情中，無論“哈姆雷特”還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最後往往歸結于一個悲劇。但湯顯祖劇中人經歷了生生死死之後，還讓柳夢梅考中了狀元，皇上賜他們大婚，是一個喜劇的大團圓結局。所以他倆的戲劇從意向上、語言上、價值取向上，都有相似之處，也有差異之處。

　　記者：把這兩位東西方的戲劇家及其作品放到當下來橫向梳理有何現實意義？

　　于丹：東方與西方，以這種奇異夢想的方式，在戲曲和戲劇的舞臺上相逢，揭示了這四百年間東西方對於敘事文學舞臺呈現的一種價值追求。它在兩個最偉大的戲劇家身上得到了碰撞，得到了融合；我們也找到了一種比較的途徑。紀念莎士比亞四百週年，因為他是全球無可爭議的一位最偉大的戲劇家，所以大家都在做這樣一種討論和他作品當下意義的解讀。湯顯祖也在這個時候進入了世界的視野，因為在中國作品中表現出的這樣一種至情至性的追求，終於讓全球改變了中國人日常給人留下的印象：認為中國人是刻板的，在愛情上是節制的，禮教往往把夫妻只是當作一個傳宗接代的工具，而沒有謳歌真正的愛情。

　　其實，杜麗娘確有她對於生命與愛情真實地發現，就像她説：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生命的春天、園林到底在哪？她帶著小丫環走進自己家後花園的時候，感慨原來姹紫嫣紅開遍，卻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傷，賞心樂事誰家怨......但使相思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這種前世今生，生生死死，堅守一段愛情，這個敘事的主題在逐漸從中國進入世界的視野。當世界看到的時候，會改變一些對東方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刻板印象；也知道這種至情至性的戲曲家在舞臺上是怎麼樣用這樣的鴻篇巨著來演繹愛情傳奇的。

　　中國的文化現在也正強調對外的溝通，隨著中國經濟和外交地位的上升，文化的話語權目前還非常地薄弱，我們需要有這種跟世界比較的平臺。比如説兩位1616年去世的偉大戲曲家，我們在進行這種意向比較的時候，其中文化的某些特質大家就可以領略了。所以今年是個特別重要的年頭，我也希望在這樣的平臺上，讓更多西方的朋友了解中國文化的優美，了解他們對於至情至性的堅守，了解中國這種獨到的藝術形式，它的呈現方式。其實所有這一切在未來大家會越來越表現出對他的興趣，然後我們可以溝通得更寬廣一些。

　　記者：一直在説夢，談別人的夢，您自己的夢想是什麼？

　　于丹：我的夢想其實就是跟現實的接續，我的夢想驅動著我的現實，我的現實也為著我的夢想。因為我這一生的職業理想就是做一個好老師。我做教師已經二十多年了，是一個不喜歡經常更改職業的人。人一輩子放到歷史中去看真的很短，一輩子能夠好好做成一件事情，已經可以説不負初心了。所以無論從前還是以後，我的現實還是與我的夢想都是做一個好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