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語文教材

　　今年秋季，全國部分省區市將有400多萬中小學生開始使用語文出版社新修訂的語文教材。新版教材進行了較大調整，大幅增加了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課文比重，同時根據時代變化，替換了40%左右的課文。其中尤其引人關注的，是“南京大屠殺題材課文被撤換”這個以訛傳訛的消息。

　　語文教材的修訂，可能是少有的能夠引發全民熱議的教育話題。之前，不同版本的教材甚至教輔書的修改，總能引發關注和爭議。人們會從一篇文章的增刪，解讀出很多信號，因此得出“去傳統化”或“過於西化”等截然不同的結論。

　　當然，這些解讀有的是斷章取義，有的是以訛傳訛，並不一定準確。但這至少説明，在很多人看來，語文教材編選修訂，不是單純的專業或學術問題，還帶有文化傳承、思想熏陶和審美教育等功能。

　　由此，出版方和編選者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語文教材究竟應該選什麼樣的內容？教材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如何統一？進而需要問的是，什麼才是好的語文教材？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教材是一種實用性工具書，教孩子識字和學習使用語言，是語文教材的基本功能。這就是語文出版社社長兼前語文老師王旭明所強調的，語文教材姓語名文，語文教學要回歸語文。也就是説，工具性、實用性是教材必不可缺少的特性，從古代的《三字經》《千字文》，到解放前國文教材的“見到先生問聲好”，再到很多人小時候學的“人口手大小多少”，尤其是低年級的語文教材，並不包含太多思想內容，主要是幫助孩子識字，進而學會規範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但是，隨著學生開始具備一定的識字和鑒賞水準，需要選擇一些完整的詩文等內容作為教學的載體，而文章總是有意義的，都帶有某種感情和思想。這就要求教材所選內容要文質兼美，兼顧工具性和人文性。語言規範、準確，適合不同年齡段學生的需要和接受習慣，是必須考慮的因素；在此基礎上，要儘量選擇那些文字優美、積極向上，體現傳統文化精髓，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文章。

　　具體到哪些文章體現這些要求，該選哪篇不選哪篇，則見仁見智，需要廣泛聽取專業人士和一線教師的意見。而隨著時代進步和社會變遷，教材也有必要與時俱進。比如，一些明顯與主流價值觀或實際情況不相符，甚至虛假編造的、可能産生不良影響的內容，則應刪除或修改，比如鼓勵不恰當見義勇為的《誰勇敢》等文章，刪除就比較合適。

　　而訛傳被刪除的南京大屠殺相關內容，實際上只是同樣題材換了一篇文章，不應過度解讀。對孩子進行歷史觀教育，也是教材應有的功能之一，但也要考慮教育方式和孩子的接受能力，而且這也不是只靠語文教學就能獨立承擔的，還應成為歷史課的重要內容。

　　以上述標準來衡量，語文版教材修改後增加古文內容的比重，可以體現對傳統文化更加重視；課後練習增強實用性和互動性，是語文教材屬性的回歸，這些都值得肯定。至於具體文章的編選是否適當，教材是否合用，還是讓語文專家和真正使用教材的師生來評價吧。（丁永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