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理政新實踐·山東篇】打造"四個中心"應向創新要動力

　　□本報記者申紅田可新

　　實習生包陳雨

　　建科創中心堅持問題導向

　　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要著眼于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目前,濟南市擁有大量的科技資源,從事科技活動的人員達35萬,高新技術、信息産業發達,並被國家批准成為“中國軟體名城”,現已有1200余家國內外IT研發企業入園發展,科技産業園區、特色産業基地等平臺載體建設基本到位。科技孵化器建設呈現出總量規模擴大,在孵企業快速發展、不斷壯大的特點。

　　“不過,我們還應當堅持問題導向。”一位濟南市政協委員坦言,“我們常説,濟南市高校、科研單位多,人才技術項目多,並引以自豪。但也要看到,機構雖多,進入國家一流行列的很少；人才雖多,但高層次人才少,院士數量在副省級城市中最少；出臺政策雖多,但真正配套落實的少,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不完善；創新載體平臺雖多,但規模效應不突出,産學研融合不夠；企業技術創新雖取得一定成效,但總體競爭力不強,‘並跑’‘領跑’型的科技企業少。”

　　“首先應健全科技創新政策體系。”市政協常委李中賦建議,學習借鑒先進城市的經驗,構建“1+N”的政策體系。“‘1’是儘快制定《關於加快區域性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意見》,提出促進科技創新的一系列改革舉措；‘N’是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財稅金融、工商管理、知識産權等領域,制定配套的政策；應加大政府對科技創新的投入,支持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引進工作,科技經費和人才專項投入佔財政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推進科技與金融緊密結合,鼓勵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科技擔保和科技保險,加大對科技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創造條件設立科技創新銀行。”與此同時,李中賦還認為,應凝聚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加強院士專家工作站建設,針對駐濟院士少、産業領域院士更少的現狀,下大力氣引進一批院士和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團隊,全面提升産業研發水準；深入實施“5150計劃”,對接國家、省“人才計劃”,加強與海外科技團體的交流與合作,建立海智(海外智力為國服務)工作基地,引進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實施領軍型人才和創新團隊引進培育計劃,依託園區和骨幹企業,通過聘請顧問、聯合研發等方式,吸引一批領軍型人才來濟合作,建設國際領先、國內一流的技術創新團隊。

　　中小企業發展路徑也需創新

　　去年,濟南市規模以上中小企業達到1929戶,實現利稅達到320億元,佔全市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70%。由此可見,中小企業已成為創新發展的生力軍。同時,中小企業在産業結構、資源要素、企業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制約因素,很多企業還是主要靠“低成本、低價格、低利潤”參與競爭,缺乏自主知識産權和品牌,産品技術含量不高,附加值低,競爭力弱。

　　談到如何創新中小企業發展路徑,市政協常委白秋生指出,目前,濟南市的科研中心以企業研發中心為主,層次偏低,功能單一,缺乏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科技創新服務的綜合性、高層次平臺,因此“積極推進平臺創新”可以成為有效途徑之一。“以廣東省佛山市為例,他們的南海區的廣工大數控裝備協同創新研發院,由政府、高新區、大學共同建設,集技術研發、成果轉化、人才培養于一體,搭建起來了開髮式、網絡化、集聚型的産學研服務平臺,通過‘向上延伸、向下延伸、向內延伸’,重點突破行業關鍵技術和産品,培育創新創業團隊,孵化科技型企業,推動企業和行業創新,有力促進了産業轉型升級,這很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也有委員建議搭建工業設計平臺。“先進經驗表明,工業設計已成為製造業競爭的源泉和核心動力之一。位於順德的廣東工業設計城,以工業設計産業為核心,串聯産業鏈上下游,建立起了集原型設計、外形設計、平面設計、知識産權保護和市場行銷設計為一體的工業設計綜合體系,為企業提供高端增值服務。該設計城採取‘省區聯動、政企合作’的模式,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優勢互補、共謀發展。這需要政府積極引導,加以扶持,將我們的優勢産品,打包委託國家級或世界級專業設計機構,進行統一設計,儘快實現濟南市工業産品在設計方面上一個新臺階。”這位委員建議。

　　以發展普惠金融為突破口

　　“發展普惠金融”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近年來,濟南市普惠金融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為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貴的問題,搭建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向小微企業提供增信方式,成立轉貸(過橋)服務平臺,積極推薦中小企業OTC掛牌,實現資本市場融資1.87億元；搭建直接融資渠道,成功發行7500萬元私募債,有力支持了普惠金融發展。

　　不過,市政協常委叢培軍直言,按照打造區域金融中心的要求,濟南市在普惠金融發展方面還存在很大差距,整體發展水準偏低,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小微、“三農”領域金融支持依舊薄弱等問題相對突出。“其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局面沒有根本改觀。對具備條件的民營中小企業,國有商業銀行一般基準利率上浮10%至30%,股份制銀行上浮30%至50%,農信社等上浮70%以上。上市、發債主體依然主要集中在大型國有企業,中小企業佔比較低,小微企業發債利率普遍偏高,個別企業甚至超過10%”。

　　對此,叢培軍建議,對承擔公共事業收費等普惠金融服務任務較多的中小金融機構,尤其是地方性商業銀行,應增強政策扶持的精準性和有效性；應規範監督評估標準,緩解農村和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引導銀行、小貸公司等貸款類機構在信息使用、貸前調查、貸中監控等風險控制方面借助互聯網的優勢,通過與第三方大數據徵信公司合作等方式,用好用足大數據徵信,進一步提高風險管控水準。“還可以搭建小微企業綜合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拓寬弱勢群體直接融資渠道；還可以政府出資為主、金融機構自願捐資為輔的方式,組建專門服務於成長型小微企業的信用保證基金,基金作為非盈利組織,實行市場化運作,通過間接保證和直接保證兩種方式為企業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