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自殺者搭進5條人命，用什麼來衡量道德成本

　　7月17日，某個體企業6名員工在甘肅敦煌黨河風情線護欄邊飲酒，其中一名19歲女生聲稱不想活了，翻越護欄跳入水中，被同伴救起後再次翻越護欄跳入水中，溺亡。同伴5人在施救過程中4人溺亡，參與救援的附近烤肉店店員陳某也不幸溺亡。(7月18日現代快報)

　　道德行為要不要計算性價比？19歲女孩兩度跳河事件，再次將這個古老話題激蕩起滿池漣漪。有人罵“不作不死”，有人説早知如此就不該屢屢施救，還有人反思黨河風情線水域究竟多麼風險……更多的聲音，在於人命數量的抽象考量：救上來1個人，白白搭進去5條人命，這事兒值不值？

　　兩次跳河，一心求死。無論是酒後失態，抑或是一時心塞，花季女孩以自殺的方式終結生命，總歸令人唏噓。明知施救風險而繼續跳河，最終導致數名熱心施救者溺亡，除了道德層面的負疚之外，恐怕也要承擔民事層面的賠償責任。當然，眼下的焦點議題，還是道德情緒上的挫敗感——為救1個人，死了5個人，且肇事者兩次求死，我們還要見義勇為嗎？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生死選擇上，當事人有任性的基本自由；而在應急救濟上，圍觀者有施救的道德義務。能不能救上來、以及救人會帶來怎樣的後果，這些現實結果的考量，都不足以反推“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值與不值得。道理很簡單：第一，任何道德行為，都是有風險的，也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搭手扶個老人，都要把被訛詐的最壞結果作為前置風險考量，那麼，別説大災大難中的大擔當，就是給陌生人指個路，都可以懶得開口去了。下水救人，是有溺亡風險的，但也有平安無事而傳為佳話的。一次意外，並不能成為反證義舉不合適的鐵證。第二，道德之所以成為道德，是有普適而理性的標準，比如身份標簽不能僭越人性底線。人命關天，別説是任性尋死的小姑娘，就是罪大惡極的嫌疑犯，危險當前，基於人本考量，該救濟的仍要救濟，該幫忙的還得幫忙。從這個意義上説，別説這個姑娘跳了兩次河，就算果真有第三次，就算圍觀者對其有千言萬語的憤懣與詰責，仍要有人義無反顧伸出援手。之所以如此，説白了，是讓每個落難的公民，在風險之前，不至於因為身份或動機的推諉，而活活陷入險境而絕望無依。

　　見義勇為也好，見義智為也罷，在落水的公民面前，共識還是一個“為”字。不幸罹難的施救者，不管救起的是誰，終歸是這個時代的良心與暖色，是大寫的英雄。明白這些道理，我們再來和輕生的姑娘談談人生，和公民教育談談救人的技能，一切才顯得不那麼冷血，一切才顯得合乎邏輯。（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