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牢從嚴治黨的政治根基——寫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之際

　　（一）最艱難的成功，不是超越別人，而是戰勝自己；最可貴的堅持，不是歷經磨難，而是保持初心。

　　從神舟飛船把中國航天員送到“天宮”，到中國高鐵不斷創造新的世界紀錄；從“一帶一路”打開闔作共贏的築夢空間，到G20杭州峰會留下的中國印記……剛剛過去的這些日子，人們為“行進中國”的腳步震撼之時，也把目光投向中國的執政黨。

　　今年國慶期間，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給出的兩組數據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到1976年，27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31歲；1978年至2014年，作為衡量物質生活水準的消費水準，年均增長率是7.9%，比任何國家都高。“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中國所取得的社會成就，和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相比都是最偉大的”。觀察家感嘆，“只有理解了中國共産黨，才能真正理解中國”。

　　這個走過95年曆程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也時刻面臨著如何理解自身的命題。如果説，帶領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壯麗征程；那麼，讓一個黨員比德國等歐洲大國人口都多的大黨時刻保持初心、不斷煥發生機，無疑更是一個世界級的挑戰。

　　打鐵還需自身硬。黨的十八大以來，滌蕩“四風”，黨風政風為之一新；鐵腕反腐，黨心民心為之一振；強調“四個意識”，加強黨的團結統一，維護堅強領導核心；踐行群眾路線，倡導“三嚴三實”，推動“兩學一做”，深化黨內教育，鍛造合格黨員……中國共産黨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展示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在建黨95週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管黨治黨，必須嚴字當頭，把嚴的要求貫徹全過程，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分別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正是要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嚴肅黨內生活，築牢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根基。

　　（二）“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為什麼在管黨治黨中，黨內政治生活被放在首要的位置？

　　1981年，人民日報刊發時任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的《關於黨風問題》一文，提到這樣一個細節：抗戰時期，毛主席用電臺指揮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聲音，全黨全軍同志都無條件地執行。

　　為什麼僅憑“嘀嗒、嘀嗒”，就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讓全黨行動如一人？這是因為，延安時期，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有效的黨內思想教育，扭轉了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不正之風，全黨“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向黨中央看齊，維護中央權威、貫徹中央指令，為著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煙雨樓臺，革命萌生，此間曾著星星火；風雲世界，逢春蟄起，到處皆聞殷殷雷。”從古田會議首次提出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到延安整風建立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礎，再到改革開放之初制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95年來，一代又一代共産黨人在黨內政治生活這個大熔爐中，錘鍊黨性、砥礪品格，回答著這樣的關鍵性問題：黨員如何堅守誓詞，成為“政治上的明白人”？我們黨如何自我完善，成為一個“鄭重的黨”？

　　25年前，一場“平靜的葬禮”將蘇聯埋葬。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讓人深刻認識到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健康的政治生活、嚴密的組織紀律，助力蘇聯戰勝德國法西斯、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從官僚化、等級化，到放棄民主集中制、取消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蘇共亡國亡黨也與黨內政治生活失序失常有關。列寧曾説，“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決定黨的戰鬥力的，不僅是黨員數量，更重要的是品質。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正是要讓馬克思主義政黨既有真理的力量，又有人格的力量，既有崇高的理想，又有嚴明的紀律，在關鍵時刻信得過、靠得住、頂得上。

　　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這些長期探索形成的治黨經驗，是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範。什麼時候嚴肅對待這些規範，就能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反觀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時期，往往也是政治錯誤集中爆發的時期。“左”傾路線大行其道，“反右”擴大化、大躍進，乃至文化大革命，給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造成重大損失，無一例外都是黨內政治生活出了問題。

　　在許多人看來，建黨95年、執政67年的中國共産黨，依然是“亞洲乃至全世界最有活力的政黨”。探求中國共産黨的秘密，一個關鍵就在於，中國共産黨能以經常性、嚴肅性的黨內政治生活，實現黨內團結，統一黨內意志，並把這個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即便只是簡單的“嘀嗒、嘀嗒”聲。

　　（三）“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1945年4月，“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向何處去”成為一個關鍵問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這樣發問。

　　“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於領導？”1980年2月，改革開放大幕初啟，中國邁開追趕世界的步伐，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這樣發問。

　　“你們都知道溫水煮青蛙的故事吧？”“杭州雷峰塔是怎麼倒掉的？”2013年9月，中國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朝著民族復興邁進，習近平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上這樣發問。

　　三個歷史時期，三次深刻發問，貫穿其中的，是深切的憂患意識，是治黨的責任擔當。而不斷發展的，則是對不同時代命題的深刻把握、對不同階段任務的深邃思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既賡續我們黨95年形成的優良傳統，又適應新時期的新特點、新挑戰，就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要求——

　　視之為黨旺盛生機的“動力源泉”，喻之為黨優良作風的“生成土壤”，強調這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標誌”……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對黨而言，這是“解決黨內自身問題的重要途徑”；對黨員而言，這能不斷增強黨性，築牢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深刻認識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深刻認識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嚴重後果，才能不斷去“雜質”，全力防“污染”，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

　　“固本培元”，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激濁揚清”，讓歪風邪氣無所遁形；“立規明矩”，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以上率下”，領導帶頭立標杆、作示範；“繼承創新”，賡續優良傳統、不斷改進創新……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方法論，圍繞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嚴格黨的組織生活等重點內容展開，保證我們黨能不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講政治是突出的特點和優勢”“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增強政治意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擺布”，增強大局意識；“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增強核心意識；“經常、主動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增強看齊意識……十八大以來，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讓“四個意識”成為8800多萬黨員的“思想底色”，使全黨更緊密地凝聚在一起、團結在一起，使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四）《論語》中説：“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如果黨內政治生活的大熔爐長期不生火，變成了沒有溫度的冷灶臺，就會失去其應有的功能。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440多萬黨員，基本上都經受過革命戰爭的洗禮和對敵鬥爭的鍛鍊；改革開放之初，3600多萬黨員，絕大多數是1949年後入黨的；到2015年底，黨員總數已達8875.8萬，超過七成是改革開放後入黨的黨員。

　　黨員結構的變化，折射出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命題”。身份轉變、思想解放，從單位人到社會人、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組織管理模式變了、社會交往模式變了，如何應對時代場景的歷史變化？社會流動加速、利益多元多樣，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衝擊著黨員的思想、侵蝕著黨的肌體，如何應對廣泛深刻的社會轉型？

　　黨內政治生活松一寸，黨員幹部隊伍就散一尺。為什麼少數幹部“落馬”，腐化程度讓人吃驚？為什麼有的地方從政環境惡劣，甚至演變成“塌方式腐敗”？為什麼有的單位政治生態污濁，“潛規則”大行其道？種種問題，雖然各有成因，但都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黨員幹部缺乏嚴格的黨性鍛鍊。仔細審視一些黨員在信念、紀律、作風等方面出現的問題，無不與黨內政治生活的鬆懈有關。

　　毋庸諱言，一段時間以來，黨內政治生活不經常、不認真、不嚴肅的問題比較普遍。一是庸俗化。不講黨性講關係、不講原則講圓滑、不講正氣講“和氣”，把批評和自我批評變成“表揚和自我表揚”。二是隨意化。一些黨組織不按章辦事，黨內政治生活不及時、不堅持、不規範，黨內情況不通報不反映，黨內政治生活説起來重要、忙起來不要。三是平淡化。開會時看“出勤”而不講效果，討論時也發言而不管品質，習慣念報紙、讀文件，照本宣科走過場，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黨內政治生活重回正常化，讓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煥發出蓬勃生機，推動中國實現30多年的經濟騰飛。時隔36年，十八屆六中全會將制定新形勢下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也正是要以充滿政治性、原則性、戰鬥性、時代性的黨內政治生活，鍛造一個更加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引領中國在新的起點上整裝再發。

　　（五）毛澤東在《共産黨人》的發刊詞中寫道，“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黨內政治生活的大熔爐，如何越燒越旺？

　　思想政治建設是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總開關”，也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靈魂問題。周恩來曾提醒，“所謂支部生活，並不是僅僅開會聽政治報告、交納黨費就算完事，最要緊的是討論當地的政治問題、工作問題”。什麼是政治問題？是補充理想信念這一精神上的“鈣”，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一黨和國家的生命線，是踐行密切聯繫群眾這一根本工作路線，是增強黨的意識、黨員意識、宗旨意識，堅守真理、堅守正道、堅守原則、堅守規矩，上下一心、令行禁止，維護中央權威，向中央看齊。

　　紀律是我們黨的生命線，也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保障。毛澤東在延安時説“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蔣介石敗退台灣後感慨“共産黨有紀律，國民黨沒紀律”，在今天仍值得深思。對黨員，紀律是高壓線；對政黨，紀律是生命線。“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黨內不允許有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黨員”“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猛藥去疴、壯士斷腕的決心從嚴治黨，必須使各項紀律規矩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

　　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産黨的最大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制度特點，也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2016年初，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批示，要求各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重溫毛澤東同志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時隔67年，這篇經典文獻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正是因為它通篇貫徹著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論。著力解決“發揚民主不夠、正確集中不夠”等問題，“促使全黨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辦事”……把握好民主與集中的辯證法，才能真正發揮好我們黨這一“最大的制度優勢”。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也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有力武器。在某地黨委一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專題民主生活會上，10個上訪戶代表列席；被問及感受時，一位上訪戶説，領導坐在前面，是不是紅了臉、出了汗，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他的脖子根都紅了，這樣的效果我很滿意。強調“不是聽你們講鶯歌燕舞的”，警示不能讓“利器”變成“鈍器”，“大膽使用、經常使用這個武器，使之越用越靈、越用越有效”……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重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掃除了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讓黨的肌體更健康。

　　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增強黨的團結統一，提高黨的凝聚力、戰鬥力、創造力，這“是比什麼都還重要的事情，是解決黨的一切任務的中心關鍵與決定因素”。

　　（六）鄧小平在《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一文中指出，“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黨的問題，這不僅是我們這一代的問題，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問題”。而在這前後相續的征程上，不斷完善黨內政治生活，也需要把握住兩個坐標：一個是“歷史”，另一個是“現實”。

　　多次引用“跳出歷史週期律”的窯洞對談，深情講述焦裕祿、谷文昌的事跡，在西柏坡的“六條規定”前一一對照……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歷史中體會信仰的力量、闡釋傳統的價值，尋找新的時代條件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正能量。弘揚“紅色傳統”，構成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歷史坐標。

　　回望黨內政治生活的紅色傳統，一些好經驗，在一代代共産黨人中傳承。延安整風時期，南方局機關的一次黨小組活動中，小組長請周恩來作總結。周恩來卻拒絕了，“該小組長作總結。……在這裡，大家都是同志。開黨小組會，我們都要受組長領導。難道有什麼特殊黨員嗎？”回望黨內政治生活的紅色傳統，一些好做法，也是在不斷探索中成熟的。經過長征路上的失敗和反思，民主集中制才真正成為組織原則和根本制度；“反右”擴大化、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錯誤，促成《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制定。無論是黨員用嚴格的作風書寫的答卷，還是黨組織在艱辛探索中找到的方向，都是我們黨能夠永葆生機的秘訣所在。

　　“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夥夥、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製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願、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習近平總書記曾以“七個有之”概括黨內政治生活存在的問題，讓不少人驚出一身冷汗。點名批評西湖邊的會所，嚴肅處理拉票賄選案，深入剖析巡視發現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問題的深刻認知中，抓住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痛點、盲點，對症下藥、祛病強身。保持“問題意識”，構成了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現實坐標。

　　俄羅斯著名學者尤裏·塔夫羅夫斯基認為，中國共産黨“最大的挑戰是在實踐中把中國革命鬥爭傳統中黨的紀律和追求快速盈利的市場經濟固有特徵結合起來”。當此之時，發展任務繁重，尤需以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增強決策的科學性，激發工作的動力源；利益多元多樣，尤需以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增強黨員的紀律性，促進行為的規範化。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成。中國共産黨執政成功與否，黨內政治生活嚴肅與否，最終體現在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水準上。

　　在現代政治學看來，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在歷史與現實構成的坐標係中，我們黨把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思考，鍛造成可靠的規範性力量。今年“七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國共産黨問責條例》，成為建黨95週年的一個“獻禮”。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巡視工作條例，還有這次六中全會將要審議的黨內監督條例……十八大以來，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不僅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更是一次“制度上的探索”。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把傳統的優勢凝固成制度的底座，把現實的問題關進制度的籠子。從價值路徑上的固本培元，到實踐路徑上的以上率下，再到制度路徑上的立規明矩，以黨內政治生活規範化，帶動國家政治生活規範化，這是推進黨內法規建設的必經之道，也成為推動國家法治進程的必由之路。

　　（七）費正清曾説過，中國共産黨“滾雪球式的迅猛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組織奇跡”。而美國學者福山在比較中美兩國政黨政治後得出結論，“中共具有強大政黨能力”。

　　“就政治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黨的數量，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和適應性。”政黨能力是影響一個國家政治發展和政治文明的關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當中國共産黨掌舵“中國號”巨輪之時，政黨能力的提升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同構的。

　　以此考量，才更能理解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意義。在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戰略佈局中，全面從嚴治黨是“四個全面”之魂、戰略中軍帳之帥，體現了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的統一，體現了黨的建設與治國理政的統一。“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最終體現到調動廣大黨員幹部積極性、推動事業發展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論斷，揭示了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現實靶向：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到什麼階段，黨的建設就要推進到什麼階段，讓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協同推進、相得益彰。

　　以此考量，才更能理解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世界意義。中國共産黨的執政模式、治理模式，中國共産黨自身的建設模式、管理模式，提供了一條與西方不同的道路。當美國總統大選中兩黨競爭形同鬧劇，當一些國家的多黨制讓政治日益碎片化……更多人尋找著“中國為什麼行”“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的答案。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不僅是中國共産黨的成敗所在、中國的興衰所繫，也會給世界以新的視角、新的方向。

　　“我們這一代共産黨人一定要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國家建設好，把我們民族發展好，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我們聽到了一個政黨的時代之音，看到了一個國家的奮進之姿，感受到了一個民族的深沉呼喚。

　　（八）中共七大召開之時，毛澤東致開幕詞説，“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

　　在作為中國改革標誌之地的深圳蓮花山上，有座名為“自我完善”的塑像：半身大力士揮舞著錘頭和鑿子，劈開大石，雕塑自身。

　　繼承前人的事業，進行今天的奮鬥，開闢明天的道路。這是自我書寫之路——“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吐故納新道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智慧。這也是自我完善之路——“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不忘初心、繼續前進”，趕考奮進道出引領民族復興的決心。

　　更偉大的成功還在孕育，更艱巨的任務仍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