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或使蘇格蘭再度尋求獨立

　　上周，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在格拉斯哥舉行了代表大會。這是繼10月初保守黨年會後，英國一場重要的地方政黨會議。然而，這次大會傳遞出了與倫敦對抗的聲音。蘇格蘭首席大臣、SNP黨魁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在會上表示，由於不滿執政黨的退歐政策，蘇格蘭或將謀求第二次獨立公投。

　　時下，蘇格蘭政府認為倫敦已經不能代表自己。許多格拉斯哥與會者在發言時極力撇清蘇格蘭與中央政府的關係，試圖説明其與倫敦在對歐政策上的差異。實際上，自“脫歐”公投以來，何時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已然成為SNP和蘇格蘭人民的日常問題。對一些“獨立派”而言，發起“二次公投”的努力早在2014年9月首次公投結束後就開始了。兩年前沒有實現的“獨立”願望，如今或將在退歐紛爭中再度獲得並增加其可能性。

　　不可否認的是，“脫歐”結果本身便與蘇格蘭多數民意不符。蘇格蘭是“留歐派”大票倉，在其32個行政區中，高達62%的投票者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由此可見，“脫歐”在蘇格蘭沒有堅實的民意基礎。然而，這一重大決定事關整個英國未來的發展命運，僅被“脫歐派”以微弱優勢擊敗的“留歐派”自然不會善罷甘休——包括大部分蘇格蘭人。

　　回顧兩年前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儘管“統派”最終獲勝，不容小覷的是，在這場投票率將近85%的全民公投中，有44.7%——將近一半的人選擇“獨立”。也就是説，“統派”與“獨派”勢力相對均衡，沒有出現一邊倒的情況。如果説兩年前，蘇格蘭人對“脫英”後獨自面對歐洲與世界時可能面臨的風險抱有顧慮，那麼現在，與一個即將拋棄歐盟“單飛”的聯合王國捆綁在一起，蘇格蘭人必將陷入更深的恐慌。在公投結果無法逆轉、中央政策難以顛覆的情況下，“自立門戶”似乎成了唯一齣路。

　　縱觀歷史，“脫歐”可能帶來的政策變化也將違背蘇格蘭與英格蘭結盟的初衷。分享海外市場是蘇格蘭與南方合併的原始動力。17世紀末，落後的經濟體制和惡劣天氣下的大饑荒幾乎把凱爾特人逼入絕境。1698年，帶著巨大的愛國熱情和對安格魯-撒克遜人的怨恨，蘇格蘭人自發籌集資金開始了搶佔後者海外市場的達裏恩遠洋冒險——兩千人多人魂斷異鄉、20多萬英鎊打水漂的慘局最終迫使蘇格蘭與英格蘭聯合。1707年，英蘇合併，蘇格蘭以犧牲立法權——取消蘇格蘭議會為代價，換得英格蘭海外市場的參與權。正因能在後者的大西洋市場中分羹，蘇格蘭才能在18世紀獲得經濟文化全面繁榮。

　　如今，保守黨極右派不斷鼓吹“硬脫歐”——迅速而徹底地退出歐洲單一市場。特蕾莎·梅在保守黨年會上急於拋出的退歐計劃正是在其壓力下的折中表態。對蘇格蘭而言，如果英國最終與單一市場全然割裂而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無疑將侵損其最為珍視且賴以生存的“奶酪”——海外貿易與商業投資。斯特金擔憂，這將使英國被排擠到歐洲邊緣地帶。而英國的整體沉淪勢必對蘇格蘭的經濟、就業、生活水準，以及作為一個開放多元的國際市場的聲譽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她表示，如果“噩夢”成真，她將推行地方新政以使蘇格蘭繼續留在原貿易區。

　　事實上，此次SNP大會上，蘇格蘭執政黨及其地方政府已經顯示出“自行其是”，與倫敦“分道揚鑣”的態勢。SNP的目標是讓蘇格蘭留在歐洲“核心地帶”(“very heart”of Europe)。為此，斯特金提出了刺激貿易和出口的“四點計劃”，包括：建立一個新的“同業公會”(board of trade)以吸納商業專項意見;推行“貿易特使計劃”(trade envoy scheme)，雇傭蘇格蘭商界領袖;在柏林建立一個永久的貿易與改革中心;加倍在歐洲各地工作的“蘇格蘭國際發展局”(Scottish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DI)員工數量。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點措施充分展示了蘇格蘭在後“脫歐”時代為商業和貿易“打開大門”的積極姿態。這也與斯特金眼裏“恐外、閉塞、內向，且充滿歧視”的保守黨政府形成鮮明對比。SDI是蘇格蘭企業局(蘇格蘭主要經濟發展機構)的海外臂膀，以政府經濟發展戰略為綱領。它致力於市場分析，吸引海外企業進入蘇格蘭富有優勢的創新、知識和技術領域，同時幫助蘇格蘭企業把握廣闊的國際貿易機遇。加倍海外僱員無疑對其宗旨——“向全世界推廣一個充滿大志的、具有創新精神的、成功的，並且適宜生活與工作的蘇格蘭”有巨大促進作用。

　　除商貿政策外，蘇格蘭與中央政府在移民、勞工、教育等方面也存在顯著的觀點分歧。以特蕾莎·梅為代表的保守黨長期以來奉行移民控制政策，而這種態度恰恰被SNP詬病。斯特金在倫敦時就曾對限制勞工流動性表達強烈反對，批判保守黨在移民方面的言論“十足羞恥”(“utterly shameful”)。她認為，蘇格蘭經濟發展的威脅不僅來自於離開單一市場，更來自於限制國外勞工的政策，因為這將給蘇格蘭的僱主和公共服務部門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為消除疑慮，斯特金代表政府承諾，即便離開歐盟，蘇格蘭的市場也將永遠向“歐洲夥伴”開放。

　　倫敦的教育政策更為蘇格蘭不屑。為回應歐盟學生對“脫歐”後英國教育政策變化的擔憂，蘇格蘭教育大臣約翰·史溫尼(John Swinney)在SNP大會上保證：2016/17學年蘇格蘭對歐盟學生的獎學金計劃不變;同時，2017/18學年入學的歐盟新生無需支付學費。史溫尼抨擊工黨和保守黨政府向留學生索取高昂學費，把學生當成“政治籌碼”而不是“人”。他敦促中央政府，不僅要保證歐盟學生讀書期間在英國的居留權，也要給予他們畢業後留在英國工作的權利。這一呼籲與保守黨政府包括特蕾莎·梅本人對留學生的態度大相徑庭。

　　可能對很多人而言，爭取蘇格蘭獨立的緣由恰如史溫尼的深情闡釋：“我們選擇如此，不因激進，而因堅信這樣正確;不因其簡單易行，而因其有利於民族。我們深信，國家利益的基礎是人民掌握權力”。而在斯特金看來，獨立是為了保護蘇格蘭與歐洲市場的關係，避免蘇格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被邊緣化。加入SNP三十年來，斯特金“從未懷疑”蘇格蘭會在將來某天離開“聯合王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然而作為一個謹慎精明的政治家，她也深知如果此刻倉促發起第二次公投未必勝算。因此，斯特金沒有給出關於公投的明確承諾。一方面，她確信蘇格蘭終將獲得“自主選擇未來”的機會;一方面，她正和“獨立派”一起靜待時機。(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