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用法治為網絡直播托底

　　日前，一段網絡主播涉嫌直播偽慈善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引發了網友的關注。記者從涼山彝族自治州獲得最新消息，涼山州公安局已經成立專案組，趕赴事發的涼山州布拖縣進行調查取證。

　　涼山當地專案組已對此事介入調查，相信不久就會有結果出來。但針對此事的反思，卻不應該隨著個案的調查完畢而終結。

　　關於此事，輿論在傳播上都冠以“偽慈善”直播的稱謂，涉事主播也確實是打著慈善直播的名號，但該事件其實與慈善並無多大關係，至多只是説主播剛好是借助慈善的方式來行騙、斂財，而其本質，仍是當前網絡直播行業病態化的具體呈現。

　　必須承認，網絡直播作為互聯網時代“網紅經濟”的一種，並無原罪。然而，無論是這次的偽慈善直播事件，還是此前屢被曝光的存在色情、暴力、侵權等現象，都無一例外地證明，當失去了制度和規範的約束，網絡直播必將走向其初衷的反面，甚至帶來行業價值的摧毀。

　　網絡直播的內容、方式盡可以多元化，但並不意味著無遠弗屆，可以無拘無束。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應有清晰的底線。這種底線，既包括行業的自律要求，社會的道德原則，也包括各個領域的行業法規，乃至大範圍的社會法律。拋開社會固有的道德底線不談，比如涉及慈善的直播，那就必須優先尊重《慈善法》的相關規定，其後才可以談直播的“自主權利”。歸結到一點就是説，網絡直播，也是“無規矩不成方圓”。而在法治社會，最大的規矩，便是法律。

　　作為新生事物，不可否認，網絡直播在最初走在了行業監管規則的前列，也留下了一定的模糊地帶，給一些行業從業者鑽了空子。但隨著立法與規則制定的跟進，這種模糊地帶將越來越小。最具代表性的是，11月4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佈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並將於12月1日起正式施行。

　　《規定》的出臺，為網絡直播行為和行業管理劃出了界限。比如在定義網絡平臺的責任時，《規定》就指出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積極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配備與服務規模相適應的專業人員，具備即時阻斷互聯網直播的技術能力。並對直播實施分級分類管理，建立互聯網直播發佈者信用等級管理體系，建立黑名單管理制度。也就是説，不僅是具體的直播主播要有底線意識，直播平臺也應肩負起規範和約束直播行為的責任。具體以此次偽慈善直播事件為例，對於這種並非個案的違規直播行為，平臺方到底是未能發現還是予以了選擇性無視，也應當被納入事件的調查之中。

　　經歷了最初“野蠻生長”的網絡直播，是時候回歸法治與文明的軌道了。用法治為網絡直播托好底，直播行業方有可能收穫體面的未來。（作者：郝昆）