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廚房外賣”幾成無證小作坊 不能成監管盲區

　　原標題：“家庭廚房外賣”幾成無證小作坊 不能成監管盲區

　　對話動機

　　一段時間以來，以“家庭做的飯多出來一份，正好有償共享給想吃的人”為宣傳語的APP火爆市場，簡而言之，就是家庭做飯菜供應不特定人群，“家庭廚房外賣”這一概念頗受追捧。然而，關於“家庭廚房外賣”的監管問題一直備受爭議。面對這種頗受市場歡迎的共享經濟形式，如何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圍繞這一話題，《法制日報》記者與業內專家展開了對話。

　　對話人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副教授 朱 毅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後、中國法學會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孫娟娟

　　《法制日報》記者 趙 麗

　　記者：根據食品安全法規定，在我國境內從事食品生産和加工，食品銷售和餐飲服務等食品經營行為的，均應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確保食品安全。

　　“互聯網+”模式下的“家庭廚房外賣”，顯然不只是為自己家庭成員提供餐飲的私人廚房，而是向不特定公眾提供網絡訂餐服務的經營活動。“家庭廚房外賣”本質上依然是賺取利潤的經營行為。由此，很多人提出，“家庭廚房外賣”不能因為冠上了“家庭”這一名號就游離監管之外，逃避應有的法律責任。

　　孫娟娟：的確如此。“家庭廚房外賣”可以説是目前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外的食品安全隱患。之所以是隱患，因為在監管缺失的情況下，很難確定其是否符合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包括原料來源、廚房衛生、食品製備過程中的添加物、從事接觸直接入口食品工作人員的健康狀況等。

　　對於依法登記並獲得許可的食品生産經營者而言，其不僅需要通過內部制度履行上述法定要求，也有主管部門通過檢查、抽檢等方式保證其合規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家庭廚房外賣”的無證無照，其送貨也無法通過現有規範化的網絡平臺和配送公司進行，因此，這也加劇了其在外賣送貨過程中由於保存不當導致的食品安全隱患。

　　記者：相對於借助臨街商鋪從事餐飲服務的酒店、飯館等傳統餐飲經營行為，“家庭廚房外賣”設在社區居民樓，比較隱蔽。因此，監管的力量難以有效觸及，形成全覆蓋式監管，導致現實中的“家庭廚房外賣”處於監管盲區。

　　朱毅：你可能知道是誰做的，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做飯的這段時間處於一個怎樣的健康狀況，還有他做飯的場所也是動態變化的，昨天可能很乾淨，但今天是否受到污染你不清楚。他是怎麼樣儲存食材的、又是怎麼樣運輸的，這些細節缺乏規範，這也是目前存在的一個安全隱患。

　　孫娟娟：“家庭廚房外賣”沒有法律界定，在於其本身是互聯網發展下的新生事物。相對而言，由於法律立法程式複雜、耗時冗長，其滯後性是不可避免的。對此，如何通過法律的立、修、釋來規範“家庭廚房外賣”，是目前食品網絡經營立法的重點。

　　朱毅：由於沒有納入行政部門的管理範圍，“家庭廚房外賣”的經營行為不適用國家食品安全監管法規，靠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會有不少漏洞。不過，政策是人為制定併為管理服務的，把“家庭廚房外賣”納入常態監管，探索“家庭廚房外賣”的管理對策。

　　就法律規範來説，法律一般具有滯後性，很多法律規範的出臺都是在新事物出現之後。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關鍵是事在人為。這就需要在現有法律規定層面，有關方面要盡可能通過釋法等路徑，對“家庭廚房外賣”進行有效監督和管理，盡可能滿足社會的實際需求。

　　記者：在走訪過程中，我們也注意到，“家庭廚房外賣”的優勢，遠比我們想像的多。比如，可以讓暫時沒有工作的廚藝高手一展身手，擴大社會就業渠道；讓那些沒有資金或膽量投資餐飲業的市民，獲得一定收入；富有個性的特色私房菜，可以滿足不同食客的需求。事實上，合法餐飲業經營者，監管部門也不一定就能省心。畢竟食品安全事故出現後，老闆一走了之的現象並不少見。

　　孫娟娟：就像你説的，作為分享經濟的一種模式，“家庭廚房外賣”使得個體可以利用廚藝佳、空閒多的個人資源進行共享，在産生經濟價值的同時也使得該個體獲得分享的快樂。相應的，多樣性、便捷性也使“家庭廚房外賣”深受歡迎。

　　正因為如此，“家庭廚房外賣”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潮流，並由諸多的APP為其提供互聯網平臺的服務。

　　誠然，這為個體創業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契機，但基於上述安全的考量，對“家庭廚房外賣”採取監管彰顯了安全保障優先的理念。退而言之，即便可以通過備案等簡化的監管方式將“家庭廚房外賣”納入監管體系，“家庭廚房外賣”所具有的“散戶”形式也會加劇監管的難度。在這方面，也需要通過風險交流，告知消費者有關“家庭廚房外賣”的安全隱患，使其更好地在美味、便捷、安全之間做出合理選擇，畢竟，消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後環節，消費者也要自覺選擇有安全保障的食品，來保障自身的健康。另外，應鼓勵更多的個人或者行業內部人士舉報“黑廚房”等違法行徑，通過打擊這些違法行為，確保線下食品的安全，而這是保障線上食品安全的根源所在。

　　私廚衛生條件全憑自律 消費者維權遭平臺推諉 “家庭廚房外賣”幾成無證小作坊

　　□本報記者 趙麗

　　“不做了。”

　　62歲的周寧説這句話時有些心灰意冷。

　　心冷的原因聽上去有些“瘆人”——過去的5個月，周家可能一直在做“不那麼光彩”的事。“一輩子遵紀守法，到老了怎麼感覺差點晚節不保。”周寧説得有些激動。

　　周寧説的事，是當下市場較為火熱，但處於監管灰色地帶的“家庭廚房外賣”。

　　如何“信得過”

　　5個月前，在北京幫兒子照顧孩子的周家老兩口，看到網上宣傳的“家庭廚房外賣”，做得一手好菜的周寧老伴決定幫兒子分擔一些經濟壓力。

　　按照周寧的計算，一個月下來至少能有幾千元的盈利。“至少能抵了兒子每個月的房貸。”雖然辛苦，但這樣的“何樂而不為”，在周寧看來“值得”。

　　然而，這一切，隨著近日的一則消息戛然而止——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滕佳材在公開場合談到“家庭廚房外賣”時表示，家庭廚房沒有法律界定，不支持這種網絡訂餐方式。

　　此後，對於“家庭廚房外賣”的監管問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食品監管二司副司長崔恩學表示，不管是叫家庭廚房還是家庭私廚等，如果它的服務對像是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種食品經營行為。既然是一種食品經營行為，應當依法獲得食品經營的許可。

　　“食品經營許可”，周寧説，自己看到這幾個字時，“使勁拍了一下大腿，我這幾個月不就和街邊無照經營的小作坊沒區別嗎”。

　　為了不給自己找麻煩，周寧一狠心關了自己的“外賣小店”。

　　就在關店的第二天，周寧卻收到了“聲討”微信。原來，是以前經常在周家“外賣小店”點外賣的年輕人要求“開店”。

　　劉斌便是其中一位顧客。在同為湖南人的劉斌那裏，周家的“外賣小店”早已超出了簡單外賣的意義，而是“媽媽的味道”。

　　只要是加班，下班前在周家的“外賣小店”點一份熱菜加米飯，已經成為劉斌幾個月下來的習慣。“我的單位在中關村，回百子灣的家一般都會遇到堵車，但想著回家就能吃上熱菜熱飯，本來堵車帶來的焦躁也就緩解多了。”劉斌對記者説，其實朋友也曾和我説過“家庭廚房外賣”的衛生安全隱患問題，“但每次周大爺送來的飯菜都很可口，肉質不錯，蔬菜也不會出現過老、變色等，我信得過”。

　　之所以鎖定周家的“外賣小店”，也是因為在“家庭廚房外賣”過程中曾經“栽過跟頭”。

　　半年前，劉斌在同一家“家庭廚房外賣”APP上點了外賣，之後出現食物中毒症狀。然而，在維權過程中，劉斌卻四處碰壁。“商家和平臺只要一句話就能把我頂回來——拿什麼證明食物中毒是吃了他們的菜引起的。”劉斌説，發票、憑證等全無，“最後只能是自己為醫療費用、身體健康等買單”。

　　就在幾乎失去信心之際，劉斌注意到同一個小區的鄰居周寧家的“家庭廚房外賣”。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劉斌試了試，“其實，分享經濟中最難突破的一點還是‘信任’的問題”。

　　“我曾經問過周大爺，怎麼保證食品安全的問題，大爺當時就拍了做飯的照片，廚房整潔明亮，我也就更加放心了。”劉斌説，不過，平時使用“家庭廚房外賣”APP的朋友，的確很少會詢問經營者的健康、私房菜的衛生等問題，畢竟很多都是朋友介紹的，“即使有細心的用戶去詢問，也很少有周大爺那樣細心回復的，往往會被經營者推諉、忽悠。經營者的健康、私房菜原材料、製作過程、包裝等環節的衛生，幾乎全靠經營者的自律，這真的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不過，即使有家庭廚房的照片，可信度可能也不高。一名某私廚外賣平臺的攝影師曾向媒體透露，他們去家庭廚房拍照一般都要修圖，所以，一些在網上看起來很乾淨、很光鮮的廚房，並不一定都真實，“有一次我們去西城區一個衚同裏的家裏去拍廚房，看到煤渣土堆在門口時，我們就在想，這樣的廚房做的飯能吃嗎？但是後來發佈出來的照片看起來肯定要好很多”。

　　此外，有私廚透露，私廚與平臺之間沒有就食品安全問題簽署任何保障協議。“總體來説還是要看用戶評價，好評多自然客戶多，評論裏偶然有一些差評也沒關係，沒什麼懲罰，但差評太多的話，公司會過問。”

　　吃出來的“經驗”

　　周家不幹了，劉斌只能找尋新的靠譜“家庭廚房外賣”。然而，這樣的尋覓並不容易。

　　不過，劉斌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目前，不少互聯網公司推出家廚類APP,打開手機“應用寶”，能搜出一串此類APP,如“回家吃飯”“丫米廚房”“覓食”等。“回家吃飯”上宣稱已有數萬名家廚註冊。

　　對於“家庭廚房外賣”APP上兩類主要的廚師人群——退休的叔叔阿姨和全職媽媽來説，和周家人一樣通過做飯獲得收入是他們加入“家庭廚房外賣”的主要動因。

　　接受記者採訪的家廚稱，他們每份菜品的食材成本大概佔售價的30%至40%左右，再扣掉物流、水電氣和調味料成本，家廚的凈收入大概佔售價的50%左右。

　　對於消費者來説，當路邊小餐館的地溝油、“美容肉”等成為巨大的食品安全隱患時，“家庭廚房外賣”平臺聲稱所有食材由家庭廚師從菜場、超市購得，同廚師家庭吃的完全一樣，“同在一個鍋裏吃飯”就意味著食品安全，而這也成為“家庭廚房外賣”的另一大賣點。

　　不過，問題是，相較于開設正規餐廳需要辦理營業執照、餐飲服務許可證、消防審批以及地稅、國稅登記等一系列手續，“家庭廚房外賣”的資格審查可謂“極簡”。

　　“儘管所有共享廚房平臺都表示其在線下會多次對家庭廚房進行審核、培訓，並要求家庭廚師提供健康證明，但在實際運營中幾乎全憑自律。”劉斌説，自己的經驗完全是“吃出來的”。

　　記者在調查中注意到，與正規餐館進貨、銷售、庫存都有詳細記錄相比，“家庭廚房外賣”從原材料採購到整個加工製作過程都缺乏監管。

　　即使是食客信得過的周家人，也無法做到詳細記錄每一批次的食材。

　　這就導致了劉斌曾經的“跟頭”，一旦出現食品安全問題，除了有保險這種後期補救措施，消費者很難找到其他渠道維護合法權益。新食品安全法要求對外經營的餐飲企業必須進行強制許可，取得流通許可等資質，但“家庭廚房外賣”更類似于小作坊，在監管上基本處於空白狀態。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隨著發展，“家庭廚房外賣”的定位早已不是最開始設定的：“家庭做的飯多出來一份，正好有償共享給想吃的人”。而是充分開發家廚的價值和生産力，把“家庭廚房外賣”變成小規模餐館。比如，周家人此前的安排：周寧每天一大早去菜市場買菜，老伴負責炒菜，周寧負責配送，從11點就開始炒菜，一直要到中午2點才能有時間休息一下；然後下午4點半又開始著手準備。然而，不可回避的問題便顯而易見了——當周家曾經的“作息”成為普遍現象後，“家庭廚房外賣”的飯菜大有流水線生産之勢。

　　製圖/李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