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近代以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抉擇

　　 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近代以來我國發展歷程賦予的規定性和必然性。這一重要思想既是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道路及其規律的科學揭示，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中指導作用的深刻總結，既具有厚重的歷史感，又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對於哲學社會科學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一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抱殘守缺的中國傳統儒學在西學浪潮的衝擊下日漸式微。在此背景下，中國知識界或是希望從傳統中開新，或是致力從西學中求變。然而，一次次的努力都未能從根本上扭轉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正當中國知識界痛苦徬徨之際，俄國十月革命震撼了整個世界，使馬克思主義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正如李大釗所説：“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李大釗史學論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作為一種嶄新的思想理論，馬克思主義給當時沉悶的中國思想界注入了新風，引起了當時正在向西方思想庫中苦苦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濃厚興趣。李大釗銳敏地指出唯物史觀是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科學方法，“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當時有關介紹唯物論或辯證法的著作、譯作大量出版，甚至在大學講壇，馬克思主義哲學都佔有一席之地。對於唯物史觀影響學術界、思想界的空前盛況，甚至連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持質疑態度和批評立場的一些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無論贊成與反對，而唯物辯證法闖入哲學界總可以説是一個事實”。（張東蓀編：《唯物辯證法論戰》，北平民友書局1934年版，第135頁）

　　 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瞿秋白、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群體，絕大多數是具有較深文化學養的知識分子，其中李大釗、陳獨秀還是北京大學的知名教授。這一特點使他們從初識馬克思主義開始，在把它作為觀察社會、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的同時，也開始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在這方面，李大釗在歷史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經濟學等各個學科領域做出了拓荒性的學術建樹，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礎。胡喬木説過，“作為革命家的李大釗，仍然不失學者的本色”，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在其他學科領域，他也做了不少開創性的工作”。胡喬木高度評價了李大釗在中國學術中的開拓性貢獻，他指出：“作為一個拓荒者，他在思想文化領域中所進行的一些草創性工作自然不免粗糙，然而他在中國第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和佔領哲學、社會科學陣地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298頁）

　　 二

　　 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批判的學説，是在與其他社會思潮的相互爭論中，顯現出它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優勢。新文化運動打開了思想的閘門，短短幾年時間，西方林林總總的思想、學説登上中國的思想舞臺。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同時，也伴隨著同當時各種社會思潮的相互爭鋒。從192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近20年間就爆發了“問題與主義”論戰、社會主義論戰、東方文化問題論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唯物辯證法論戰、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國哲學史論戰、中國文化出路論戰，等等。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在與其他思潮的相互碰撞中，既彰顯了其理論和方法的科學性，不斷擴大其政治和學術的雙重影響力；又從對立思潮的批評中吸取了可資借鑒的思想啟迪，從而進一步完善自身思想的嚴謹性，進一步結合中國國情加快了理論的本土化、民族化進程。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陳獨秀髮表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文章，運用唯物史觀揭示了包括儒學在內的思想、道德等上層建築，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因此，應當從經濟基礎的變動去解釋思想變動的原因。這就從學理上對孔子學説為什麼不適合今日社會而必須推翻這個問題做出了有説服力的闡述，從而也使孔子思想研究和儒學研究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唯物史觀這一嶄新的研究方法在學術研究和爭論中初步表現出其深刻性。儘管大革命在1927年遭到失敗，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學術界並沒有銷聲匿跡。1930年代，中國思想界圍繞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引發了一場大論戰。這場思想大論戰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説，也是一場關於在學理層面是否具有科學性的考驗。郭沫若在大論戰之後用唯物史觀為指導撰寫了享譽學界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他寫作這部著作的初衷，一是受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啟發，發現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本著作“沒有一句説到中國社會的範圍”，於是決心以這部名著的研究方法為“嚮導”來撰寫“續篇”，同時也想以之來驗證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正如他自己所説：“我主要想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反過來説，我也正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311頁）郭沫若的研究不僅結出了碩果，而且走上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來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道路，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的一代宗師，深刻影響了幾代學人。

　　 還有不少學者，受到當時氛圍的影響，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産生了些許的興趣，讀了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名著，受到他們思想的影響，並且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到他們的學術研究。比如，歷史學家何茲全在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史學系師從陶希聖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但他也讀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考茨基《托馬斯·穆爾及其烏托邦》《基督教之基礎》等著作。此外也讀過馬克思《資本論》的部分內容，這對他後來的史學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形成産生了重要影響。他在晚年回顧自己的史學觀和走過的學術道路時説，在他讀過的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之中，“對我以後研究中國古代和中世史影響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我從這些書裏學習的是讀史、學史和寫史的理論和方法及辯證法和唯物論”。（《何茲全文集》第6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311頁）

　　 三

　　 馬克思主義對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道路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學術界的面貌，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學派。

　　 在學科隊伍方面，形成了一支既具有比較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又繼承了中國優秀治學傳統的新的文化生力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頁）

　　 在學科研究方法方面，唯物史觀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運用，摒棄了傳統經學繁瑣考證的流弊，使中國傳統學術研究方法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同時，馬克思主義方法也彌補了從西方引進的科學主義方法的內在缺陷。比如，科學主義方法比較注重現象而忽視對本質和規律的探究，而馬克思主義方法則可以把研究者的視角引向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正如郭沫若所説：“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4頁）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説，馬克思主義方法較之科學主義方法則勝過一籌。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馬克思主義方法引起了學術界的興趣，不少學者開始嘗試把它作為本學科的治學方法。郭湛波在1936年為其名著《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撰寫的再版自序中説，這部著作之所以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只是相信在今日只有這種方法能解決問題，較為妥當，不得不用它”。（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其著作也由於採用新的科學方法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領域佔有重要的學術地位。

　　 在學科體系建設方面，在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學、教育學、社會學、考古學等各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都涌現出一批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取得了該學科的標誌性成果。比如，李達的《現代社會學》、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的《中國民族簡史》、馬寅初的《中國經濟改造》、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等一大批各個學科領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學術經典，初步構建起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和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

　　 在學科話語創新方面，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現實和哲學社會科學具體領域相結合，總結和提煉重大實踐經驗，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民族資本主義”“官僚資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等一系列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學科話語。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面貌煥然一新。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從五四時期的異軍崛起，到1930年代在學術界與三民主義學派、自由主義學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再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發展成為學界主流，代表著中國學術界的未來和希望。

　　 近代以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百年發展道路啟迪今人：馬克思主義不僅是指導中國學術界突破封建陳腐思想枷鎖的科學指針，也是指導中國學術界摒棄“全盤西化”、徹底擺脫西方殖民主義束縛、樹立學術自信、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精神武器。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近百年史的經驗時深刻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食古不化沒有前途，因襲洋教條同樣也沒有出路，只有把馬克思主義深深地植根于中國大地，自覺轉化為學術研究中秉持的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學的思維方法，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屹立於世界文化之林。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構建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微傳播教育體系的探索與實踐研究”[批准號15YJA710028]）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