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四五”

漫畫張建輝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就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策略性問題，就“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改革使命而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在期限上，這一改革將至少包括整個“十三五”的前半期；在範圍上，將囊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在地位上，將統領這一時期的各項改革要求和舉措；在性質上，這一改革強調提高社會生産力水準，落實好以人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5月20日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第二十四次會議時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把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擺上重要位置，堅定改革信心，突出問題導向，加強分類指導，注重精準施策，提高改革效應，放大制度優勢。根據這一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從謀篇佈局階段，轉向深化認識、掌握規律和實踐推進階段。

　　三點誤區

　　澄清模糊理念，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思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提出以來，因其思想深、內涵廣、策略新等，在認識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和誤解。“計劃經濟手段回歸”者有之，“生産製造優先”者有之，“去産能是創新發展的前提”者亦有之。為澄清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理念，形成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思路的正確認識，先就目前具有廣泛爭議性的“三點誤區”展開討論。

　　誤區一：供給就是生産，因此供給側就是生産製造環節。

　　這一認識的錯誤在於大大縮小了供給側的範圍，將包括多個領域、多個層面、多個環節的供給側縮小為生産製造環節。習近平指出，“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係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係”，“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這裡的“基本方面”和“基本手段”都表明，供給側所包含的內容應是整個生産過程，是廣義的、服務於整個現代化大生産的內涵，即從最基礎的生産要素和資源環節開始，到製成品和服務進入市場，到發生交易環節之前結束。因此，供給與生産的概念是基本統一的，但供給側所包含的範圍遠遠超過生産製造環節，至少在構成框架上應包括要素資源、價格機制（配置）、生産製造、産業組織（産業鏈、價值鏈）、市場準入（含渠道性物流）等五個環節。

　　誤區二：改革強調總供給，因此供給體系的自我完善與創新是改革目標。

　　這一認識較具迷惑性，容易導致錯誤理解。根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的決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下，“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可見，這一改革的目標是需求，既要促進總需求規模的擴張，又要適應微觀需求結構的變動。習近平指出，“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

　　誤區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去産能、去庫存。

　　這一認識的錯誤有兩個：一是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格局縮小，將生産製造環節的工作重點作為改革的核心；二是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十三五”發展要求進行割裂，從而強調了操作和局部，忽略了戰略和整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無論是化解過剩産能、處置“僵屍企業”、降低企業成本，還是化解房地産庫存、補齊發展短板、防範金融風險，都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動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對全面深化改革決心的重要檢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十三五”落實“五大發展理念”的重大改革措施，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目標與“十三五”的發展戰略目標是統一的，創新發展及其對經濟發展的驅動和支撐，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求。

　　四大支柱

　　消費、投資、産業組織和市場體系構成改革的“四個支柱”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積累了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不是週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如何認識、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就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和運行框架。

　　我們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運行發展的討論將基於經濟新常態的環境展開。我們以經濟新常態的基本規律為前提，以消費和投資作為需求側改革的主要支撐和供給體系要適應的重點，以産業組織和市場體系建設作為供給側自主性、創新性改革和創造新需求的主要支撐。從而以消費、投資、産業組織和市場體系形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四個支柱”。

　　第一個支柱是消費。

　　消費在新常態階段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消費是總需求中的主體構成和需求結構的最大影響因子；二是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消費需求的定制化、個性化和差異化特徵逐步顯著；三是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對供給體系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動提出了新要求，即以差異化的供給匹配個性化的需求。

　　在這一消費形勢下，我國在供給側必須應對消費需求在中微觀上形成的功能性消費、融合性消費和減量化消費帶來的挑戰。其中，減量化消費的重點和難點不在消費而在供給，即減量化將導致供給體系面臨總量性和結構性的共同擠壓，從而給部分産業帶來難以自我調整的壓力。從製造業內部看，通用性産品面臨的壓力大於專用性産品，而鋼鐵作為製造業中通用性産品的最主要代表，面臨的轉型壓力和創新風險最大。從製造業外部看，動力供給是生産體系最重要的外部支撐，面對電力産品的同質性，一次能源生産和消耗將形成內部替代，伴隨外部需求的“減量”和內部供給的增長（如頁巖油氣革命等），熱值高、排放少、運輸儲存便利的油氣資源成為煤炭資源的重要替代品，從而使煤炭産業同時遭受減量化、替代化和價格競爭的三重壓力，成為動力體系中風險最大和自主轉型空間最小的行業。因此，將煤炭和鋼鐵列為市場主導、政府支持的轉型行業有其重大的現實性和理論上的必要性，去産能、去庫存工作的著力點也基本形成。

　　第二個支柱是投資。

　　投資在新常態下的基本特點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投資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要強調低成本，即將融資成本降低，更好地促進投資的擴張；二要強調去杠桿，即大力發展股權式或股債結合式的融資方式；三要強調補短板，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四新”投資作為核心與重點。這樣，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工作重點也得到了突出和強調，形成了有效抓手。

　　第三個支柱是産業組織。

　　産業組織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要求是：正確面對産業結構的調整和企業的兼併重組，以創新為基礎，在做“減法”的同時，做好“乘法”；重視服務業與製造業的融合，全力促進製造業由生産型向生産服務型轉變，産出特徵由産品和服務分離向産品和服務融合轉變；強化差異化産品的高效、靈活、有序和協同生産，將標準化産品供給的“中心-週邊”模式推進到滿足差異化産品供給的“分佈式”、“柔性”和“模組化”等新模式，創新産業鏈和價值鏈。

　　第四個支柱是市場體系。

　　市場體系的新常態下的規律性表現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正逐步轉向品質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因此，市場體系必須做好以下三件事：能夠保持企業生産的産品差異化和品質特徵，加強知識産權保護體系的建設，推進知識産權資本化進程和拓展創新領域及範圍是重要的政策支撐；能夠高效匹配差異化産品和個性化需求，大力提升市場的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科技服務，建設智慧化市場是滿足這一要求的關鍵舉措；能夠以競爭來統一全國市場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改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所導致的大量“需求外溢”。

　　五個重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分類指導，注重精準施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提高改革效應。要加快國有企業、財稅金融、價格體制、農業農村、對外開放、社會保障、生態文明等領域基礎性改革，抓緊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關鍵性改革舉措。這些改革和任務凝聚到工作中，就是強調“三去一降一補”等“五個重點”。

　　第一，去産能。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淘汰和調整“僵屍企業”。堅持“養人”不“養企”，“補償”不“補貼”的原則，綜合採取財政、金融、産業和社會保障等政策手段，為化解矛盾、降低阻力、形成動力創造良好的條件。中央財政的1000億元的梯級獎補資金要科學、有效地運用。

　　第二，降成本。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將“營改增”改革的效能進一步發揮出來，適當減並稅率種類結構等，激發減稅和調控效果；降低企業財務成本，創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環境，為實體經濟讓利；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降低物流成本，推進流通體制改革，確保“營改增”下的高速公路和普通過路費可以納入運輸企業的進項抵扣，等等。

　　第三，去庫存。去庫存的重點在於房地産庫存的化解，鼓勵居住性需求和租賃性需求的發展，徹底摒棄以投資需求降低庫存的理念。要鼓勵房地産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行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

　　第四，補短板。這裡包括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準性，推動形成市場化、可持續的投入機制和運營機制，等等。

　　第五，去杠桿。我國杠桿率風險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層面，2016年地方政府顯性債務規模將達17.2萬億元，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工作，完善全口徑政府債務管理，改進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辦法。二是企業融資層面，載至2016年4月末，全社會貸款餘額為104萬億元，為2015年GDP規模的1.54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平均資産負債率為57%，杠桿率為2.32倍。要加強全方位監管，規範各類融資行為，抓緊開展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遏制非法集資蔓延勢頭，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由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分類指導，注重精準施策。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有針對性地實施精準對策”“精準把握各項改革舉措”“不斷提高精準性、有效性、持續性”就是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階段，把規劃做好、思想做通、制度做全、機制做優、措施做實。

　　(作者：張鵬/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