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摘"毒瘤"就摘"官帽" 江西收繳2.19億元"紅包"

　　新華社南昌５月５日專電題：不摘“毒瘤”就摘“官帽”，江西收繳２．１９億元“紅包”的背後

　　新華社記者　賴星

　　“巴豆雖小壞腸胃，酒杯不深淹死人”。日常生活中，“紅包”被看做是人情的“潤滑劑”，是“小節小事”，但它一進入官場就發生變異，逐漸演化為妨礙公正執行公務、敗壞黨風政風的毒瘤。

　　據江西省紀委統計，２０１３年９月開展“紅包”問題專項治理至今，全省廉政賬戶共收到２．１９億元“紅包”等違紀款。其中今年前３個月，就收到“紅包”等違紀款９２９．６４萬元，處理５３人。

　　“紅包”治理重點指向公安、交通等重點領域

　　黨員幹部違規收受“紅包”問題由來已久，極易腐蝕執政黨肌體健康。治超治限、市場監管……一些基層行政執法人員往往會面臨“紅包”誘惑。２０１６年江西開展“紅包”專項治理，指向了公安、交通、環保、住建系統等事關群眾獲得感的重點領域。

　　“鷹潭紀檢部門近期查處涉及３３名民警及２５名協警的頂風違紀的典型案件，印證了選擇公安部門進行紅包治理的必要性。”江西省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吳連平介紹説。經查，在採砂貨運沿線，一些貨車司機、採砂老闆為了躲避超載超限的檢查，特意向沿路交警、協警送現金“紅包”、茶葉、香煙等進行打點。

　　從查處的案例看，這些“紅包”是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或者明顯超出禮尚往來標準的財物，比如來自管理或服務對象單位和個人的禮品禮金等。吳連平表示，“單位要幹事，朋友要應付，生意要照顧”成為一些黨員幹部收受紅包的託詞，他們對此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其實質都是對黨紀國法的淡漠。

　　２０１３年８月，中央第八巡視組向江西反饋巡視情況時便指出，一些幹部過年過節收送“紅包”問題反映仍然較多。此後，江西著手開展“紅包”問題專項治理。截至目前，全省共處理３８０余人。第一個在“紅包”面前倒下的廳級幹部是江西省畜牧局原局長黃峰岩。

　　按照“慣例”，一些地方官員會在年前到上級部門“走動”，經營人脈關係。江西省委巡視組此前巡視發現，吉安市畜牧獸醫局局長周永生便借著年前走訪的名義向黃峰岩塞了４０００元“紅包”。

　　辦案人員以此為線索，發現黃峰岩存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鉅額賄賂，涉嫌犯罪的情況。

　　“從近年省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情況看，多數貪腐分子是從收送‘紅包’開始，進而搞權錢交易，一步一步走向腐敗深淵。”江西省紀委常委汪爽介紹。

　　收“紅包”丟“官帽”　有單位班子成員無一倖免

　　記者發現，在“紅包”面前，一些黨員幹部來者不拒，小到五六百元，大到兩三萬元，逐漸滋生“腐敗暗瘡”，一些單位甚至出現了班子成員集體收受“紅包”而被全部免職的情況。

　　原瑞金市九堡中學校長兼黨支部書記李峰因收受５００元“紅包”而被免職一事在江西廣為流傳。有施工方為了獲得李峰在校宿舍工程施工以及資金撥付方面的“關照”，先後２次送了他一些土特産，並在２０１５年春節前給他包了一個５００元的“紅包”。

　　後經瑞金市紀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對李峰進行立案調查，並責成其主管單位對李鋒予以免去黨內及行政職務，追繳有關違紀款上交財政。

　　“既要抓大案要案，又要抓早抓小，從老百姓身邊的具體問題抓起，‘紅包’問題比較普遍，只有毫不手軟地對其進行治理，才能提高震懾力。”江西省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衷文俊説。

　　在江西省畜牧局，除了黃峰岩收受“紅包”外，另外兩名班子成員也未能倖免。江西省委對這３人全部執行了“先免職再處理”的紀律政策，在黨員幹部中引起強烈震動。

　　“經歷這個事，大家都知道治‘紅包’要動真格的了，為了幾千塊錢丟官帽太不值得。”在江西省農業廳任職的陳姓工作人員説。

　　江西省國土廳原副廳長陳祥雲則是另一名因“紅包”問題而被摘掉“烏紗帽”的官員。在他即將被重用為正廳級幹部的前夕，紀檢部門查實，２０１４年春節期間，陳祥雲曾收受某私營企業主“紅包”２萬元。此後，陳祥雲被免去黨委和行政職務，被給予警告處分。

　　“當幹部不收‘紅包’，收‘紅包’就要丟官帽，這是鐵的紀律，不論你在何崗位，也不論工作表現如何而打折扣。”吳連平説。

　　治理“常態化”　遏制送“紅包”才能順利辦事的歪風

　　雖然當前“紅包”治理成果顯著，但仍存在少數黨員幹部不收手、不收斂，一些地方和領域“紅包”問題還比較突出。專家和紀檢監察人士指出，亟待構建常態化“紅包”治理機制，層層壓實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形成上下聯動、齊抓共管的治理格局。

　　江西省委巡視組在２０１５年巡視“回頭看”中發現，還有不少人我行我素，利用婚喪嫁娶大辦酒席、收受禮金，有的地方紀委監督執紀問責失之於寬、失之於軟，對個別黨員幹部收受“紅包”問題處理不到位。

　　“對這些頂風違紀收受‘紅包’的幹部，可以先免職再處理，強化執紀的嚴肅性。”江西省委巡視辦副主任王愛東認為。

　　江西省黨風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明分析，“紅包”問題反復出現暴露出一些單位財務管理不規範、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過大等問題。

　　衷文俊建議：要進一步深化小金庫治理，剷除公款贈送“紅包”土壤；建成全省財政資金監管系統，督促職能部門加強“三公經費”和專項經費檢查，提高從源頭髮現問題的能力；規範領導幹部婚喪喜慶事宜，杜絕影響公務的人情“紅包”。

　　吳連平介紹，省紀委正在總結“紅包”治理經驗，擬定一套規則辦法，便於各地參考執行；把“紅包”問題治理納入責任制考核，推進“紅包”治理常態化，對治理不力的部門黨委、紀委進行問責，實行一案雙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