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回應G20問題:中國不"另起爐灶"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依然複雜嚴峻，全球治理體系距離公平、合理、高效的目標還有很多不足，G20自身也處於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的關鍵時刻。杭州峰會在此背景下舉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期待。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G20作為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開展合作的重要論壇，在引導和推動國際經濟合作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理應謀大事、做實事，推動解決世界經濟的突出問題，為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目標而努力。”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G20財金渠道成果豐碩為峰會做好準備

　　G20杭州峰會即將召開，財金渠道作為峰會重要的籌備機制，做了哪些準備工作，取得哪些主要成果？

　　“今年以來G20財金渠道，圍繞峰會‘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這一主題，共舉行了3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4次G20財政和央行副手會，以及20多次工作組和研究小組會。”樓繼偉表示，這些會議就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國際稅收合作等議題進行討論，形成了大量有影響力的成果，為峰會做好了財金政策準備。

　　在“創新”方面，轉變思路，強調創新增長方式，特別是通過深化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和潛在增長率，為全球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提供持久動能。“這也與我國正在進行的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的改革相一致。”樓繼偉表示，在中方大力推動下，G20在加強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明確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項指導原則，並制定了一套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和成效的指標體系。“這在G20歷史上是第一次，體現了標本兼治促增長的理念。”他説。

　　在“活力”方面，通過加強G20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保持經濟活力，首次提出了綜合運用包括貨幣、財政、結構性改革措施促進增長、穩定信心。“我們通過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釋放經濟活力，包括推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建立應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包容性框架、進一步推進國際金融監管、督促發達國家落實氣候資金承諾、完善主權債務重組機制和全球金融安全網，為提高全球經濟的活力和可持續性提供制度性保障。”樓繼偉表示。

　　在“聯動”方面，推動G20樹立利益共同體意識，加強各國經濟的良性密切互動，以合作應對挑戰。樓繼偉説，特別是結合“一帶一路”戰略，推動多邊開發銀行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提出了《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積極尋求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上的“最大利益集合”，提升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準，打造促進信息溝通、機制協調、項目合作的新平臺。

　　在“包容”方面，積極引導G20各成員高度重視經濟增長包容性，特別是推動中小企業發展，通過了《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並推動有效落實《中小企業融資高級別原則》等。“我們還將稅收促發展作為一項重點議題，推動G20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稅收領域能力建設，增強這些國家動員國內資源促進增長的能力。”樓繼偉表示，總體而言，今年G20財金渠道基本完成年初設立的各項工作任務，成效顯著，有關成果將提交杭州峰會。

　　全球經濟復蘇需G20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當前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延續了“低增長、大分化”的格局，離“強勁、可持續、平衡”的增長目標還有一定距離。

　　“儘管經歷年初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後市場趨於平緩，但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交織，一些風險有長期化、常態化趨勢。”樓繼偉分析表示。

　　一是低增長成為新常態。由於金融危機遺留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全球人口結構變化、生産率增速放緩及結構性問題突出等原因，低增長已成為新常態。二是總需求不足阻礙全球復蘇進程。危機後主要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市場疲軟，投資乏力，新興經濟體成為拉動全球總需求的重要力量。近兩年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全球總需求不足問題進一步凸顯。但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超過50%，中國一家就達25%以上，發揮了“穩定器”作用。三是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大。英國脫歐加劇金融市場波動，雖已趨於平穩，但金融市場對主要國家經濟數據、政策變動和突發性事件的敏感度上升，對全球金融體系穩健性的挑戰加大。四是政治、社會不穩定因素上升。英國脫歐加大歐洲政治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地緣政治風險持續發酵，恐怖主義、難民問題威脅區域穩定。部分國家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思潮上升，政府更迭及其他社會不穩定因素，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在此背景下，我們在財金渠道努力推動G20各方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促進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穩定，取得了積極成效。”樓繼偉説，一是承諾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目標。二是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並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三是繼續研究必要時可能採取的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長和應對潛在風險。四是做好準備應對英國脫歐公投、難民和移民問題、恐怖主義等可能帶來的潛在經濟、金融影響。

　　“上述成果進一步凝聚了G20各方團結應對風險和挑戰的共識，降低了政策不確定性，為杭州峰會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也得到了國際經濟界和輿論界的高度評價。”他説。

　　中國不“另起爐灶”，推動G20更加公正合理

　　樓繼偉表示，中國高度重視G20機制，是G20的積極參與者、支持者和貢獻者。從推進G20財金議程角度，作為今年G20主席國，中國充分發揮領導作用，推動G20各方加強團結、凝聚共識，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髮揮了重要作用。

　　一是推動G20由危機應對向全球經濟的長效治理機制轉型。G20峰會機制誕生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最緊要關頭，為應對金融危機、重振全球經濟起到了力挽狂瀾作用。當前，世界經濟和國際經濟合作處在新的重要轉捩點，G20作用也面臨調整。“中方作為主席國，著力創新G20機制建設，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平臺，向全球經濟的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從關注短期政策向更多關注結構性改革轉變。”樓繼偉説，例如，中國提出G20創新增長藍圖，通過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創新增長方式，並與結構性改革一起，為世界經濟保持中長期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保障。

　　二是推動G20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今年以來，國際經濟金融形勢面臨嚴峻考驗，風險因素不斷涌現。為此，中國推動G20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集體的力量應對挑戰，提振市場信心。樓繼偉表示，比如，2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上海會議前夕，國際金融市場發生大幅波動，市場恐慌情緒驟升。針對這一形勢，各方在上海會議上承諾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來增強市場信心，並促進復蘇。國際社會對此反應積極，國際金融市場趨於平穩。再如，7月財長和央行行長成都會議前夕，英國舉行了脫歐公投，成為了世界經濟新的不確定因素。成都會議就此進行了討論，對外表達了G20已準備好積極應對由此帶來的經濟和金融影響的信心，有力地維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

　　三是推動G20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中國充分發揮G20主席國的領導作用，突出G20國際經濟治理主要平臺地位，不斷豐富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我們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樓繼偉表示，在國際金融架構方面，重啟了國際金融工作組，推動世界銀行股權審議和IMF治理改革，完善主權債務重組機制、增強SDR作用、進一步推進國際金融監管等；在稅收方面，構建BEPS包容性框架、制定識別稅收透明度不合作轄區標準；在氣候資金方面，呼籲及時實施《巴黎協定》，落實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氣候資金承諾，並審議通過了相關報告。“這些成果將在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進程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他説。

　　四是推動G20促進包容性增長。“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維護和拓展發展中國家權益，使世界各國人民都能共享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樓繼偉説，為此，在主辦G20財金渠道會議過程中，按照峰會的統一安排，邀請了東盟主席國老撾、非盟主席國乍得、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主席國塞內加爾以及哈薩克斯坦、埃及等國作為特邀嘉賓參加財金渠道會議，從參會成員構成上體現了包容性。在成果設計中，積極推動落實《2030發展議程》、鼓勵各國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稅收能力建設，發展普惠金融，制定《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和《中小企業融資行動計劃》等文件，從政策框架角度展現了包容性。

　　此外，在G20財金渠道會議籌備過程中，堅持“開門辦會”的原則，充分利用各種場合廣泛聽取和吸收G20成員國、非成員國和主要國際組織的意見和建議，不斷完善財金議題和成果。同時尊重G20慣例和程式，推動各方在互諒互讓基礎上形成共識，對外展示G20團結一致的積極形象。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在推動G20進程中的領導力以及開放、包容的形象，得到與會各方的高度肯定。（經濟日報記者 崔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