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魯多訪華有助中加關係重回發展“快軌”

　　8月30日至9月6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應李克強總理邀請正式訪華，期間除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會晤外，還到訪上海和香港，並參加9月4日和5日在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在北京期間，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張德江委員長與其正式會晤，兩國發表了聯合新聞稿，就在政治、經濟、人文和執法等領域深化合作達成系列共識，同意共同努力開闢中加戰略夥伴關係發展新局面。此訪雖然還未結束，但從成果看可謂已經取得成功，對未來一段時期的中加關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特魯多的前任、保守黨哈珀政府執政期間，由於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和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不時地人為炒作人權和達賴等議題，一度對中加關係造成干擾。在此期間，雖然中國早已成為加拿大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場，但是雙邊關係發展並不平穩，呈現時冷時熱的走勢，特別是在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關係快速發展的情況下，中加關係明顯落後。這讓一些加拿大有識之士疾呼政府應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重新審視對華戰略，不能在對華關係上“落伍”。去年11月，自由黨人和70後“高顏值”總理特魯多的上臺，讓兩國看到了扭轉這種勢頭並推動中加關係深入發展的希望。這是因為：

　　一是無論從自由黨對華政策傳統看，有理由期待其政府奉行比前任更積極的對華政策。這是因為，1970年10月，正是在他的父親和自由黨人、時任總理老特魯多的努力下，加拿大不顧美國強烈反對成為西方第二個承認並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這也是老特魯多執政16年的主要政績之一。受此影響，自由黨此後在對華關係上一直都持相對積極態度，特別是近30年來，雙邊關係在自由黨執政期間都會有較大幅度發展，這明顯有別於保守黨政府的保守對華政策。

　　二是從個人經歷看，特魯多的對華態度深受父親影響，成長過程幾乎與中國崛起同步。1983年，年僅12歲的他首次隨總理父親訪華，其後作為“背包客”在1990年和1995年兩次訪華，再加上此訪，他見證了中國崛起和中加關係發展全過程。他此次訪華不僅攜妻帶女，而且特意找出其父1973年首次訪華時送給毛主席和周恩來的同款白求恩紀念章，作為禮物送給李克強總理。雖然他已多次參觀過故宮，但李克強總理還是在那裏與他舉行了一次家庭式會晤。9月1日在上海，他稱加拿大需要與中國建立持久而深入的友誼，“今天的選擇既是前人的期望，也將為後人感激。”這其中包含的中加關係前後傳承含義不言而喻。

　　三是從加拿大現實需求看，也要求特魯多政府與中國發展更密切的合作關係。加拿大經濟從2015年開始放緩，今年第二季度甚至萎縮1.5%，為近七年來最糟表現。這既是世界經濟整體狀況不佳而使其出口大幅放緩的結果，也是山火等自然災害導致經濟支柱石油業大幅減産的結果。美國雖然是加拿大最大貿易夥伴和最主要原油出口地，兩國也同為北美自由區成員，但是近年來，美加關係因為奧巴馬政府否決加拿大力推的跨境“拱心石”輸油管道計劃而齟齬不斷。與此同時，當下進行的美國大選讓加拿大作為後來者加入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正陷入不死不活的狀態。這些都激發了加拿大的不安全感，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過度依賴美國成為加拿大舉國上下的共識。

　　縱觀世界，仍舊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且正深層次改革的中國，無疑是實現加拿大經濟夥伴多元化的重要目標。特魯多上臺後，他迅速開通了新浪微博以直面中國民眾，對外放風不排除與中國討論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還稱可能改變前任立場去申請加入亞投行。因此在此訪中，我們看到加拿大複製英國等盟友做法，不顧美國“感受”申請加入亞投行，惹得日本媒體將該行為稱為“背叛”。他甚至在上海稱，中國在當今世界經濟復蘇發展中正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世界的成功與中國的成功密不可分，任何忽視和弱化對華關係的行為都是“短視和不負責任的”，作為領導人需要智慧和遠見，在關鍵時刻顯示出非凡的魅力和勇氣。這也被外界解讀為是在暗批美國把中國排除在TPP談判之外的錯誤做法。

　　總而言之，受制于加拿大國內政治氛圍，一些老問題可能會繼續干擾中加關係，但是自由黨相對友好的對華政策傳統、特魯多的個人中國淵源，以及加拿大的現實需求，又決定了其政府將奉行更加積極的對華政策，中加關係在其任內獲得較大發展也前景可期。特魯多此訪可謂開了一個好頭，未來只要其政府能繼續堅持積極的中國觀，不斷擴大合作，管控分歧，那麼其此番“重塑”中加關係之旅將會在未來收穫更加豐碩的成果。(周佳苗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