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自由的邊界在哪，17世紀早有定論

　　7月4日，以色列官員義正辭嚴地指責Facebook良莠不辨：本國近幾個月來街頭爆恐事件頻發，與其任由恐怖分子傳播煽動性內容直接相關，負有重要責任。然而，一臉無辜的Facebook則認為自己在內容上把了關，盡了監管之責，不接受批評。不出意外，這種例行公事式的回應，恰似火上澆油，使得歷來因強敵環伺而極為重視安全問題的以色列大為惱火，從對一時一事的批判直接上升到“人品”：Facebook不僅不配合警方要求，還“在刪除煽動性內容時設定了極高的標準”，直接破壞了以色列警方的努力。

　　抬眼觀望，針對互聯網在安全問題上的指責甚至指控，並非個案。 6月15日，一名在巴黎恐怖襲擊中喪生的年輕女孩的父親，在美國地方法院針對谷歌（微博）、Facebook和Twitter提出起訴，指控這些社交媒體公司為極端主義者提供了“實質性支持”：允許ISIS通過它們的社交媒體服務招募新成員、籌集資金和散佈極端主義思想，更令人無法容忍的是，谷歌旗下的YouTube居然向ISIS提供廣告分成收入。

　　聯想起早前鬧得沸沸颺颺的蘋果公司與FBI在是否解鎖一部屬於恐怖分子的iPhone手機問題上的較量，這些不斷出現的最新場景，實際都指向同一個問題：

　　在網絡空間，技術、商業邏輯與社會、政治邏輯之間，究竟應該誰決定誰？

　　因為傳媒技術與社會治理之間充滿張力和錯位，答案並非黑白分明，而是充滿了模棱兩可。更有甚者，在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紛爭時，對錯就更是基於立場了。比如，由於巴以雙方對約旦河西岸地區存在拉鋸式爭端，而Facebook的態度與以色列的某些立場並不一致，所以不準備提交或處理與此地相關的信息。

　　那麼，互聯網自由的邊界在哪？尤其是在針對人神共怒的恐怖主義時。

　　媒體成了“幫兇”

　　網絡技術一日千里，重構了人類的神經。實際上，信息技術和網絡空間已經永遠地改變人們的生活、工作和相互溝通的方式，産生了比工業革命更為深刻的影響。人們在網絡媒體構築的信息空間之內，並以此作為參照係，得出自身存在與外部世界關係的判斷。

　　所以，在這樣一個景觀時代，政治信息會塑造人們的認知框架：作為旁觀者的普通人對事件的認知和判斷，部分地取決於事件被呈現給他們的方式；而互聯網正在用一種嶄新的“從旁引導”的方式來替代“舞臺聖賢”的指令方式。因此，在注意力稀缺的時代，所有的社會運動都需要以自己的與眾不同來吸引媒體報道、博取眼球，沒有媒體報道幾乎等於沒有發生；同時，一定程度上，也是恐怖分子想要做些什麼從而佔據世界媒體頭條的想法導致了大規模襲擊的發生。

　　恐怖主義就是一種追求效果的暴力，且多與意識形態和政策相關聯，尤其是當代的恐怖主義。恐怖分子的目標就是激起人群的非理性恐慌從而影響到政策制定者，以達到他們的訴求。

　　新媒體技術在塑造媒體的同時，也為恐怖組織帶來了契機，且這種機遇對兩者幾乎是均等的。於是，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後，媒體成了恐怖分子錶演場，他們非常注意設計戲劇性事件，採用從電子遊戲及好萊塢大片裏學來的高製作水準的視覺語言，把最先進的炸彈嫁接在最前沿的數字技術上，去爭奪媒介陣地、傳達自己的聲音，以獲取最大的公眾注意度：

　　與一定要大量的人去死，恐怖分子寧肯要大量的人去看、去聽，吸引眼球、擴大恐慌，將暴力活動轉化和放大為一種精神的或心理的暴力，進而以輿論為杠桿間接地向相關政府施加壓力，取得最大化的社會控制效果。

　　在此過程中，吸引媒體進行大規模報道最為關鍵。唯其如此，才能獲得大量的觀眾，創造出沒有這些媒體時所無法企及的心理震撼和認知效果。可以説，沒有現代媒體的報道和參與，恐怖活動就會“像一株奇木淹沒在森林之中”。

　　於是，在現實中，媒體成了恐怖主義的“幫兇”：一直以來，ISIS就是宣傳高手，他們自己也建立了一個媒體平臺，不僅監控視頻和內容的生産，而且依靠網絡和社交媒體曝光來擴大知名度、吸引新粉絲、招募新成員。

　　硬技術需要軟心腸

　　以谷歌、Facebook、蘋果為首的互聯網巨頭們，一直高速成長並將其觸角伸至寬廣的領域。由其引領的數字革命給消費者和商業帶來了巨大收益，並促進了言論自由。然而，任其無約束地發展，其龐大規模和高速發展將會扼殺競爭，並面臨自大和四處樹敵的名聲：就像在以色列那樣，國家的呼籲可能被以種種藉口搪塞。

　　這些在西方廣受歡迎的社交網站，也是恐怖組織的最愛，並成為他們傳播聲音的主要平臺：在激勵一部分人的同時，讓更大一部分人心生恐懼。同時，大量新的社會問題也隨著網絡這個人類發展倍增器的無處不在、無遠弗屆而被放大、漫延至社會的深層次。

　　然而，人類對網絡社會的管理方法和應對方式卻遠不成熟、無法同步。在考察了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到工業社會的歷程後，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在其傳世巨著《全球通史》中曾經提出：社會問題的産生，首要因素是技術進步超越了社會治理容納的空間。

　　面對這樣的滯後和落差，有一個原則需要謹記：自由之上，還有道德和天理人心。為了化解這種必然存在的錯位，先賢們的作法是為知識的王冠添加一個倫理的指南針，以便提供正確的目的和方向，使效率與人性兼得。

　　面對科技革命的巨大發展潛力和無處不在的危害，生活在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熱情地贊同通過科學追求“知識與技能”，但同時認為這種追求應該帶著“謙遜和慈悲”的心情來進行，不要“為了心情的愉悅，或為了爭辯，或為了相對於其他人的優越感，或為了利益和名譽，或為了權力，或任何這些內在的東西；而應為了生活的利益和好處。”

　　這種認識，即使21世紀在網絡社會，依然是黃鍾大呂之音，有先見之明！

　　自由與安全不是零合博弈

　　以色列政府在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領導下，正在起草立法草案，希望通過法律手段以強迫社交媒體網站刪除被視為具有威脅性的內容。以色列這樣“放大招”也是迫不得已：在它向Facebook報告的74例煽動性和極端主義內容中，Facebook僅刪除了24例。然而，在社會治理層面，互聯網的作用是複雜的，正能量與負效應混雜乃是常態，同時，其國際主義特質和巨大的影響也決定了民族國家進行管理的難度超乎想像。

　　但不管如何，在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利益明顯多於弊端的情況下，不能因為其負面作用而做出限制其發展或阻礙網民觸網的規定。在提出趨更大的利與避更大的害的可行的解決方案之前，一個原則是需要切記的：避免“治療比疾病本身更糟”的情況，切忌抽刀斷水、持索捕風的短視行為。對於信息技術尤其如此，因為信息流動的狀況與前景關乎國家的可持續與突破性發展。

　　而且，對於網絡進行封閉和過濾的效果也不會理想。除了網絡本身的國際化、非中心化的結構難以封堵以及會引發網速降低等原因外，更是基於這樣三個理由。

　　一是互聯網的信息與交流太快，檢查人員很難提前阻止。一個重大新信息的出現，往往在官方監控反應之前消息已經發佈或可以通過代理伺服器獲得，之後這些“非法信息”會通過各種即時通訊工具如QQ、MSN、手機短信系統或點對點網絡這種目前技術上極難過濾、官方無法完全控制的方式傳播。實際上，謠言止于透明，每個人都是網絡節點，刪帖的方式就像捅馬蜂窩一樣，刺激人把信息發給別人，導致他們在網上停留至深夜。

　　二是大量的數以百萬計的小型民間網站、社區論壇的存在，使得監控難以面面俱到。

　　三是過濾技術會傷及無辜，封鎖掉一些不該封鎖的網站，比如：出現“性”可能是指“性教育”；出現“乳房”可能是關於“乳房癌”的治療，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網絡自身凈化與向好的功能也很明顯。2011年倫敦大騷亂後，英國政府部門一度認為：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是煽動民眾的罪魁禍首。然而，由英國《衛報》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歷時一年多完成的《解讀騷亂》報告卻發現：社會媒體不只是承載謠言的載體，也具有驅逐謠言的反作用力，“好像癌細胞與免疫系統之間的戰鬥，既有癌細胞的原地擴散或多線轉移，也有免疫系統的不斷反撲。”

　　同時，Facebook和其他互聯網公司也正在研究自動化技術，以及時、有效刪除網站上ISIS發佈的視頻和其他極端主義內容。而且，長期以來，Facebook都有一整套公開的社區標準，以幫助人們理解什麼是允許的，從而可以發動網民報告違規內容——只要是經Facebook審定了，它是會迅速採取行動的。

　　可以認為，在兼顧道義責任與道德形象方面，社交媒體在不斷進步，儘管這也可能是因為要面對社會輿論、法律機制與利益分配等各方面的制約，而被動採取的行動。

　　複雜的問題沒有簡單化的解決之道。在網絡自由與社會安全之間，態度不能遊移不定，否則就會像“父子騎驢”，要用堅定的意志找到妥善的方法，兩者之間不是零和博弈，沒有全勝或者慘敗，沒有全有或者全無。

　　基於此，在以色列政府方面，它依然應當盡力、全面地標記出不當內容並及時通知Facebook，而Facebook也應主動與全球安全機構和決策者保持定期合作、溝通，使煽動暴力、直接威脅、恐怖主義和仇恨言論的內容在社會交媒體平臺上無所遁形、沒有空間，還世界一個清明的網絡空間。（趙瑞琦 中國傳媒大學傳媒政治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