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變發出了什麼警訊

　　15日，土耳其以空軍和憲兵為首的少數軍人突然發動軍事政變。不到24小時，政變即告流産。官方數字顯示，政變過程中有161名平民與警察被殺，104名叛變士兵被擊斃，共計265人死亡。局勢初定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展開清洗行動，2800多名軍人被逮捕，2700多名法官和檢察官也遭拘捕，其中包括土耳其第二、第三軍軍長和最高法院法官。埃爾多安還指責流亡美國的前政治盟友、葛蘭運動領袖法圖拉·葛蘭策劃了政變，要求美國政府將葛蘭引渡回國受審。

　　對於這起未遂政變，許多人解讀為以軍方為代表的世俗派與宗教勢力的又一次交鋒。自凱末爾將土耳其帶向“世俗化和民主化”的80多年裏，土耳其軍方始終扮演著監管角色。過去，土耳其軍方至少曾四次以政變方式介入政治，並起到了防止土耳其向“大奧斯曼主義”轉變的作用。就此來看，此次軍方發動政變，確有可能是歷史的重演。但是，歷史未必總是那麼相似。近20年來，土耳其軍方的政治功能已漸漸淡化，特別是埃爾多安執政後，軍方歷經更迭，多數高層都是埃爾多安的堅定支持者，軍方到底還保留了多少“凱末爾主義”的余脈尚不可知。而且，在政變初期軍方聲稱已經控制局勢時，也沒有提出什麼政治方針以爭取世俗派公眾支持，許多參與政變的士兵甚至以為只是一場演習。這場草率至極、缺乏動員的政變，更像是個別軍方將領的率性而為，而談不上是主義之爭或是對軍方光榮傳統的捍衛。

　　政變究竟因何而起，或許未來才能揭開謎底，或許將永遠封存于歷史。但是，政變所産生的影響已經顯現。首先，埃爾多安的絕對地位由此得以強化。過去，在世俗權力上能夠與之抗衡的是軍隊和司法系統，在意識形態上能夠與之抗衡的，是由土耳其一直蔓延到中亞一帶的葛蘭運動。現在，這兩方面的競爭對手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壓。其次，土耳其社會伊斯蘭化的進程有可能大大加快。過去的十多年裏，在經濟增長和埃爾多安執政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社會或多或少地已偏離了凱末爾確定的世俗化方向。軍方政變集團的輕易瓦解和對政變軍人實施私刑的縱容，客觀上擴大了宗教勢力在民眾中的話語權。

　　這將讓西方大為頭疼。土耳其之所以敢於以參與政變的空軍飛行員曾在北約空軍基地加油為名封鎖因吉利克基地，敢於要求美國交出葛蘭，而美歐只能作空泛的反對政變的表態，很大程度上緣于土耳其的戰略地位。土耳其既是敘利亞戰事的關鍵局中人，又是中東難民進入歐洲的主要入口，美歐必須計算土西交惡造成的利益損失。此外，中東過去強人倒下造成的亂局，也迫使西方面對埃爾多安這樣的強勢領導人時謹慎從事。

　　不過，雖然埃爾多安目前對內對外都處於攻勢，但並非沒有挑戰。政變本身已經表明，土耳其社會和主要政治力量，都處於激烈的轉型和重新組合當中。對於志在比肩凱末爾的埃爾多安來説，如果不能平穩掌控這股大潮，土耳其社會滑向極端化，那麼土耳其的內外部環境就都將出現不可控的巨大變數。不到24小時的未遂政變，或許已是一個警訊。（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