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慶朗：以全要素生産率引領經濟新常態

　　“全要素生産率”，代表各種要素投入水準既定的條件下所達到的額外生産效率，是投入要素産出效率整體提升的結果。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指出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同時提出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這表明我國要在新常態下把經濟增長轉到全要素生産率驅動的軌道上來，實現經濟的提質增效升級。

　　影響全要素生産率的主要因素

　　195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引入生産函數，將經濟增長分解為資本要素、勞動要素和“被忽略因素”三部分的增長。被忽略的因素正是全要素生産率，即著名的“索洛余值”。全要素生産率通常由微觀層面的勞動生産效率和宏觀層面的資源配置效率兩部分構成。從微觀層面看，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産率，要麼靠提高資本勞動比，要麼靠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因為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提高資本勞動比不可持續，所以企業的勞動生産率往往等同於全要素生産率。從宏觀層面講，通過資源重新配置，比如勞動力從生産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向生産率較高的非農部門，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具體來説，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主要有三種途徑，技術進步（技術效率）、結構轉換和配置效率，相關因素的經濟含義如下。

　　技術進步技術效率。它代表先進生産技術的生産前沿面整體向外移動，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面對不同的生産前沿面。對於發達經濟體來説，對應的是全球的生産前沿面；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對應的是本國範圍內最有效率的生産前沿面。如果微觀層面的企業努力將生産活動向既定最優技術方向靠近，就能帶來技術效率的提升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

　　結構轉換。宏觀層面技術效率的整體提升可以通過結構轉換來實現。在産業層面，結構轉換就是將資源要素更多配置到勞動生産率水準較高的部門；在産業內部，則是不斷提高生産率水準較高的企業的規模和份額。

　　配置效率。對於給定産出來説，往往可以通過不同的投入組合來實現。不同的投入組合在技術上都可能實現最優，但所花費的成本則存在較大差異。其中，成本最低的組合能夠獲得更多增加值，由此帶來的全要素生産率增長便是配置效率。

　　全要素生産率是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源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人口紅利為基礎的高投資、高出口拉動型的發展模式面臨巨大挑戰，供給端不足以支撐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第一，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給狀況發生根本性變化。2012年末，中國大陸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首次出現下降，比2011年下降0.6個百分點；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勞動人口總量下降趨勢在很長時期內將不可逆轉。第二，工業化進程已進入中後期階段，勞動力從第一産業向二、三産業轉移釋放出的增長潛力已基本耗盡。而且隨著第三産業比重的逐步上升，還存在降低整體生産率水準的可能，進而削弱未來宏觀經濟的增長潛力。第三，要素紅利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接近消耗殆盡。此外，要素驅動模式也帶來自然資源的大量耗費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

　　分解GDP的增長，主要有資本的貢獻、勞動的貢獻和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縱觀1980—2010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勞動和資本對增長的貢獻大約在60%左右，而全要素生産率對增長的貢獻在40%左右。從這三個因素看，靠資本投資難以為繼，因為沒有一個國家長期用資本投資支持經濟增長；同時，我國新的勞動力供給面臨瓶頸，全要素生産率將成為新常態下可持續的增長動力。

　　根據亞洲生産率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 的測算，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等三個時間段，全要素生産率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35%、46%、36%；而韓國則分別為32%、38%、63%。美國、韓國的測算數據表明，經濟發展進入相對穩定的成熟期後，全要素生産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加重要。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要完成增長動力的轉換，從投資驅動、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如果我們不能著力優化産業結構和提升發展品質，經濟就可能失速乃至停滯，並且極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我國經濟迫切需要形成全要素生産率的支撐作用，從而對衝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的下行影響，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

　　提升全要素生産率的政策建議

　　全要素生産率是未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只有從制度設計、科技創新和深化改革中尋找紅利，才能提高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要著眼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聚焦化、特色化、普惠制的市場環境，推動技術進步、調整産業結構、重新配置資源，提升我國的全要素生産率水準。

　　完善微觀激勵機制推動技術進步。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發展更多需要依賴技術進步，而人才或人力資本是制約技術進步的根本性要素。必須完善微觀層面的激勵機制，確保不斷增加從事科研、創新等活動的報酬和激勵，引導更多的人力資本要素向研發、創新、創造等領域聚集。

　　第一，要激發微觀企業的創新動力。從收入分配的各個環節入手，通過利益杠桿引導和激發企業的創新行為，逐步消除憑藉行政權力和行政性壟斷地位獲取超額回報的現象；完善信貸、土地、財稅等相關政策，在稅收政策及徵管方面對創業初期的中小型科技企業給予足夠的傾斜和優惠。第二，要增加各類人才的物質激勵。對為經濟社會發展貢獻智力的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應堅持統一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大力破除平均主義，有重點、分階段地建立特殊津貼、補貼項目制度；鼓勵企業內部分配向創新和研發科技人員及技能人才傾斜，在執行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時可以考慮將研發人員工資列入扣除範圍。

　　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支撐結構轉換。我國今後能否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關鍵點之一就是能否成功轉換經濟結構中的産業結構及其空間集聚結構。要加強制度設計，讓政府的公共服務與産業的結構轉換更加合拍。引導各地發展優勢産業，通過創新鏈驅動，培育符合未來發展趨勢的産業集群；選擇有較好基礎的産業領域，有重點、有步驟地突破核心和關鍵技術，真正搶佔制高點。結合各地基礎和稟賦優勢，著力培育行業和地區龍頭企業，通過産業技術聯盟、創業孵化器等方式吸引相關配套企業，不斷完善上下游産業鏈，發揮産業集聚效應。

　　要繼續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兩化融合，加大對共性技術開發、公共服務平臺建設、試點示範項目的支持；擴大“營改增”範圍，促進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促進製造業主輔分離和轉型升級，推動産業層次從低端走向中高端。支持新興産業發展，適時調整行業監管規制中的相關規定，適應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新事物、新模式和新業態；消除行業準入、要素流動等方面的制度障礙，為全要素資源向創新活動聚集創造更為順暢的制度環境。

　　保持競爭性市場有效配置資源。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陷入“失去的20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日本政府錯誤的管制政策，對低效企業和夕陽産業進行補貼，讓大量本應退出市場的“僵屍企業”存活下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也要堅持這一原則，要打通資源在企業間、産業間、區域間的流通渠道，避免出現政策“洼地”。如果政府不能維護好統一、公平、公正的競爭性市場，就可能妨礙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

　　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盡成熟，甚至存在各種扭曲，而經濟改革的過程同時也是市場制度完善的過程。因此，深化改革對提升全要素生産率的效果最為直接和明顯。政府需要進一步創造好的政策、制度環境，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讓生産要素更自由流動，資源更有效配置。要推動構建要素價格市場化形成機制，通過理順價格扭曲提高要素資源整體配置效率。要在淘汰落後産能與“僵屍企業”的同時，“兜底”社會保障改革，讓勞動力優化配置到高效的新崗位。要儘快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有序推進國企國資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壯大非公經濟，提高國有資産的配置效率。此外，中央政府還可以考慮改變簡單以GDP論英雄的做法，將全要素生産率的改善納入地方政府的考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