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肝瀝膽 與時俱進
黨旗飄揚——紀念建黨95週年
對話人:王 蒙(文化部原部長、作家)本報編輯:董 陽 張珊珊
●歷史的走向,人民的選擇,黨的先進模範作用,大量作家的革命化,成就了文學作品中黨的形象的基石
●經濟建設,我們的作家相對不那麼熟稔,其浪漫性、情節性、戲劇性有待進一步體驗與開掘
●文學的核心是人的命運與對幸福的追求。只要是能夠觸摸到時代與人民的脈搏,緊貼人心、激活愛心的光與熱的作品,無分大處落墨還是細部經營,都通往重大主題創作
●重大,包括題材與作品的體量,更包括筆力的遒勁、意蘊的豐厚、思考的深邃、內心的煎熬與靈魂的光耀,和應對時代課題的生活資源、理論資源與文學實力
編輯: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文藝創作對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任務和作用,都有生動豐富的表現。在您心目中,哪些作品比較突出並如何塑造了中國共産黨人的形象?這些文學作品對凝聚社會共識有什麼特殊作用?
王蒙:新中國成立後,有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描繪了黨與黨員在革命大潮中的英勇奮鬥、流血犧牲、依靠人民、以弱勝強,塑造了中國共産黨人忠貞智慧、獻身主義、大公無私的形象。諸如《紅岩》中的獄中鬥爭,《紅日》《保衛延安》中的戰爭中的黨組織與黨員事跡,《青春之歌》中的知識界黨組織與黨員,《創業史》中農業合作化中黨員的千辛萬苦,他們至今活在讀者的心裏。
這些作品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包括作家藝術家。中國革命史的特點之一是知識分子的廣泛革命化。大批作家、教授、學者反對舊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權,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或者朋友。他們身體力行地參與了1949年前後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鬥爭。他們與革命與黨同甘苦共命運的深切體驗,推動他們必然記載和創造出共産黨員的文學群像,合成了披荊斬棘、百死不悔、拋頭顱灑熱血、救國救民的黨的形象。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大量中國作家從世界各個角落千辛萬苦、衝破阻撓回歸北京,這與蘇聯十月革命時甚至高爾基這樣的作家也出走國外的情景大不同矣。
歷史的走向,人民的選擇,黨的先進性與模範作用,大量作家的革命化,成就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黨的形象的基石。要珍惜這個基石,要強化與深化這個基礎,要與時俱進、迎接不斷發生的新的考驗。
編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期間涌現出許多與黨的形象相關的作品,您如何看這方面的創作?
王蒙:我認為,黨的形象離不開黨的指導思想。黨的號召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戴,黨員帶領著人民群眾英勇奮鬥,改天換地、篳路藍縷,造就著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出現了邁向全面小康的新面貌、新藍圖、新現實,這應該説是最根本的黨的形象。黨一直艱難地、刻苦地為新中國開路,摸著石頭過河,踏著荊棘前進。從這個意義上説,改革開放以來,撥亂反正,發展生産,脫貧致富,“四個現代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中國故事、中國夢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中是不少的,也是動人的。這當然包含著黨的思想、黨的實踐與黨豐富的經驗教訓。但對於文學來説,它們又是活潑潑、光閃閃、色彩繽紛、千形萬狀、柴米油鹽、喜怒哀樂的日常生活題材。改革開放初期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反貪腐中張平的《抉擇》,還有王樹增的戰爭題材作品,都直接地描寫了戰鬥在最前線的共産黨員與黨的領導幹部。
當然,也要看到這方面的不足。經濟建設,我們的作家相對不那麼熟稔,其浪漫性、情節性、戲劇性有待進一步體驗與開掘,能夠深入到經濟生活中的作家太少了。經過一段時間,讓更多的寫作者能夠在經濟建設與現代化的風雲激蕩中弄潮、開拓、創新,讓更多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工人、企業家、創業者熟悉文學,拿起筆來,這是我們的期待。作家不是天生的,生活召喚著文學,實踐醞釀著文學,我們的文學前景是廣闊的。
編輯:十八大以來,中國深化改革、大力反腐,文學作品怎樣把黨和國家的重大舉措、時代的劇烈變化寫進文學作品?寫作中怎麼處理各種社會矛盾?
王蒙:文學的特點往往是以小見大,以實見虛,見景生情,鑒此通彼。作家的文學感受、思維與表現方式,偏重於具體、形象、情感、個性化、個案化。問題在於作家們是不是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實踐中去。你很難設想今天的中國人能完全過與社會無干、與黨無干、與他人無干的生活,如果有這樣的人,也不過是更加反襯出他們的各色。作家們能不能夠更深刻、更強烈地萌生與增值對生活萬象的歷史感、使命感、無間感、刻骨銘心感,當然只能是作家內心的過程。同為寫作者,我想説的是,讀者希望有溫度的作品,讀者希望摸觸到作家滾燙的對於人民的愛心,而不僅僅是冷僻孤傲、自戀自憐、自吹自擂、自怨自艾,乃至欺世盜名、裝腔作勢、迎合賣弄、低俗炒作。
編輯:中國共産黨是中國的執政黨,黨的政策方針關係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走向,在文學創作中,怎麼處理重大主題和黨的形象的關係?怎麼處理實事求是和文學創造的關係?怎麼理解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
王蒙:黨在中國現當代歷史上的作用無需論證。黨在今天所面臨新的歷史課題。黨領導中國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也遭遇著一個又一個挑戰。我們的道路遠非一帆風順。歷史就是歷史,使命就是使命。只有從世界的與中國的歷史進展高度上,從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追求嚮往的高度上,從體貼國情同時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高度上看問題,我們才能回答上述問題。
文化牽連到我們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同時表達的是理想信仰、價值選擇與精神理念。文學更是自然、世界、生活的人的本質化的抒寫。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乃至各有側重的一些其他藝術流派,都有其局限,同時有為我所用的可能。當然,我們重視的首先是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和説服力,其次是浪漫主義的理想性與強烈性。
編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提升重大主題創作的積極影響?
王蒙:文學是人學。一切重大主題最終的中心是人民。文學的核心是人的命運與對幸福的追求。只要是能夠觸摸到時代與人民的脈搏,緊貼人心、激活愛心的光與熱的作品,無分大處落墨還是細部經營,都通往“重大主題創作”。其中,那些直接反映黨和國家事業、描繪我們時代和社會發展的大事件、大變革、大圖景的扛鼎之作、全景之作,往往再現著歷史的步伐、人民的苦難、曲折的歷程、輝煌的勝利,叫做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中包含著入微的細節、強大的信念、行動的膽識。這樣的作品中會有熱氣騰騰、尖銳複雜,也會有滄海桑田、驚濤駭浪,還會有情深意暖、盎然生趣。它應該是能將歷史的胸懷與大師的匠心,繡花女的綿密與戰士的衝鋒精神結合起來的。
寫作人追求的是:敏銳的與高瞻遠矚的思想,誠于中而形于外、秀于魂而惠于體的大道,對於生活的細細體察,與黨與人民同心同德的體貼,堅持不懈的工匠精神。然後,寫“大”也會生氣貫注、筆墨風流,寫“小”也會言近旨遠、得心應手。總之,無往而不利。
所以,無論是有關方面的重大選題還是作家個人的探秘尋蹤,重要的是作家對於家國天下父老兄弟的真情實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作家要的是與天地並立而三的氣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是披肝瀝膽、執著於人民的利益與願望;寫出琳琅滿目,畫出五光十色,奏出追魂奪魄,才配得上“重大主題”之桂冠。“重大”,不僅是題材與作品的體量,更包括筆力的遒勁、意蘊的豐厚、思考的深邃、內心的煎熬與靈魂的光耀,還有應對時代課題的生活資源、理論資源與文學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