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這些參加過長征的開國元勳也當過老師

　　編者按：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自古以來，我國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早在西元前11世紀的西周時期，就提出“弟子事師，敬同於父”。新中國成立後的1985年，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於建立教師節的議案，會議決定將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今年是第31個教師節，恰逢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在長征的隊伍中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既能拿起書卷教書育人，又能運籌帷幄為國家和民族而戰。下面就讓我們看看長征中那群教師出身的開國元勳。

　　毛澤東

　　青年毛澤東

　　1920年6月，湖南五四運動風潮之下的“驅張運動”告一段落。作為運動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開始擔任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以下簡稱“一師”)的校長。三個月後，他即聘請曾為“驅張運動”奔走效力的毛澤東擔任“一師”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過毛澤東的國文老師，他知道，毛澤東是一名優秀的學生。三年前“一師”舉辦“人物互選”活動，毛澤東在全校34名當選者中名列榜首，他當選的項目包括“敦品”“自治”“膽識”“文學”“才具”“言語”六項。其中“言語”和“敦品”兩項票數第一，“膽識”項得票為他所獨有。易先生也知道，毛澤東是一位優秀的學生活動組織者。在1917年下學期，毛澤東主持“一師”學友會工作。他心很細，創立了“紀事錄”制度；他膽子大，當年遇到兵災，果敢地組織起學生自願軍保衛學校，並且靠著幾桿槍就機智地震服了一支3000人之多的潰軍；毛澤東堅持辦夜學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會和學校鴻溝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畢業之前，附近工廠的工人都知道“一師”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還知道，“一師”附小的學生是熟悉毛澤東的，五四運動中毛澤東組織學生分赴城鄉，開展愛國宣傳活動，他在附小作演講時不讓大家叫他“老師”，而是叫他“老同學”，使大家感到格外親切。學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優秀的小學老師;在大家中間有威信，又善於為大家服務，便能做一位優秀的小學主事。

　　做一名小學教師，並不脫離毛澤東的個人規劃。1913年，毛澤東考入師範學校時，就有做教師的意願，他曾向斯諾説起：“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經決定自己最適合於教書。”（《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23頁，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那年，他在給羅學瓚的信中，建議新民學會的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發展：“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之人，後路空虛，非計之得。”

　　其時的中國，學校是個新事物，是一個能形成文化認同並且上下左右聯通的大系統，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澤東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學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發展團體，鞏固社會改進事業的根基。至於毛澤東個人暫不考慮留學而專心在國內發展的決定，則是在任主事前六個月作出的。他認為給世界作貢獻亦離不開中國這片土地，“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係，恐怕有些困難”（《毛澤東早期文稿》，428頁）。那麼，毛澤東打算做多長時間的老師呢？他對以教育為職業是作了長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際，他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時，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目下填寫了“教育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目下填寫了“教育事業”。

　　走進“一師”附小的毛澤東，已經是一位頗具見識的知識分子。他一年前主編的《湘江評論》是五四運動中一面鮮明有力的旗幟，受到了李大釗的稱讚。他保持著強烈的求知欲，四個月前還在上海與陳獨秀討論了馬克思主義，並受到鼓舞。走進“一師”附小的毛澤東，有著嶄新的知識分子形象，他不主張朋友們“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是客觀的道理，關於社會的“主義”本身即是一種“知識”，是啟蒙過程中個人要學習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見。從此，匹夫之責要在“主義”中表達出來，“主義”之下的諸友人不應該一起遣散閒情，“主義”團結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年譜》上卷，7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主義”通過學校可以成為眾人的共識，這必定是毛澤東的想法。彼時的他已經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帶著青年人特有的願為社會和民眾效力的志氣、樂於踐履實行的銳氣、求通求變求上進的朝氣來到“一師”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別開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