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著名大學40人被確診抑鬱症”：“狼”真的來了！

7月，成千上萬的大學畢業生即將奮身投入新角色，在離別的喧鬧聲中，有這麼一群人站在角落一直沉默，這是高校中不斷增多的抑鬱症患者，他們正經受著常人難以理解的痛苦、孤獨與隔離。寫完畢業論文，找份像樣的工作，對此刻的他來説，著實艱難。北青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在京一所著名重點大學有40人被確診為抑鬱症，約佔到學校心理諮詢中心訪問量的兩成。智識高、求勝心強的大學生，已然成為抑鬱症高發人群。（7月4日北京青年報）

抑鬱症，作為一種精神抑鬱障礙症，以長時間的心情低落為主要特徵，具體表現為情緒的消沉，可以從初期的悶悶不樂到嚴重時候的悲痛欲絕，自卑抑鬱，甚至悲觀厭世，少數人甚至會有自殺企圖或行為。

作為一種在精神和心理上帶給患者巨大創傷的疾病，抑鬱症已經從早期不為人所知到現在被大眾所廣為了解，因為我們不僅僅能從身邊的所認識的朋友圈中得知某人得了抑鬱症不能工作，甚至我們會從時不時網上的官員自殺新聞中得知，該官員患抑鬱症多年，最後因為疾患纏身，不堪其苦，自殺以求解脫……

科學發展到今天，抑鬱症的發病機理其實也很明確，一個是性格原因，比如天生的抑鬱性格，另一個原因是社會競爭壓力大，某些人會因為一些應激性的事件刺激而誘發抑鬱症，而後者往往是大多數抑鬱症病人發病的根本原因，但是大學生人群成為抑鬱症高發人群，多少還是讓人有點驚詫。

按理説，大學生作為高知人群，無論是在學識修養、知識儲備以及自我調節能力方面，都要比其他社會人群更具備優勢，但為什麼這樣一個高知群體會成為抑鬱症的高發人群呢？

這其實還是和當代大學生所處的競爭環境有關係。眾所週知，大學生就業在當下是一個社會老大難問題，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到700多萬人，又創歷史新高，而真正能稱得上是好工作的機關事業單位以及國企和少部分效益好、管理規範的民企、外企所需的崗位，和740多萬畢業生數量相比，可謂是少之又少，既然是僧多粥少，那麼競爭激烈就不可避免，在強大的就業壓力面前，少數完美人格的大學生必然會對自己提出更高遠的目標要求，但不可否認，人的能力是有差別的，當期待的目標和現實差距過大時，心理失衡以及懊惱所帶來的結果就是各種輕度或者重度抑鬱症狀的出現，而當這些症狀得不到及時的干預時，發展成為重度抑鬱症甚至以自殺來解脫也就是必然了。

所以，我們經常會在大學生畢業季看到類似“畢業論文不過關，某某學校研究生跳樓自殺”的新聞，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自殺的大學生想不開，論文和畢業證再怎麼重要，也沒有生命的價值重要，但是如果這個自殺者是長期重度抑鬱症病人，論文不過關，很可能就會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所以對這些抑鬱症病人進行及時的干預和救治，就顯得尤為必要。

讓人遺憾的是，目前國內的大學在校內學生心理干預機制的建立上，還剛剛處在起步階段，雖然各個高校也有相應的心理諮詢和引導機構，但是人員不專業以及日常工作機制不完備的情況還大量存在，抑鬱症因為具有隱蔽性，加上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很多患抑鬱症的病人並不願意接受校方心理諮詢機構的幫助，甚至不願意將自己患病的消息告訴家人和朋友，這更加大了干預和救助的難度。

因此，當務之急，首先是要在大學新生中開設抑鬱症預防和干預的教育活動，讓大多數大學生對此病能夠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對待，即使不幸患抑鬱症，也沒有必要掖著藏著，而是積極的尋求治療和幫助，這樣就會有很多人在抑鬱症早期得到治療，防止進一步加重病情。

作為人口大國，中國每年因為精神疾病問題自殺的人數不會是一個小數目，而一個高校40人被確診患抑鬱症更是一個預警信號，對大學生精神抑鬱問題進行及時干預刻不容緩，尤其是不能以流於形式的“宣傳周”、“諮詢會”等來應付，走過場，必須通過心理諮詢熱線或者聘請專業醫生進行及時有效的發現和干預，真正讓有抑鬱症的大學生們能夠看到黎明的曙光。（何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