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學家去哪兒了 科研圈存在嚴重性別失衡問題

　　直到被問到那個自己答不上來的問題，33歲的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才意識到，科研圈記憶體在嚴重的性別失衡問題。

　　他所在的高校，女生數量一直在增長，這也是全國趨勢。教育部統計，到201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中女生數量連年超過男生。根據中國科協的數據，到2013年我國女科技工作者已經超過了2400萬人，幾乎要佔到全部科技人力資源的四分之一。

　　一次聊天中，另一位教授問王立銘：“咱們兩人的學生裏，女生男生數量幾乎相同；但是在你和我的研究所裏，女教授的比例似乎都不到總數的一成。那麼，最後沒有做教授的女生都去哪了呢？她們憑空消失了嗎？”

　　王立銘一驚。身為兩個女兒的父親，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替女兒們搞清楚，她們將面對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他過去研究的是“果蠅爭鬥性行為”之類的生物學問題。這次，他找到不同高校的朋友幫忙，發出了國內學術機構性別問題調查問卷。兩周內，收到了1600份有效問卷。

　　問卷印證了學術界“消失的女生”現象。67％的受訪者表示，女性教授“較少”或“極少”。統計到的超過1000名教授中，女性只佔兩成。即使是在日常經驗中“更適合女性發展”的人文社科類院係，女教授的比例也不超過三成。

　　稀缺不只體現在教授職稱上。中國科協數據顯示，2013年兩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長江學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國青年科技獎獲獎者中，女性佔8.4％。

　　多項研究指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現了“高位缺席”現象——越往象牙塔的頂端，女性越少。

　　從2400萬到孤單的塔尖，這之間發生了什麼？

　　分岔的路口？

　　清華大學教授顏寧對此深有體會。

　　今年，她去參加瑞典結構生物學年會，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報告人中女性眾多。而她在國內參與組織的幾次國際會議裏，想要實現“女性報告者不少於20％”這一國際慣例都是相當困難的。

　　回國後的一次演講中，顏寧指出，每年參加博士生入學面試，如果純粹以應試者的成績、現場表現，“也許我們錄取的70％”都應該是女生。在實驗室的表現中，女生也從不落下風。但到了求職的時候，分化産生了。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階段，女性銳減。

　　“我慢慢意識到許多女孩子、特別是我自己的學生，並不是沒有實力，只是因為社會家庭的共識，因為在某一階段或主動或被動地必須做選擇題，而脫離了她們本來挺有天賦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這位一向不喜歡被冠以“女科學家”稱號的女科學家説。

　　她多次倡議，“賦予父親休産假的權利”，以保障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事業訴求與事業發展連貫性。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纓專注于女性科研人才研究已經數年。接受她訪談的每一位搞科研的媽媽都表示：生育後滿腦子都是孩子，塞不進任何東西。

　　而這時，擺在她們面前的道路開始分岔了。

　　馬纓的調查發現，“生命週期”影響了女性科研人員的表現，生育是其中的重要節點。中國女性科研人員平均生孩子的年齡約為30歲。在孩子上幼兒園（大約3歲）之前，孩子的照料任務主要是由女性承擔。

　　這似乎是生理上無法避免的。等孩子上了幼兒園，女科研工作者們仍然可以選擇回到崗位上，“把時間安排好”，繼續科研路。

　　而實際上，生育只是漫長家庭生活的開端。馬纓調查顯示，35歲之前，女性科研人員論文數量與男性同行差異很小。而36歲開始，女性開始落後，直到50歲與男性開始拉開顯著的差異。

　　天文學博士後楊景（化名）覺得，相對於那些涌向職場的女同學，一直沒離開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己算是幸運的了。

　　她面臨著博士後出站、爭取編制的壓力。但目前看來，這種壓力不會因為性別而比其他競爭者沉重多少。畢竟，衡量科研工作的標準很現實：論文發表篇數多少、期刊影響因子高低、參與項目大小。男女都一樣。

　　楊景的好友裏有一位新晉媽媽。生育對於她來説，“基本意味著兩年沒有了”。備孕，哺乳，照顧寶寶，每一項都牽扯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時候，星體如何運轉只能扔到腦後，最大的學術難題是如何止住小傢夥啼哭。

　　楊景的導師中不乏“兼顧家庭和事業”的女性楷模。她覺得，那些生育後學術上放慢步伐的女性只是不夠“努力”去平衡。當然，這也並不可恥，因為“每個人追求的幸福”並不一樣。

　　馬纓的朋友中就有一對夫妻，同年畢業進入同一家科研院所，如今雙雙年過四旬。丈夫是學院的領導和一個重要項目的負責人，妻子則從事科研輔助的工作，不在科研一線了。

　　“當年你成績還好一點啊，後悔麼？”馬纓問她。她則笑著表示，有家庭生活很滿足了。

　　楊景也不知道自己將來如果結婚生子，會不會也像很多女性前輩一樣步步後退。她身邊有更多女同學，甚至畢業後再沒進入科研一線，而是直接從事了科研輔助工作，“穩定、方便照顧家庭”。

　　科研世界裏的女生們沒有消失，她們只是逐漸隱形了。

　　在王立銘看來，仿佛每個人都做出了當下最合理的選擇，這種個人選擇也值得尊重，但更大的不合理因此發生了——“這個國家失去了一半人口的科研智慧”。

　　善意的歧視？

　　在社會學博士董一格看來，這種自我選擇的背後是一種“自我邊緣化”——“為什麼我們從來不問一個男的如何兼顧家庭和事業？他根本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女生有一份漂亮的履歷：考上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後來轉到香港大學讀完本科，再去芝加哥大學讀社會學碩士。但優秀如她，還是經常無法對一個問題給出滿意答案：啥時候結婚。

　　這似乎是女性必答題之一。“我們的文化價值裏有一些對兩性的預設，你會自覺不自覺地複製了這種不平等的邏輯。”她説。

　　而在上升渠道看似公平敞亮的象牙塔裏，性別歧視也通常是完全不自覺的。

　　王立銘的調查發現，男性和女性似乎生活在不同的校園裏。絕大多數女性受訪者在學術活動和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性別歧視的存在。而與之相反，大多數受訪男性根本沒有意識到性別歧視問題的存在。

　　在女生們看來，這種歧視是隱形的，包裹在善意裏。

　　楊景的老師曾對她表示出殷切期望：“你雖然是女生，但希望你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楊景很受激勵，但同時也隱隱約約感到，這默認了女生一般情況下對自己要求不高。

　　而王立銘身邊也充滿了類似偏見：“對女生就多照顧點”“女生不適合讀博士了，讀個碩士找個穩定工作最靠譜”……

　　董一格和其他有留學經歷的女性朋友在一起吐槽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怎麼能理直氣壯地説出這麼不正確的話來？

　　在美國留學時，她身邊的教授對性別問題非常敏感。這也自然，任何不當的言論都會遭到輿論攻擊，甚至有可能被起訴。即使是諾貝爾獎得主，也會因為性別歧視言論而遭到炮轟，被迫辭職。

　　她較真兒，經常在網上與帶有歧視色彩的言論吵架。有趣的是，吵架的帖子裏她的支持者寥寥，而私信箱裏卻經常收到長篇的鼓勵。

　　“大家其實都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只是不願意公開表達出來。”董一格分析。

　　“巨大的文化壓力下，沒人願意做一個trouble maker（挑事者）。”她説。

　　“雄性的領地”？

　　即使現在對性別問題關注如王立銘，也不會在同事聚會時“與人較真”。那些不合適的話，聽過也就聽過了，並不好做糾正。

　　歧視在孩子成長期就存在了。王立銘從小常聽見老師説，“女生上了高中就成績不行了”，或者“女生不要學理科”。當時的小男孩並沒有覺得有問題，反而還生出一種優越感。直到進入大學，和許多女科學家共事，他才意識到自己對女性能力的成見毫無道理。

　　當做了爸爸，他開始擔心：女兒也會聽到這些錯誤的暗示，怎麼辦？

　　而即使是精英高校的學子，也無法完全擺脫來時的土壤。他的實驗室裏有很多優秀的女生，想法新，很會設計試驗、分析問題。而當畢業抉擇時，她們中的一些最終選擇了離開校園，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支持家庭，縱使對科研仍有留戀。

　　王立銘驚訝地發現，這些女生家庭的重男輕女意識強烈，即使女兒進入名校，還是無法扭轉。

　　他説，在整個社會文化的預設裏，科研本來就是片“雄性領地”——“大部分人談到科學的時候，第一反應想到的八成是一個老頭子，很睿智深沉”。

　　董一格覺得，在這樣的預設下，女性科研工作者上升的路徑之一是完全抹殺女性身份。

　　這已經被驗證可以成功。在一次科學家會議上，一位生育了三個孩子的85歲老科學家坦言，除了在“三八節”，自己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女性。

　　她的努力可以看作扯掉性別標簽的嘗試。而社會回應的另一笑話則更加不友善：“世界上有三種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這個評價曾經讓楊景一度很不舒服。她還是嘗試著讓自己“習慣”起來，甚至在別人提起前主動自我調侃。但是，當工作結束，現實與未來的壓力一同襲來，她還是會感到迷惘：我能走到哪一步？

　　著名女數學家王小雲在一次演講中回憶：自己很想像男同事們一樣，下班可以喝酒聊聊工作。但她還需要買菜做飯接孩子，身邊的媽媽都無法與她聊數學。於是，她養成了一個習慣：一邊做家務，一邊思考數學問題。

　　在董一格看來，這是一個屬於男性的世界。她很煩別人提起“男女還不平等，女性都要爬到男性頭上了”，或是“我們家我老婆做主，這還不女權嗎？”

　　她學習社會學，認為看清一切關係的切入點是利益——當最前沿的研究、最受關注的項目都由男性主導時，男性掌握著結構性優勢。

　　王立銘不覺得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但他也感慨：“無論是研究方向、專業、學科、領域，只要是比較積極地影響這個世界的事情，女性都面臨問題。所以你説女性都消失了，她們其實不光是從學術界消失，還是從大多數能影響這個世界的地方消失了。”

　　在董一格看來，現在中國經歷的，美國已經歷過一遍了。

　　她曾經雄心勃勃地找一個非常有名的女性社會學家介紹自己的課題，和中國性別不平衡有關的研究。老師表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並不新，因為美國學術界已經歷過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

　　她的很多老師都是50多歲的女性，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讀的博士，那時學術圈內發起的女性運動正在開花結果，哈佛大學出現了第一位女校長，美國社會學學會連續産生幾位女主席。

　　她期盼著目前對性別議題的關注能到開花結果的那一天。

　　變化終究是在發生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在2010 年評審工作中首次提出“同等條件下女性優先”的政策。自2011年起，將青年科學基金中女性申請年齡上限放寬到40歲，較男性的35歲增加了申請機會。2012年設立的優秀青年科學基金中，將女性申請年齡上限設定為40歲，較男性的38歲增加了2年的申請機會。

　　在國外，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NSF）設立的瑪麗·海姆項目，只面向那些“由於家庭責任或配偶遷徙而中斷或延遲了自身職業發展的”女性。荷蘭研究理事會的一項計劃，則幫助較低職稱的女性開展科研項目。

　　董一格是個河南姑娘，中學時轉入北京，對自己的口音特別敏感，經常被對“外地人”的調侃傷害。再後來輾轉求學，她逐漸意識到，對抗所有的歧視，無論是針對地域、種族還是性別，都需要更多一點警惕和敏感。

　　“改變就從公共輿論中明確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開始吧。”她説，“我們需要一點‘政治正確’。”

　　因此，她選擇較真兒。記者 王夢影

　　（原標題：“男人、女人、女博士”……女科學家到底去哪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