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世界”巨變前夜的中國作用

　　4月22日，160多個國家的代表匯聚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巴黎氣候協議》的簽約儀式。該協議于去年12月在法國巴黎達成，明確了將全球大氣平均溫升控制在不超過工業化前2攝氏度的長期目標，為2020年後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繪製了“路線圖”。就當前各國簽約和批准情況看，協議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有望超越預期早日生效。

　　《協議》生效後，將為國際應對氣候變化合作進程注入新的活力。它發出了明確的信號，將鼓勵和引導全球市場和企業以更大的決心和力度向低碳、循環、環保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世界經濟的面貌乃至人類社會的未來都將迎來一場巨變。

　　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成果，《協議》曆盡曲折，得來不易。長期以來，中國秉持保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的責任意識，遵循可持續發展理念，與國際社會一道為最終達成《協議》付出了不懈努力，在一系列關鍵節點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建設性作用。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直積極參與聯合國主導下的國際應對氣候變化合作進程，以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為界，可概括地劃分為兩個階段。

　　1992年5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獲得通過，中國即簽署和批准《公約》，堅決維護《公約》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可持續發展”等基本原則，積極推動落實《公約》，成為公認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合法權益的代言者，促使國際應對氣候變化合作機制建設沿著公平、公正的軌道進行。1997年達成《京都議定書》後，中國積極參與《議定書》下“清潔發展機制”等國際減排合作計劃，成為“核證減排量”市場最大、最活躍的交易方。2007年，“巴厘路線圖”啟動了關於“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全球減排方案談判。中國堅定支持“巴厘路線圖”授權，為哥本哈根會議如期達成《京都議定書》的替代協議而努力，先後發佈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落實巴厘路線圖——中國政府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等重要政策性文件，並首次正式對外宣佈國家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

　　但由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矛盾激化，2009年底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未能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國際輿論對國際氣候談判前景一片悲觀情緒。會議之後，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的議程設定、規則制定等方面扮演了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逐步展現了一個成長中的大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念、風格。

　　首先，中國堅決支持聯合國平臺繼續作為全球氣候談判的唯一平臺，推動各方“向前走”，而非改弦更張，率先簽署和批准《哥本哈根協議》，為國際社會注入信心，挽救了遭受重挫的國際氣候談判進程。雖不排除通過其他多邊場合討論、磋商氣候變化議題，但始終堅定維護聯合國平臺的權威，堅持一切正式談判和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必須在聯合國框架下進行。從坎昆、德班、多哈、華沙、利馬直到巴黎，國際氣候談判逐漸走出谷底，恢複元氣，一點一點凝聚共識。

　　第二，中國將務實合作理念帶入國際氣候談判進程，有助於突破在核心問題上的僵局。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不穩，氣候談判各方矛盾尖銳，鋻於此，中國等促使歐盟採取務實理性的態度，放棄此前通過《京都議定書》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減排模式，該模式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失敗的。中國等主張採取“自下而上”由各國根據國情自行作出減排承諾的“自主貢獻方案”模式，為談判各方普遍接受。在巴黎會議之前，160多個國家提交了自主減排貢獻方案，其經濟總量和碳排放總量均約佔全球經濟總量和碳排放總量的90%，為會議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三，中國在談判各方間協調折衝，善於抓住關鍵角色，撬動國際氣候政治的基本格局。哥本哈根會議後，中國除繼續在聯合國等多邊平臺開展氣候外交外，還充分利用雙邊場合、“二軌”渠道，加強與美國、歐盟、印度、澳大利亞等重要締約方的互動溝通，原則堅定，策略靈活，更多地凝聚共識。特別是，中美之間在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領域挖掘出更多的利益匯合點，促使雙方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在每年聯合國氣候大會之前，中美均事先磋商，消除分歧，避免大會陷入“針尖對麥芒”僵局，甚至談判破裂的局面。2014～2016年，中美兩國元首更是前所未有連續發佈三份聯合氣候聲明，並宣佈同時簽署《巴黎氣候協議》，如此強烈的政治意願有力地推動了《協議》的達成和早日生效。

　　第四，中國近年來採取的強有力的氣候行動成為承擔國際責任的基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優化能源消費結構，促進産業轉型升級，已經納入中國國家經濟社會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據國際能源署最新數據，2015年中國煤炭發電量佔全國發電總量的比例低於70%，比2011年下降10個百分點。同期，以水力、風力為主的低碳能源發電比重從19%上升至28%，已成為世界節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國。中國在其自主貢獻方案中預計的碳排放峰值有望提前到來。中國在低碳經濟領域取得的成就，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可以分享的經驗和資源。（王瑞彬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