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菱公司和部分中國勞工受害人達成和解

　　國際在線報道（記者 柳青）：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日前在北京與二戰期間被強徵至日本的部分中國勞工受害者達成和解協議。根據協議，三菱綜合材料公司將向中國勞工受害者提供賠償金，並將建立紀念碑以及成立專門基金以尋找其他受害勞工或其遺屬。然而，有二戰中國勞工對日索賠團體及部分中國赴日勞工受害者表示，此次三菱綜合材料公司的和解“缺乏誠意”，並仍將繼續對日索賠的法律訴訟。有分析人士認為，應該尊重各個民間對日索賠不同團體乃至個人之間的不同訴求和選擇，但是這些差異不會影響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進程。

　　根據目前公開的信息，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三菱材料）此次和部分中國勞工受害者達成的協議中明確，認定受害者方面的對象為３７６５人，三菱材料將向受害者或其遺屬以每人１０萬元人民幣的標準進行賠償。此外，三菱材料還將支付１億日元，約合人民幣６０４萬元，在勞工受害地修建紀念碑，並設立２億日元、約合人民幣１２００萬元的專門基金，幫助尋找和調查失蹤受害者。據三菱方面介紹，此次和解對象曾在北海道的美唄煤礦、福岡縣的勝田煤礦等１０處被強迫勞動，３７６５人中目前確認的倖存者有十幾人、遺屬約一千人。

　　來自河北省秦皇島的楊維純是中國勞工受害人的家屬，他的父親楊秋順在１９４４年被強擄到日本北海道大夕張一座礦山成為勞工。現年６６歲的楊維純介紹説，當時他父親所在的村莊被強擄到日本做勞工的共有９人，在經歷種種非人待遇之後，戰後僅有３人返回中國，他父親就是其中之一，老人在１９８９年已經去世。楊維純説，他作為受害人家屬參與了長期的索賠歷程，才達成了現在的和解協議：“為什麼同意？因為這個事情已經追討了十幾年了，日本三菱公司已經向咱們中國人認罪了，賠償了，我覺得這個方法還是挺好的。”

　　１９４２年，由於戰時勞動力緊張，日本政府通過了《關於向國內移進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到１９４５年５月，強行從中國移進勞工近４萬名，包括戰俘、強行抓捕的農民、學生，分散在日本全國１３５個作業場，從事重體力勞動，中國勞工平均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死亡。

　　６月２日下午，楊維純所屬的的二戰中國勞工受害者河北三菱分會與二戰中國勞工三菱受害者聯席會、二戰中國長崎三島受害者聯誼會等民間對日索賠團體在北京向媒體表示，此次與三菱材料達成和解協議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取得的一次階段性成果。

　　二戰中國勞工三菱受害者聯席會秘書長戴秉信介紹説，由於時間久遠，資料不全，目前他所在的團體確認的受害人或是遺屬只有數百人。根據和解協議，三菱公司對賠償金的發放期限初步定為５年，戴秉信説，現在最迫切的任務是儘快確定全部３７６５名受害人員的名單，把賠償金髮放到位：“今天我把（手機）號碼也公佈給社會了，這樣有便於更多地查找受害者家屬。趕緊成立確認委員會，成立確認委員會以後，陸續地確認以後，儘快地能夠發給大家。”

　　據了解，２０１３年３月，包括戴秉信的團體在內的五家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團體組成三菱受害勞工代表團，向三菱公司進行交涉。由於不同意三菱公司提出的和解協議條件，五家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團體之一的二戰中國勞工聯合會三菱勞工分會在２０１５年２月退出了協議進程。二戰中國勞工張世傑的兒子張楊表示，他本人無法接受此次三菱材料和部分中國勞工受害者達成的和解協議：“要是按它這和解，早和解了。主要咱們想讓它道歉，向中國人認罪，其實賠償是小事兒都是。都打了多少年了我爸都上日本去了三回了，光跟日本打官司，這回這麼草率的解決真有點接受不了。”

　　２０１４年３月，張揚和部分居住在北京的二戰時曾被三菱公司強擄至日本做苦役的勞工及遺屬提起訴訟，並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這是國內法院首次受理二戰勞工訴日本企業案。原告代理方、中國勞工索賠案律師團６月１日發表聲明，表示三菱公司回避事實回避責任的所謂“和解”缺乏誠意。中國勞工索賠案律師團康健律師表示，未來還將繼續推動相關訴訟程式：“它（三菱公司）本應承擔的是加害責任的賠償責任，但它變成了為了中日友好，就是前面的債還沒還，就友好，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合適的。如果要想真正的和解，應該抱著一個求得受害者寬恕的心態和立場，不應該附條件的，而且對事實應該坦率的承認，對責任應該坦率的擔當。我們當然還在繼續訴訟了，因為我們必須尊重委託人的選擇，他們不接受這種沒有誠意的和解。”

　　自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在侵華戰爭中受害的中國慰安婦、勞工等群體開始了對日索賠之路，絕大多數以失敗告終。日本法院受理的１４起中國勞工訴訟，有１２起發生在１９９７到２００７年的十年間。其中，有５起上訴到了日本最高法院，３起曾在一審或二審階段勝訴。２００７年，隨著中國勞工訴西松建設案終審敗訴，日本法院實際上已關閉了司法解決的大門。與此同時，中國勞工受害者團體也一直在和三菱材料公司等企業展開個別談判，繼續推動民間索賠。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劉江永表示，應該尊重中國各個民間對日索賠團體乃至個人之間的不同訴求和選擇，但是這些差異不會影響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進程：“如果沒有這些在堅決要求在北京走法律程式的這些壓力，那三菱公司也不可能，或者也很難像現在這樣和中國的受害者、遺屬達成和解。這是一個過程，並不是終點。我們必須讓正義、讓民族之間的和解，一步一步扎紮實實向前推進，否則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很現實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只是三菱公司，還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公司對中國勞工的加害，如果其他的日本企業也能效倣，主動提出來我跟你們和解，承認歷史罪責，那我認為對中日關係整體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