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打工妹憂養老:北京生活成本太高 老家已沒地

　　

　　地丁花劇社成員合影

　　

　　一個打工者和孩子們

　　

　　打工者在演自己的故事

　　苗彩麗剛來北京的時候，還沒有“月嫂”這個詞兒。人們管她叫“帶小孩兒的”。她下了火車，看著眼前的人山人海，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兒。

　　老家在安徽的閔小紅，16歲初中畢業就來北京打工了。她記得特別清楚，從村裏走路到鎮上，再坐長途車到省城合肥，合肥到北京的火車每天只有一趟，硬座票價才19.2元，到北京開了18個小時。

　　還有一個姑娘，從老家山村出來，一路惶恐，“生怕壞人把自己賣了”。她要先坐船再坐車來北京，半路上，一隻拖鞋掉到水裏去了。這個姑娘就穿著一隻拖鞋，來到了北京。

　　她們有的剛剛離婚，有的正在失業，有的是為了長些見識，有的正背負著生活的重擔，有的住在人家的樓道裏，有的就在大街上蹲著。她們被稱為“流動人口”或“小阿姨”“小保姆”，在北京漂著。

　　一晃20多年過去。如今，北京的繁華區從三環擴張到五環，房價從一平方米幾千元漲到了一平方米幾萬元，北京市家政行業從業人員數量也已經超過40萬。

　　一群打工妹成立了打工妹之家，2011年，又成立了地丁花話劇社。“家政工就像地丁花那樣普通，但春天來臨的時候，首先看到的，就是地上那些不知名卻溫暖人的小花。”話劇社的創辦人成梅説。

　　在臺上，她們把自己的故事攢成了劇本，自己演自己。

　　不知道去哪能找到工作，總不能去大街上挨個兒拉著人問，需不需要看小孩的吧。

　　正在排的這齣戲叫《打工五則》，是地丁花劇社近兩年來的主打劇目。劇本是大夥兒在微信群裏，你一句我一句“攢”出來的。起初，臺詞裏的名字是誰，那段故事就是誰的真實經歷。

　　後來，隨著劇團成員的更迭，扮演者幾乎全部更換。現在只有不到一半的角色，還是由自己扮演自己。

　　其中就包括了賈慧鳳。

　　“我叫賈慧鳳，家在山西臨汾。1992年冬天，我在老家開了個服裝店，專門賣童裝，幹了幾年攢了些錢，我跟老公都辭了職，拿出所有的積蓄開了個飯店，可運氣不好，幹了6年，倒閉了，還欠了債，我就來北京打工，從頭再來。”這是她的臺詞。

　　賈慧鳳自詡是個“直腸子”“一根筋”。在老家開店的時候，一件兒童牛仔服的進價是19.5元，她添了10元錢的利潤，賣29.5元。有顧客給30元，説不用找了，她不幹，非得給人家找那5角；有顧客給了29元，她也不幹，非讓人家再添5角，“就這麼死性”。

　　來北京打工那年，賈慧鳳已47歲，孤身一人，背井離鄉，生活像是被重新洗了一次牌，為的是“聽説每個月能有800多元”的收入。

　　她臉上常挂著笑容，眉毛彎彎的，眼睛也彎彎的，對生活中的種種波折，也只有一句話：“我這個人比較樂觀，既然已經這樣了，那就這麼過唄。”

　　她遇見過一個僱主，是個83歲的老太太，長期獨居，記性也不大好。從賈慧鳳進門兒第一天開始，老太太防她就像防小偷似的。

　　老太太愛吃芝麻燒餅，有一回，冰箱裏還剩下兩個燒餅，半夜老太太覺得餓了，就拿了個燒餅出來吃掉了，第二天吃飯點兒到了，老太太一看冰箱裏，怎麼只剩下一個燒餅了呢，老人家已經把自己吃燒餅的事兒給忘了。

　　“她也沒直説是我偷吃了，但話裏話外的就是那個意思。”賈慧鳳沒辦法，只好一點一點引導著老太太回憶，“我就問她，您昨晚是不是坐在沙發上了呀？您嘴裏當時是不是嚼著什麼東西呀？是不是就是芝麻燒餅呀？對嘍，可不就是您吃了嗎？”

　　老人總算想起來了，卻又愛面子，眨巴著眼睛，就假裝沒這事兒了，也不提道歉，也不説要吃芝麻燒餅了。

　　賈慧鳳有點兒無奈，但誰讓人家是老人呢，誰讓人家記性不好呢。

　　同樣來自山西的苗彩麗，加入劇社已經有一年半了，用她自己的話説，變得“越來越活潑”。

　　“我們大夥兒就是在一塊兒玩呢。”苗彩麗説。

　　來自山西潞城市店上鎮宋村的苗彩麗，高中學歷，自稱是個“山裏妹子”。1998年剛到北京的時候，她才28歲，要獨自撫養留在老家上幼兒園的女兒。

　　“真的是誰也不認識。”那時候通信不發達，也沒有網絡，一下火車，苗彩麗就有點懵，不知道去哪能找到工作，“總不能去大街上挨個兒拉著人問，需不需要看小孩的吧。”

　　她兜裏最癟的時候只揣著幾元錢，連地下室4平方米的“麻雀房”都租不起，晚上就睡在醫院或公園的長椅上，有時睜眼就能數星星。

　　“每頓飯都是就著西北風啃饅頭。”她呵呵笑著，“鹹菜都沒有，買不起。”

　　苗彩麗形容著北京這座城市，龐大，繁華，充滿機遇，卻讓她茫然無措。但她咬著牙，想盡辦法也要留下。

　　誠然，回到老家，或者去太原打工，她的生存壓力會更小一點，離女兒也更近一點。但留在北京，她可以賺更多的錢，給女兒更好的生活。

　　“奶粉、上學，都要花錢。”她輕聲説，“我來北京那會兒，我女兒才5歲，也哭，但她很乖的，知道媽媽不容易。”

　　後來女兒大一點了，每年暑假都會被她接到北京來。女兒“太懂事了”，會幫著她一起給僱主家看小孩，從來沒給她添過亂。女兒現在在南京讀書，苗彩麗一提起她來，眼底都像是在閃著光。

　　20年前，誰能想到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

　　苗彩麗是在2015年元旦頭一次參加打工妹之家活動的，她跟著月嫂群裏認識的朋友一起過來，劇社的負責人成梅拿了張表給她填，又跟她閒聊，問她要不要加入地丁花劇社。

　　“我沒演過啊。”

　　“沒事兒，試試唄。”

　　苗彩麗就這麼加入了地丁花劇社，很快她發現，劇社裏演出的劇本，講的都是打工妹自己的故事。

　　最多的就是跟僱主磨合的故事。

　　有好僱主，熱心善良，不會把家政工“當成下人看待”，家政工小鄭遇見過一位老人，教她讀書畫畫，送她藝術展的門票，還給她講了許多自己年輕時候的故事，用小鄭的話説，“與其説是我照顧她，不如説是我們互相照顧”。

　　也有糟心的僱主，家政工擦過的地板和傢具，她要戴著白手套抹一遍，檢查有沒有灰，列出的買菜清單上，連大蔥的根數都要明確規定，炒菜要限制放幾滴油，每頓飯都要數著米粒下鍋，生怕家政工在自己家裏多吃一口飯。

　　苗彩麗就遇見過這樣的僱主，當月嫂時每天的睡眠時間不到2小時，連口飽飯都不給。苗彩麗果斷結算日薪，拎包走人。

　　情緒不穩定的産婦，照顧起來更需要小心翼翼。

　　她曾經遇到過一個産後抑鬱的僱主，前一秒還十分平靜，能“面對面坐著跟你聊天”，後一秒，就“如同火山一樣爆發了”，毫無徵兆，也毫無緣由。指著人破口大罵都算是平常事兒。苗彩麗甚至不敢讓産婦和孩子單獨待在一個房間裏。

　　但她並不覺得被僱主委屈著了，反而替那些壞脾氣的産婦們解釋了一番：“換誰心情也不會好的呀，有孩子以後，生活節奏全都變了。而且剛生完孩子頭一個星期，哪兒哪兒都疼，生理也會影響心理的。”

　　苗彩麗説：“月嫂的故事，也多著呢。”

　　她在醫院學過專業的催奶手法，但那時候也不時興母乳餵養，家家戶戶都愛買奶粉。她跟一位乳腺增生的戶主毛遂自薦：“我學過，讓我試試，成不成功不一定。”

　　僱主樂了：“敢情是用我練手呢。”卻還是樂呵呵地讓她試了。一套手法用下來，僱主當天就來奶了。苗彩麗一下就覺得，有信心了，餓不死了。

　　18年月嫂生涯，她照顧過1000多個産婦，純母乳餵養率達到95％。

　　月嫂行業慢慢規範了，她專門去考了證，取得了催乳師資格、營養師資格，各種各樣的證件，摞起來高高的。

　　“20年前，誰能想到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她説。

　　“再過20年，還不知道變啥樣呢。”四川籍打工妹寒笑説。

　　寒笑今年46歲，在《打工五則》裏有個壓軸的戲份。她形容自己，“從自卑到自信，從普通家政工到保險公司金牌客戶明星”。

　　她初中二年級就輟學回家務農，17歲的時候，到縣城幫別人賣磁帶，後來又去重慶一家啤酒廠打工。20歲那年她結了婚，兩年後有了女兒。在女兒不到兩歲時，她離了婚。那一陣子，寒笑覺得“天都要塌了”。

　　然後，她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北漂，遠離家鄉的一切。

　　起初的很長一段時間，自卑在這個沒出過遠門的農家女心底瘋狂滋長。在城裏人面前，她時常不敢張口説話。大城市中陌生人投來的目光，也會讓她感到膽怯。

　　她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幫僱主照顧一個1歲多的小女孩，正好和她的孩子差不多大。每次面對僱主孩子可愛的笑臉，她情不自禁就會“想起老家我那沒有媽媽疼愛的女兒”。思念、牽掛，讓她的“心都痛了”。但在僱主家裏，她一點也不敢把心中的難受表現出來，只能強顏歡笑著。

　　她把對女兒的母愛，一股腦都傾注在了僱主的女兒身上。但僱主的孩子熟睡之後，她還是偶爾會望著窗外，悄悄地流淚，或是在深夜裏，在被窩裏偷偷地哭泣。

　　每年過年的時候，她既盼著回家，又害怕回家，因為這個離了婚的女人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家人。一看到別人拖著大包小包買票回家過年，她的心情反而變得沉重。歸家的路對她而言，“格外不好走”。

　　再次見到女兒時，曾經牙牙學語的小丫頭，已經是個6歲的小姑娘，長高了。母女兩人3年多沒見，剛一照面，甚至“不敢相認”。

　　她帶著女兒去路邊的小攤吃家鄉的小吃，給她買新衣裳，但也僅此而已。寒笑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去“安排女兒今後的生活”。短暫的相處之後，儘管從女兒的眼中看到了依依不捨，她也只能再次離開，回到北京繼續漂泊。

　　她把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講給台下的打工姐妹們，“希望別人別像自己當年那樣傻”。

　　成梅是親眼看著劇社成員雪花，怎樣一步一步走出往日陰影的。

　　雪花把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經歷寫成了劇本，劇名就叫《如荒漠的家》。2015年元旦，劇社的晚會上，雪花站在臺上，出演了自己的角色。演到最後一幕，她舉著離婚證書在舞臺上吶喊：“老天啊！我終於解脫了。雖然我現在一無所有，但我獲得了自由！”

　　觀眾在台下使勁鼓掌。

　　在排練的時候，雪花偶爾也會哭泣。成梅很理解她的狀態，她會抱著雪花安慰：“這不是你的錯。你勇敢站出來了，就是給其他的姐妹作了榜樣，就是幫了很多和你一樣遭遇的人。”

　　在成梅的印象中，雪花人瘦瘦的，保養得很好，文字功底也很好。她寫的劇本，是被劇社採納最多的。

　　目前，《如荒漠的家》已經被搬到其他社區和社團修改演出，算是地丁花劇社推出的影響力最廣的短劇。

　　“剛離婚那兩年，一想起來我就哭，忍受了那麼多年，我當時怎麼就沒打他幾下啊？”雪花曾口述自己的經歷。

　　很長一段時間裏，她會時不時掉下眼淚，29年的家庭暴力，就像烙在她心口上的一道傷，她用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力氣，去癒合自己的傷口。在她看來，遭受家庭暴力，是一種羞恥和軟弱的象徵。

　　“他把家裏東西全摔了，然後拿起我的圍裙，把我綁在炕頭的三片暖氣片上，拳打腳踢，打我打到淩晨兩點多，打完就呼呼睡著了。我想上廁所，就叫醒他説求求你我想上廁所，他這才給我鬆開，然後又睡了。”雪花在口述中回憶。

　　當時，她的孩子就在旁邊看著，“嚇得嗷嗷哭”。

　　最絕望的時候，雪花腦子裏動不動就跳出“怎麼死”的念頭，摸電門，吃農藥……但一想孩子，自殺的念頭就消了。

　　即使是在她來北京做家政工之後，來自家庭的騷擾和謾罵也並未停止。

　　她在僱主家裏接到了謾罵的電話，隔著電話線，不堪入耳的字眼一個接一個蹦出來，聲音大到僱主都能聽到，僱主忍不住要勸她，“這樣的人別要了”。

　　起初她拿不定注意，有時候覺得離婚不好，有時候又覺得放不下孩子。後來，在北京生活得久了，她在僱主家，在打工妹之家，看到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許多人都勸她，該為自己而好好活著。雪花一點一點找到了勇氣。

　　終於她下定了決心要離婚，法院門口，她差點在光天化日之下挨了揍。幸好法院的人及時衝過來，把她救了下來。

　　“現在，我徹底不跟他聯繫了，這兩年精神剛緩過來。”雪花年過50歲了，成梅一路陪著她，鼓勵她多出去走走，也勸著她加入了話劇社。

　　雪花站上了舞臺，把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講給台下的打工姐妹，“希望大家別像自己當年那樣傻”。

　　她認識了一些和她有著相似經歷的小姐妹，這一回，雪花成了説出“跟他離婚”這句話的勸慰者。她用自己的選擇鼓舞她們，用她的話説，她“忍受了那麼多年”，知道那種被家暴的滋味，“太折磨人”。

　　雪花現在已經離開了北京，去南方發展。成梅偶爾和她還有些聯繫，她覺得，雪花比自己剛認識她的時候，要“開朗得多了”，在慢慢擺脫往日的陰影，也“更有自信”了。

　　“我們養老該在哪呢。在北京嗎？生活成本太高。回老家嗎？老家已經沒有了地，只剩一個戶口。”

　　對這些打工妹來説，打工妹之家，真的就像她們的一個家。

　　第一次去打工妹之家，寒笑“激動得差點哭了”。這個“在異鄉孤寂”的女人，就像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無法也不願撒手。

　　一到休息日，寒笑就要趕去打工妹之家，和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聊天。

　　雇傭她的那家人，奶奶和孫媳關糸不好，總為一點小事，就能吵得掀翻屋頂。寒笑想著法子幫她們化解矛盾。有時候奶奶嫌孫媳做的菜不好吃時，寒笑就説“是我炒的”，讓老太太朝著她撒氣。慢慢地，兩人發現了寒笑的用心，彼此更願意去理解包容對方了。

　　“每天都要求自己快樂地去面對工作，盡心盡力地去做好。”寒笑這樣説。

　　2007年，寒笑去了一家保險公司，做了一名業務員，一幹就是9年，客戶從0到200，從普通員工到金牌業務員。2008年，她再婚了，又有了一個女兒，生活于她而言，真的有了一個嶄新的開始。

　　但在北京的生活，仍讓她時時覺得，像在海裏漂著，看不到岸。

　　“我們養老該在哪呢。在北京嗎？生活成本太高。回老家嗎？老家已經沒有了地，只剩一個戶口。”寒笑説。

　　打工妹之家的姐妹們，大部分都“沒想過那麼多”，寒笑沒想過要留在北京，因為房子“太貴了”，落戶也“太難了”。最近的一輪房價猛漲之後，寒笑已經完全不考慮買房的事了：“漲吧，看看還能漲多高。”

　　大女兒已經20多歲，也來到北京打工，母女倆時有見面。小女兒剛8歲，在北京讀小學，至於將來的教育問題，“要看到時候的政策了”。

　　寒笑想過，老了以後，要離開這座壓抑的大都市：“北京生活成本高，空氣又不好。我在想，能不能找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蓋一所養老院，把我們這些姐妹，都召集在一起，一起集體養老。”

　　苗彩麗的夢想也是開這樣一家養老院。

　　“目前國內還沒有專門的打工妹養老院吧？”苗彩麗打算等過幾年，公司的業績上去了，賺了錢，就去湖南，開一家她夢想中的養老院。最好是張家界附近，空氣好，景色好，而且地價也便宜。

　　苗彩麗剛開了一家月嫂培訓公司，公司的名字就以苗彩麗命名。開公司的初衷，是因為成梅的一句話。

　　“她問我，我有18年的月嫂經驗，為什麼不自己開一家公司，把經驗教給其他的打工姐妹呢？我越想越覺得有道理。我也想給我的打工姐妹做些事情。”

　　苗彩麗畫著精緻的眼粧，穿著旗袍，一雙眼睛大大的，滿是飛揚的神采。她覺得北京仍然是充滿機遇的，尤其是現在，二胎政策開放，正是月嫂這個行業的好起點。

　　她跟自己公司的每一位月嫂都簽訂了正式的合同，為她們繳納了社保，想讓大家未來的生活都更有保障一些。有許多從她老家來北京打工的姑娘，都進了她的公司。她上了她家鄉的報紙，被稱讚“創業致富不忘初心”。

　　在打工妹之家，她看到許多的姐妹，當了一輩子北漂，攢不夠一間廁所的錢，工資都供給了老人孩子，自己的養老毫無著落。沒有社保，等到老了，幹不動活兒了，就將面臨老無所依的困局。

　　“指望孩子？孩子自個兒還等著父母搭把手呢。”説著，她嘆了口氣。

　　那是一種貼著地皮生長的小花，在農村隨處可見，不嬌艷，生命力頑強，就像地丁花劇社社歌裏描述的那樣，“一簇簇，伸展著身軀，努力開放”。

　　綵排到第五幕，9個打工妹站成一排，一場即興演出開始了。

　　大家開始介紹自己。

　　“四川。”

　　“山西。”

　　“河北。”

　　“河南。”

　　“甘肅。”

　　大家一開始還有點拘束，到後來，你一言我一語地，都放開了。

　　“甘肅有很多柿子。請大家去我們家吃油潑辣子biangbiang面！”

　　“我的老家有大峽谷，還有汾酒。”

　　“我們那裏有衡水老白幹！大家都來嘗嘗我們家鄉的特産！”

　　一袋子點心被拎了出來，氣氛立刻就熱烈起來。

　　“其實，我們一年在家裏的時間都很短，春節回去幾天，過了春節，又急急忙忙趕回北京，大部分時間是在北京度過。”寒笑説著即興發揮的臺詞，“我們的家究竟在哪？哪才是我們的家呢？”

　　“當然是在北京了！”扮演劇中打工妹“侯子”的劇社成員揚聲接了話茬。“北京才是我們的家。”

　　“北京卻未必讓我們把這裡當成家。”不知是誰，在人群裏插了一句。

　　“當初只是想出來打幾年工，掙點錢，早晚還要回老家去，可是現在呢，老公孩子都在北京，連父母都跟著來北京了，老家都沒有什麼親人了。” 劇社成員劉春花説。

　　“是啊，老家也沒地種了。”賈慧鳳的聲音格外響亮，“北京也留不下，老家，也回不去啦！”説到這裡，她誇張地揚了揚手。

　　“20多年啦！”

　　“是啊，我都當媽了……”

　　“我都當奶奶了！”

　　在這裡，大家已經分不清，這是戲劇，還是真實的生活。因為打工者流動快，劇團裏的成員，前前後後加起來“有百來個”，常駐人員“有十來個”。

　　對於這個劇社的“演員”來説，什麼時間休息都要看僱主的時間。綵排時間，就像是幹海綿裏的水一樣，再怎麼用力擠，都顯出捉襟見肘的窘迫。

　　最懸的一次，演出還有半個小時就要開始了，一位主要角色因為僱主臨時有事，遲遲沒有出現，演出差點就開了天窗。最後，那位劇社成員幾乎是踩著點兒上的舞臺。

　　距離這一回的“十一”演出還剩下7天，最後一次綵排上，由於臨時調換演員的緣故，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沒有背熟臺詞，她們不得不捧著A4紙列印的劇本，一邊走位一邊背。

　　賈慧鳳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演話劇的場景。 “那時候哪知道劇社是幹什麼的啊？”賈慧鳳大大咧咧地説，“還以為就是唱歌跳舞之類呢。”

　　第一次上臺的時候，賈慧鳳演一個農村老太太，燈光一打，台下一大群人坐著，盯著她，她“心跳快得像是要缺氧了”。

　　現在的她心理也放開了，念臺詞都可以不用麥克風，有需要的時候，她甚至可以在地上打滾兒。

　　“我都大幾十的人了，還能上北京的舞臺呢。”她自豪地説。

　　5年前，帶領大家演話劇，是成梅的主意。

　　成梅穿著一條到腳踝的白色蕾絲長裙，扎著棕色的腰帶，踩著一雙白色平底休閒鞋，過肩的長頭髮披散下來，腰身細細的，大家都羨慕地説：“身材真好”。

　　同樣是農家女出身的她，喜歡看綜藝節目，看演出，看電影。她跟劇團的每個人説，要明白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她説：“我最想要的是自由。”

　　她的奶奶是童養媳，是個典型的小腳女人，她爺爺早早就去世了，奶奶就這麼守了一輩子。她的母親家裏有姐妹3個，給她的4個舅舅換了親。

　　打小兒，有一個念頭就在成梅心底，慢慢生了根發了芽：決不再過和祖祖輩輩的女人們同樣的生活。

　　家裏人都説她性子野，像個男孩，但在成梅自己看來，“我就是我”，性別並不重要。她來到北京，成了北漂，在超市發過傳單，在公司當過文員，有時候同時打著好幾份工。

　　在成梅眼裏，地丁花劇社是個草根劇社，講的也都是草根的故事。

　　這些打工妹把自己都稱作“地丁花”。那是一種貼著地皮生長的小花，在農村隨處可見，不嬌艷，生命力頑強，就像地丁花劇社社歌裏描述的那樣，“一簇簇，伸展著身軀，努力開放”。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寒笑、雪花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