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合作需減少政治與安全阻力

　　8月24日，中日韓外長會議在日本東京舉行，受到廣泛關注。近期中日關係因釣魚島爭端、日本炒作渲染南海問題再度緊張，中韓關係因薩德問題急轉直下，使得外長會議一波三折才敲定。在中日關係和中韓關係面臨困難和挑戰的背景下召開外長會議，表明瞭中國從大局出發推進中日韓合作的意願，也凸顯了中日韓之間政治與安全矛盾的嚴重性。

　　中日韓之間一直存在著歷史遺留問題、現實利益爭端、意識形態分歧、國民感情對立等矛盾和分歧，不時對相互關係與三邊合作帶來困擾。但近年來，政治與安全矛盾不斷激化，已經到了嚴重困擾了三邊合作的程度。

　　矛盾激化直接妨礙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舉行。2008年-2012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進展順利，發表了一系列指導三邊合作的文件，並對未來10年的合作做出部署。但是安倍首相第二次執政後，參拜靖國神社、美化軍國主義侵略等，挑動敏感的歷史問題，導致日本與中、韓關係惡化，中日韓合作機制受挫。2012年之後，中日韓外長會議中斷近3年，領導人會議中斷近3年半，直到2015年才陸續恢復。

　　矛盾激化也阻礙戰略互信與安全合作。中日韓三國很早就認識到構築戰略互信的重要性，在2009年10月中日韓合作十週年之際，提出從戰略視角審視和把握三國合作關係，並加強安全對話，促進三國國防或軍事人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但到目前為止，中日韓三邊安全對話與合作仍停留于紙面，戰略互信出現倒退。

　　中日韓政治與安全矛盾的激化，與近年來地區安全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從中日韓三邊層面看，安倍政權加快政治和軍事大國化步伐，與中國戰略競爭加強。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強推新安保法案，企圖修改和平憲法，擺脫戰後國際秩序的束縛；加強與美國的安保合作，謀求“借船出海”，在對美合作中實現日本的“正常國家化”；炒作南海問題，加強對菲、越等南海聲索國的政治與安全支持，並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謀建“價值觀同盟”等，上述舉措均有針對中國的明顯指向性。

　　從地區層面看，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攪局東亞合作，打壓中國影響力。美國阻撓“東亞共同體”建設，力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拉攏日本加入TPP，削弱中日韓合作和東亞合作；阻撓中國牽頭成立亞投行；推動在韓部署薩德系統，離間中韓關係。日、美的戰略調整為中日韓合作平添變數，使得東北亞地區“經濟上合作、安全上競爭”悖論更加突出。

　　推進中日韓合作需減少政治與安全阻力。在政治與安全矛盾長期化的情況下，中日韓合作需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夯實合作基礎，為緩和矛盾創造條件。

　　一是用好中日韓合作平臺。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各領域的部長級會議以及數十個工作層機制，為三國交流溝通提供了平臺。在領導人雙邊正式訪問難以舉行的情況下，三邊機制不失為一個增進理解、緩和矛盾的平臺。如2015年11月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為新政府上任後尚未正式互訪的中日、韓日領導人提供了交流合作平臺。中日韓三國在東亞合作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仍需要積極借助中日韓合作推動東北亞經濟合作、東亞合作、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亞太自貿區建設。

　　二是深化領域合作。2016年4月，首輪中日韓北極事務高級別對話在首爾舉行，拓寬了三國合作領域。王毅外長提出“四輪驅動”，推動政治、經貿、人文以及可持續發展四個重點領域合作，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RCEP談判，為中日韓合作注入新動力。

　　三是在國際事務和全球性議題上加強協調。中日韓就亞洲、非洲、拉美政策舉行過磋商，效果積極。三國在氣候變化、反恐、反海盜、能源、防擴散、能源、網絡等議題上加強協調與合作，有助於擴大共同利益，推動全球治理。

　　四是管控分歧。三國需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安全關切，妥善處理敏感問題，加強危機管理。

　　此次會議上，中日韓外長表示要努力為年內召開三國領導人會議創造必要條件，這一積極信號值得關注。希望三國共同努力，遏制雙邊關係的下滑勢頭，繼續推進中日韓合作。(孫茹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