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捐，逼不出慈善未來

　　將於9月1日起施行的慈善法規定：“開展募捐活動，不得攤派或者變相攤派，不得妨礙公共秩序、企業生産經營和居民生活。”這意味著，行政索捐、文件派捐等各種“逼捐”行為被法律劃出了紅線。

　　最近，網曝“蘭坪縣政府發文給各單位人員下捐款指標，僅臨時工可自願”，儘管該縣作出解釋，然而利用政府發文敦促職工捐款，未免有變相攤派之嫌。這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慈善的法治澆灌還任重道遠。

　　法律禁止募捐攤派，實質也是對自願慈善的倡導。就捐款行善而言，是內心的道德選擇，不應迫於權力，不該礙于壓力，不需看誰的面子，而應植根于自願自覺的土壤。相信不少人都碰到過這樣的情況：地鐵上遇到乞討者，本不想捐錢，害怕聽到“這人怎麼一點愛心也沒有”的議論，就乖乖掏了錢。雖然終是行善，但總有“強扭的瓜不甜”的感覺。

　　不過，當這種“強扭”的善行放在富人身上，不少人的角色便發生轉換。比如，馬雲曾被“逼捐”，有的人聲稱“你不捐款，我再也不淘寶了”。汶川地震之後，主張“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的王石，因捐得少被斥為“有理性、無人性”。前一段時間，扎克伯格“裸捐”引發國內一些人的“逼捐”心理，數落中國企業家、富人們缺乏慈善精神云云。“逼捐”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慈善又豈是“逼”出來的？

　　一些人的“逼捐”，比較流行的邏輯有二：一是社會責任邏輯，“達則兼濟天下，你那麼有錢就該捐”；二是比較責任邏輯，“沒多少錢的人都捐得爽快，你更應該捐”。應當説，這種邏輯有一定的社會心理基礎，甚至能形成相當的輿論壓力。比如，當年“王石風波”之後，萬科承諾捐出1億元參與災後重建。這貌似是公眾施壓的“勝利”，但也使富人陷入被索捐的糾纏，以致有企業家説，“捐幾回就再不敢出頭了。”可以説，“逼捐”的勝利不等於慈善的勝利。

　　其實，對於企業家來説，履行社會責任不止慈善一個途徑。慈善固然很重要，卻不是全部。企業家更基本的責任，是把企業經營好，讓員工活得更好，對産業上下游負責，在此基礎上才能讓更廣大的社會獲得回饋。即便是企業家個人的財富，首先也應尊重其處置權。一方面企業家需要樹立正確的財富觀，懂得如何讓自己的財富更好地造福社會、回饋社會；另一方面企業家在慈善的方式、途徑、時間上，都有個人的旨趣與考量，比如有的企業家關注特殊人群的病痛，有的關注教育、環境等等，不能要求企業家必須捐款或每次必捐。

　　“世路之蓁蕪當剔，人心之茅塞須開。”有慈善抱負的富人，不要因機制不順而善行止步，用自己的努力去破局就好；更不要埋怨公眾的挑刺，用行動與溝通去消除誤解、贏得支持就好。真正富豪慈善的境界，會將自己的財富視為社會財富“神聖的信託”，把自己當成社會的經紀人，用自己卓越的頭腦、精明的管理讓每一筆錢都能最大限度、最持久地服務社會。

　　強迫玫瑰栽種在沙漠中，芬芳必不會持久；逼迫富豪捐贈，也逼不出慈善的未來。慈善的土壤是大愛生發的自覺，自覺的培養基來自感化後的自願。“災區的人比我更困難！”曾經一位乞討老人在捐款時説的話，久久在人們心中激蕩，超越了捐贈數字的多少，召喚著人們盡己所能去奉獻。慈善的明天，必是將陽光打在他人的臉上，把溫暖留在我們的心裏。（姜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