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民主黨派為什麼選擇跟共産黨走

　　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95週年。作為與中國共産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各民主黨派為何自覺堅持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這需要從歷史説起。歷史表明，心繫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民主黨派，在血與火的鬥爭洗禮中逐步領悟了只有中國共産黨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最終歷史性地選擇與中國共産黨合作。鋻於往事，有資于治道。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們堅信：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實現。

　　我國主要的民主黨派，多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成立。他們與中國共産黨的關係，經歷了反復的權衡比較和長期的思想博弈，甚至付出血的代價，從最初的相互排斥、對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麵糰結合作，從同情、支持、靠攏共産黨，到自覺接受共産黨的領導，鄭重選擇多黨合作，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民主黨派選擇跟共産黨走，取決於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取決於共産黨與民主黨派的自身發展。

　　一、李宗仁曾對李濟深、沈鈞儒、陶行知等説：“蔣介石沒有救國救民之心，共産黨則有之”。

　　近代以後，面對民族興衰、國家安危，許多仁人志士不懈探尋救亡圖存之道，提出和實踐各自政治主張，通過組建不同政黨，效倣西方實行議會制和多黨制，脫離了歷史主題，消耗了進步力量，迷失了正確方向。

　　作為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出現的300多個政黨的存續，國民黨在孫中山民主革命路線的指引下，開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催生了當年國民黨的左翼派別，為日後民主黨派積蓄了力量。但蔣介石篡奪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後，國民黨由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聯盟，變成了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産階級利益的反動集團，形成了“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局面。

　　從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算起，中國共産黨雖比國民黨晚成立16年，但代表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根本利益，把握了時代趨勢、歷史走向與人心所向，逐步成為20世紀20年代後與國民黨相對立的政黨。

　　民主黨派的很多創始人，如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許德珩等，經歷了辛亥革命以降的時代巨變，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立志匡扶社稷，投身民主革命。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他們的經歷和反省、焦灼和希望，為民主黨派的産生與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民主黨派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逐步孕育、産生，有的從大革命失敗後出現的政黨和團體中分化出來，有的從國民黨進步力量中産生，也有的在抗戰期間醞釀籌組，還有的在解放戰爭時期成立。他們與一些西方國家的政黨不同，不是議會中不同政治派別鬥爭的産物。

　　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主要是民族資産階級、城市小資産階級和他們所聯繫的知識分子及愛國民主人士，因為歷史機遇和階級局限，在落後的中國處處有阻力、時時有壓力。

　　由於帝國主義根本不想扶持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獨掌紛亂複雜的政治舞臺，國民黨實行一黨獨裁，並對一切民主力量限制和壓迫，民主黨派缺乏革命主張與魄力，沒有能力承擔起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

　　由於民族資産階級的軟弱性、小資産階級的散漫性，民主黨派雖不乏“社會精英”，但缺乏高效的組織，只能形成一些基本由代表性人物組成、力量分散、人員較少的黨派，從成立伊始就以溫和的改良派政黨出現。

　　由於民主黨派不可能在國共兩黨以外形成強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但為實現自身目標，在有限的政治空間裏，必然懷揣理想抱負和道德良知，去追隨一個彼此認同、有能力和魄力並能夠支持、團結、帶領自己的政黨前進。

　　20世紀中葉的民主黨派，是靠近共産黨？還是靠近國民黨？要生存、要發展，只能二選一。

　　心繫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始終是民主黨派不變的情懷和追求的目標，這就決定了與生俱來的進步性。正是這種進步性，民主黨派懷救國救民之志，遊歷四方尋求治國的良方妙藥，提出和實行“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等各種主張，並以進步的眼光逐步看清了共産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以進步的心態逐步領悟了只有共産黨才能挽狂瀾于既倒，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民主黨派選擇跟共産黨走，從某種意義上説：是其基因決定的，是註定的歷史安排。

　　二、宋慶齡抨擊國民黨“抗日必先剿共”的論調：“這是多麼荒謬! 我們要先打斷一隻手臂之後再去抗日嗎？”

　　由於中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形勢複雜、政治微妙，民主黨派以其特有的社會面貌廣泛聯繫社會各界人士，分量不小；在國民黨上層和地方實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經濟界、科學界以及愛國青年學生、華僑中有地位，影響不小；創辦了許多報刊引導社會輿論影響政治走向，在政治上十分活躍且步調基本一致，力量不小。民主黨派十分清楚，國共兩黨的關係決定著中國政治的走向。國共兩黨也十分明白，民主黨派支持誰，誰就居於政治上優勢。

　　抗戰之初，民主黨派和共産黨初步接觸時，對彼此的道路、主張還有些對立和排斥，對對方的革命目標、路徑還有不解與困惑，但致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是共同的追求，對國民黨的不滿有相同的感受，這為日後合作做了心理鋪墊。

　　民主黨派不斷探尋與共産黨的契合點。民主黨派建立之初的政治綱領主要是反帝愛國和爭取民主，這同共産黨以反帝、反封建為鬥爭綱領基本一致；民主黨派曾推崇過西方的自由主義，共産黨信仰馬克思主義，兩者在關於國家權力、人民權利等方面觀點相近；民主黨派為了救國救民，必須尋求工農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支持。

　　是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侵略行徑和國亂家愁的慘狀，強化了民主黨派革命的信念；是愛國主義具有的巨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把無産階級、民族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聯合起來。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對外戰戰兢兢，對內剛決殘酷。共産黨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站在順應人心的救國抗日的制高點上，率先提出紅軍願意同全國的民眾與一切武裝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民主黨派同感共産黨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識的覺醒，熱烈擁護共産黨的主張，對蔣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壓力。共産黨在長征路上發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救國會讚揚“這一個政策會引起今後中國政治重大的影響”。但國民黨一刻也沒停止過對紅軍的圍剿，並且殺害了鄧演達、楊杏佛等國民黨左派人士，製造國民黨內部分裂。

　　民主黨派對國共兩黨做出公正評判：“只有最堅決抗日的，才能做中國的天然領袖。”堅決反對“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堅決反對妥協、分裂、倒退，為團結禦侮、抗日救亡大聲疾呼。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領導人陳銘樞致電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農工黨前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逐漸走上了與共産黨合作的道路；沈鈞儒、馬相伯、章乃器、鄒韜奮等 280 余人發表宣言，表達了對民族危亡的深切憂慮和奮起救國的決心。

　　在民族危亡關頭，團結抗戰是共産黨和民主黨派實行合作的實質性共識。這種共識是共産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的歷史源頭。

　　共産黨在遵義會議後，從生死存亡的考驗中認識到，要支撐起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發展，必須廣泛聯合各種積極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在鞏固領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核心力量的作用。共産黨糾正了“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的主張，確立了爭取、團結民主黨派的方針。

　　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共産黨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正確估計當時政治形勢，理論論證了“各黨派合作抗日的相關問題”，明確多黨合作的組織形式，精闢分析民族資産階級革命性和妥協性的“兩重性”兼具，指出革命不僅需要主力軍，還需要同盟軍。從1936年2月到8月，中共中央先後呼籲立即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以及各黨各派提出六項共同行動綱領，共産黨第一次公開把國民黨包括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主動改變國難當頭兩個政權的對立；毛澤東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親自致函各黨派、民主人士、學術師友、社會賢達共70 多人；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共産黨還建立“三三制”政權，顧及各黨派、各階級，通過協商民主協調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最大限度地團結了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毛澤東在1937年作的《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中説明：“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包括的成分是什麼呢？它包括無産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産階級、資産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聯盟。”梁漱溟1938年1月訪問延安期間，為毛澤東論述“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理由深深折服並從此改變了對共産黨的成見，發表文章稱“這樣的大作品，大文章，蔣介石沒有，旁人也沒有，我看這是事實”。

　　民主黨派深感毛澤東及其共産黨人，不計十年前國民黨“四一二政變”、“七一五政變”之前嫌和仇恨，以極大的政治情懷和社會責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共産黨的讓步，應以行動積極配合；民主黨派要生存和發展並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同共産黨結伴同行。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民主黨派對國民黨頑固派“親者痛、仇者快”的舉動大為失望，蔣介石沒有料到會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陷於極端孤立的境地，更沒有料到民主黨派會完全同情並站在共産黨一邊。

　　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民主黨派從全面抗戰之初對國民黨寄予厚望，到把實現民族解放的希望重新寄託在共産黨身上，彼此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並形成了遇事相互協商的傳統，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民主黨派與共産黨一道堅持抗戰、維持團結、推動民主，在組織上漸漸聯合、發展、壯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民建領導人胡厥文曾説過，“開始認識共産黨，完全出於偶然”，1932年他去陜北考察期間，聽到幾位老百姓説“你們若不是紅軍，就一定不會對我們這樣好”的話，使他靈魂深處産生了從沒有過的震撼。胡厥文説：“我這個人，秉性很倔，誰都別要想靠權勢壓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産黨的領導，不是平白無故的，可以説是我自己總結幾十年親身經歷得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